中国企业在美国法院抗辩美国反托拉斯法域外管辖的法律分析--评析美国企业诉中国菱镁矿销售企业价格串通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案

为应对美国可能的反倾销指控,中国菱镁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协调出口最低价格。美国相关企业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企业价格串通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中国企业抗辩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和美国法院的管辖权。本文分析了中国企业可抗辩美国反托拉斯法管辖的理由,着重分析了"国家强制主义"理论以及中国企业在应对美国反倾销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可能的反托拉斯法的问题。

反托拉斯法:契约的死亡还是契约的再生?——美国Stolt-Nielsen案之反思

由于公共政策对契约法对象的系统性"掠夺",有些契约进入反托拉斯法域;由于公私法身份区别,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似乎已经死亡。这种死亡之象主要来自:契约理论导入反托拉斯法存在三大障碍、合意产生的不能及成文法的介入。拨开死亡假象之云雾,Stolt-Nielsen案不是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再生的契机,而是契约没有死亡的征兆及对合意保护的庄严宣言,可以说,承诺制度已成为反垄断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伴随柔性执法方式的推广,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反垄断法豁免中的诺尔-本灵顿原则介评

诺尔-本灵顿原则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几个案例确立的联邦反垄断法中的一个原则,其主要含义是: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即使竞争者游说政府改变法律的方式将会削弱竞争,那么其行为也不违反反垄断法。诺尔原则是协调《谢尔曼法》的重要目标与公民请愿权利和各级政府有效决策之间关系的产物。诺尔原则对中国的反垄断法执法也有一定启发,在执法过程中应当全面协调经营者的竞争利益及其他经营者的宪法权利与政府行为的关系。

统一大市场监管视角下反垄断与金融监管之协同

推进金融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反垄断法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通过导入银行业组织价格卡特尔案件发现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介入金融领域垄断案件仍然存在着包括竞争政策与金融政策冲突、反垄断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二元对立、反垄断与金融监管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以及金融反垄断处罚畸轻等执法困境。造成这一执法困境的根源是工具主义和本位主义之争所造成的反垄断监管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割裂。为此,有必要基于统一大市场监管视角,构建起反垄断与金融监管的法律协调框架,就政策协调、治理合作、信息沟通、裁量处罚四个方面形成具体协同路径,以实现反垄断与金融监管之间的有效协同。

论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反垄断争议能否适用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是目前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司法实践表明,我国对于反垄断争议整体上采取不可仲裁的立场。但是,在欧盟、美国等法域中,已经出现了反垄断争议通过仲裁解决的先例,反垄断争议逐渐被纳入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可仲裁的范围之内。然而,分析我国反垄断法与仲裁法中有关垄断纠纷的争议解决制度以及部分典型案例,并与域外国家实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对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仍持谨慎态度。通过本次《仲裁法》的修订,我国亦应当将反垄断争议纳入可仲裁纠纷范围,并建立法院对涉垄断争议仲裁裁决的特殊审查机制,以协调反垄断法与仲裁制度之间的冲突。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反垄断法——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经济秩序 ,促进人类的共同繁荣 ,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课题。在这一问题上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发展中国家要落实平等发展的权利 ,打破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对市场和技术的垄断 ,对本国民族经济给以更多优惠和保护安排。而发达国家则以国际反垄断来控制跨国公司“非国家化”和“非中心化”倾向 ,维持本国经济的竞争优势 ,打压新兴市场国家日益提高的国际竞争力。因此 ,今后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 ,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严峻挑战。

行业协会价格卡特尔反垄断法规制的比较研究

行业协会的价格卡特尔行为同时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但我国相应的法律规制却并未得以完全体现,美国与日本的反垄断法在该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经验,这对于如何完善我国行业协会价格卡特尔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论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法律规制

在市场交易中,一方较另一方在经济上占优势地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法律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至少需要对"相对优势地位"和"滥用相对优势地位"作出法律解释。世界各国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立法主要有反垄断法、民法以及针对个别行业的行政规制。鉴于"相对优势地位"和"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期待一部法律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全面规制的难度比较大。

集体管理组织与著作权保护困境

著作权集体管理目前是行使著作权的重要方式。我国现有五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目前存在管理范围重叠、收费方式以及著作权使用费分配存有争议等问题。鉴于著作权集体管理比著作权人自行授权及著作权代理在理论上更有优势,所以对著作权集体管理进行完善很有必要,应完善许可使用费收取和分配方式,制定合理的管理费提取标准,并引入反垄断法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规制。

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法经济学分析

反垄断法的实施分为公权实施和私人实施两种,美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情况比较普遍,我国传统上看重的是公权力的实施作用,而忽略私人力量对反垄断法的实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在经济学上要满足几个条件,如信息不对称、激励机制、成本/效益最大化。通过对美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条件的分析,指出了我国目前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如起诉主体、激励机制的设计以及私权与公权力之间的协助关系。

美国保护虚拟角色的法律模式及其借鉴

娱乐业的发展产生了保护作品角色的需要。美国通过判例形成了较系统的作品角色保护模式。我国理论对此研究尚浅 ,有必要借鉴外国立法 ,建构保护虚拟角色的法律制度。鉴于美国采用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不正当竞争法交叉保护的模式 ,造成了过度保护角色的弊端 ,我国立法应合理界分作者权利和公有知识领域 。

