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欺诈行为识别技术综述

近年来,区块链技术和产业的迅速发展为经济和技术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之而来的是不断涌现的欺诈行为。这些欺诈行为不仅对用户造成了经济损失,也对区块链技术的信誉和发展带来了威胁。因此,识别和预防欺诈行为对于保障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的良性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区块链欺诈行为变化快、匿名性强,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给识别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针对这些挑战,目前已提出了相当多的技术方法。本文整理归纳了近五年来的相关文献,清晰呈现区块链欺诈行为识别技术的最新进展。考虑到识别技术的多样性,本文采用了两层的分类框架对其进行归纳。首先从业务场景出发,划分出不同类型的欺诈行为,涉及区块链洗钱、非法代币发行、庞氏骗局和钓鱼诈骗等八种行为。进而,再针对每一类欺诈行为,分析讨论对应的识别技术。通过对识别技术解析与归纳,本文将识别技术从具体场景中抽象出来,构建出一般化的识别技术体系。并基于这一体系对识别技术展开详细讨论,包括:区块链交易图构建技术、特征工程方法以及欺诈行为识别方法与模型。在识别方法上,本文重点关注了近年流行的区块链去中心化生态下的一些反欺诈识别工作,包括:跨链洗钱识别、去中心化平台的代币骗局识别等,此类欺诈行为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识别难度,与之相关的识别技术还较少,亟待得到更多的关注。最后,本文依据当前区块链欺诈行为识别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分析了未来技术趋势。

反诈宣传中警企社协同的框架分析、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在当前的反诈宣传形势下,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治理成为反诈宣传工作突破现有困境的新路径。警企社的协同是反诈宣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重要体现,在具体实践中,面临内生动力不足、协同空间分离、职责模糊和民众参与程度较低的困境。实现反诈宣传效能的提升,需要警企社三方从主体规范到系统运转,从目标建立到成果落实的全流程的优化规范,以营造全民反诈的良好氛围。

大学生反诈信息规避行为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目的/意义]探索大学生对反诈信息规避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方法/过程]基于SOR理论构建大学生反诈信息规避行为影响因素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研究模型检验。[结果/结论]研究发现,自我效能和负面情绪是使大学生产生信息规避行为的关键因素,且自我效能在信任倾向和信息规避行为之间、信息质量与信息规避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负面情绪在信任倾向、信息意识、资源可用性与信息规避行为之间均发挥中介作用。内部刺激中,信任倾向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负面情绪和自我效能,信息意识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负面情绪。外部刺激中,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自我效能感,资源可用性负向影响大学生负面情绪,信息过载对信息规避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反诈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理论依据。

面向社会关系网络的数字金融欺诈检测研究进展

在金融科技兴起的新时代,数字技术是金融业未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基于数字技术的欺诈检测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金融欺诈检测技术研究由传统的提升专家经验、优化机器学习模型转向探索面向社会关系网络的图机器学习方法。聚焦社会关系网络,基于网络分析的发展历程,从检测异常个人、可疑团伙和不良中介3类主体的视角,对金融欺诈检测的核心工作、典型应用进行了综述;归纳分析了面向社会关系网络不同类别的数字金融欺诈检测技术;并给出了面向社会关系网络的数字金融欺诈检测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生育保险欺诈行为分析及对策

当前我国生育保险欺诈骗保案件频发,欺诈行为呈现主体多元化、手段多样化的特点。结合舞弊三角理论分析欺诈行为成因,发现各主体面临的压力是导致欺诈行为的客观外因,信息不对称、制度不健全、监管效能低下为欺诈行为的实施提供了可乘之机,贪婪心理、从众心理、侥幸心理等自我合理化心态是欺诈行为实施的主观内因。因此,从减轻各主体压力、健全规章制度和监管手段、提高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三方面提出欺诈行为治理的对策,维护生育保险基金安全运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网络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南京国民政府被动迟缓的反应使中国抗战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率先为中国发声,不仅在国际上冲破了日本的舆论围困,而且还在日后的斗争中逐渐建立起一个多种形式并存且行之有效的宣传网络体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驱动力是维持该宣传网络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一网络体系的建立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各项行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科学工作者与爱国卫生运动肇始的宣传动员

1952年,面对美国细菌战威胁,国内外科学工作者前赴后继地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发掘细菌战证据,为我党和政府制定宣传动员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反细菌战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动员中,科学工作者既是专家证人,亦是积极的宣传者。科学工作者通过报纸、小册子、座谈会、展览会等多种形式,将科学工作重点逐渐转向“为大众服务”。科学工作者参与的宣传动员具有推进卫生防疫现代化、促进科学服务民众、提升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意义。