数字经济下相关市场界定面临的挑战及方法改进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广泛适用,推动着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催生各类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不断涌现,给市场竞争模式、产业组织结构以及经营者具体商业行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经济下以平台为中心的商业模式扩展了相关市场上以商品基础功能为主的商品功能叠加竞争,双边或多边市场下的跨市场竞争与融合以及非对称性定价结构等情况越来越复杂,给现行的以单边市场上商品单一功能及其价格变化为主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带来诸多挑战,现有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局限性凸显。为及时回应数字经济下相关市场界定问题,应在厘清相关市场界定基本逻辑的基础上,回归对用户需求替代变量的检视,在价格变量逐渐弱化的同时,将用户注意力、数据及商品质量视为相关市场界定中的重要变量,并结合用户需求替代发生的具体场景,重视个案中相关市场界定的精准化分析。数字经济领域市场竞争方式逐渐由传统价格竞争转向用户注意力竞争和数据竞争,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和持续争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竞争优势及其维持,经营者为了在注意力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必须高度关注用户需求,不断优化升级商品质量,增值叠加商品功能,因此相关市场的界定必须考虑以用户需求替代为基础的用户可转向范围和数据转移成本,以体现数字经济下个性化、定制化、精细化特征对反垄断法适用的影响,同时凸显用户偏好在需求替代分析中的重要性。

知识产权滥用与反垄断法的适用标准探析——以美国、欧盟的反垄断立法为主要考察对象

关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判断标准,一直存在"公共政策"和反垄断规则两种争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常出现以反垄断法标准判断知识产权滥用的做法。以美国和欧盟的反垄断立法为主要考察对象并从知识产权的公共属性和私权的自我纠正功能两个角度分析,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滥用应采"公共政策"标准,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适用以该行为损害到市场竞争秩序为条件。

司法审查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行政垄断产生的经济根源——信息不对称及地方与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决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代理成本。司法审查可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问题以达到降低代理成本之目的,进而有效规制行政垄断。

论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是从时间、空间二重维度规范审查机构及经营者行为的制度安排。欧美申报程序规定大体一致,都采用了申报前的磋商沟通机制,且注重程序的公开;申报内容规定简单明确,但美国规定更细。欧美都注重对当事人辩护权的保护,欧共体执法机构更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美国更注重执法机构与当事人负担的平衡,欧美审限规定具体明确,是成本与效率的有效结合。我国应当扩大公开对象范围和事项,完善行政听证程序并规定当事人的辩护权,缩减审查可延长的期限并合理规定期限的中止。

大数据价格歧视行为之非法性认定研究:问题、争议与应对

大数据价格歧视是经营者基于数据分析而实施的个性化行为之一,其具有过度剥削消费者剩余和侵犯个人隐私的社会风险,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然而,现有的《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以及“数据保护规则”在适用上都存在争议,难以对大数据价格歧视行为进行有效规制。通过对《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以及“数据保护规则”立法目的与修法成本的比较与权衡后可以确定,展开对《电子商务法》第18条第1款的适用解释,明晰非法性认定的相关标准,是规制大数据价格歧视行为的最优解决方案。

体育判例对美国法律制度发展的促进

尽管美国有《业余体育法》这一国会成文立法,但是体育法律制度主要是通过司法判例确立的。近年来,美国体育领域的一些重要判例的出现,不仅促进了体育法的发展,并且对美国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反垄断法、劳动法、宪法人权保障法、民事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规则的促进上。

知识产权保护与防止滥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防止知识产权滥用成为十分现实的问题。我国当前知识产权工作的重点究竟应该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还是强化禁止知识产权滥用,对此一直存在争议。事实上,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在我国客观存在,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防止知识产权滥用问题上与《TRIPS协定》存在明显差距,亟需修改和完善。我们应认清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滥用的含义,厘清知识产权滥用的不同法律层次,充分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调整方式,保持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

从反垄断法的公法性质论其立法修改及完善

反垄断法被誉为"经济宪法",根本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其采用行政执法的方式,严重违法垄断行为者将承担强制性的法律责任,因此,反垄断法是一部公法性质很强的法律。而我国反垄断法就公法性而言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对严重垄断行为刑事责任的立法不足,行政执法程序中体现公平正义的听证程序的缺失,以及公益诉讼的立法空白。为实现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我国应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国国情,在刑事立法、听证程序和公益诉讼方面不断完善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上的卡特尔宽大制度

宽大制度是各国发现并查处卡特尔案件的主要途径,我国也规定了相应的制度,但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增强明确性:首先,需要对不同的宽大措施分别规定明确的证据质量标准与告发时间标准,以使告发者准确预知其告发行为能否获得宽大,以及获得何种程度的宽大;其次,为鼓励卡特尔参与人争先告发,须对宽大的人数与宽大的幅度进行科学设计;第三,应要求告发者在案件查处全过程中始终密切配合,作为给予宽大的条件;第四,为吸引卡特尔当事人进行告发,还必须为其提供必要的保护,防止其所提供的证据被用于追究其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