《晋察冀日报》中的漫画与抗战政治宣传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是党报史上的奇迹。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刊登了大量紧跟时事、通俗易懂且具有革命性的漫画,反映出当时的抗战形势与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具有促进边区发展,鼓舞抗战士气,推动民族意识觉醒的作用,肩负起了抗战政治宣传的使命。

基于知识图谱的银行反欺诈模型的研究与应用

针对传统的银行反欺诈模型已无法满足欺诈检测要求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知识图谱的反欺诈模型。该模型基于多源信息和高维衍生特征的大数据,构建知识图谱,对信贷个体进行全方位画像,分析关联关系,并抽取网络属性。从四大方面、两大维度挖掘风险特征,四大方面指个人基本信息、账户信息、征信和行为信息,两大维度指个人节点和网络结构。最后将风险特征代入LightGBM,判断是否为欺诈类型,并得到对应概率。实验表明,相比于仅使用个人自身特征的模型,使用个人特征加网络特征的模型效果更好,AUC和F1分数分别提升5.18%和5.71%。因此,该方案能够有效地为银行对个人信贷进行欺诈评估。

通信系统中的反诈技术应用

阐述现有业内反诈模式单一、误判率高,难以达到好的效果。为此,分析电信诈骗治理难点,提出相应的治理思路和应对方法。探讨互联网反诈、电话反诈的关键技术,并给出应用案例。

公安院校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专业人才培养是新时代公安院校警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安教育适应电信网络技术迭代更新的必然选择。当前,公安院校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人才培养面临教学内容滞后于现实需求、师资力量不足、理论与实践脱节、实习实训资源限制、校局合作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应从构建人才培养新理念和新格局、更新教学内容、优化课程设计、推进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健全校局合作育人机制、加强跨学科融合、优化实习实训资源、打造实战警务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提升公安院校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无人值守半挂汽车煤自动计量及卸车系统应用研究

主要介绍了无人值守半挂汽车煤计量及卸车的整体过程,包括自动化程度的提升、根据来煤计划自动分配指定的汽车衡称重、防作弊措施、计量及接卸效率的提升,以及员工工作方式的改变等。最终实现了汽车煤及厂内管理的全过程自动化和信息化,节约了人力资源,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为电厂燃料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医药企业营销管理中的风险及对策探讨--以“上海医药”为例

营销管理是医药企业适应市场形势变化、在市场浪潮中发展壮大的必要举措。本文研究分析上海医药在营销管理中所存在的风险,对医药企业一些共性风险进行归纳总结,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研究发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财务造假和潜在腐败问题是上海医药等药企的主要风险问题;为此,需要从政府立法、审计严查、企业自我净化、医药行业集采平台四个层面采取措施。本研究旨在给相关的医疗企业予以警示和启示,这对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乃至社会医疗体系的完善都有积极的作用。

叙事与呈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实践

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对外宣传中,中国共产党以抗战革命话语为核心,采用“图像叙事”“精英叙事”“他者叙事”的形式,使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不断渗入国际社会。在认识到图像叙事的宣传动员功能后,宣传工作者利用视觉化的表达方式,加速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认知模式的更迭。政治精英叙事则在起到宣传动员的同时,把知识分子转变成为革命动员服务的“宣传新人”,二者持续对外传递着中国共产党抗战革命的正当性意蕴。他者叙事更是让异质文化下的他者,在“革命化”的舆论场中形成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具身性认知”的前提下,实现对国外民众思想层面的舆论引导。

答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的时代之问——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不仅是网络强国建设的关键一步,也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对网络综合治理内涵进行解读,并对网络综合治理立法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加以评析。网络综合治理是一个动态过程,伴随新技术新业态新问题不断涌现,要在深化网络综合治理理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相契合认知基础上,在反诈实践中探索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激发共治主体的能动性,实现共治机制的长效性,发挥共治工具的有效性,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贯穿于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进程之中,以构建网络安全社会治理共同体,回应时代之问。

互联网虚假流量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研究——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虚假流量对互联网时代的经营者具有极大的商业诱惑性。基于获益模式的差异,虚假流量行为可以分为刷单获益型和指标获益型两种典型形式。司法实践中如何规制虚假流量行为不仅面临不同请求权基础的抉择,也将直面如何适用互联网专条的现实挑战。规制虚假流量行为的要点包括:一是要基于获益模式的差异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分类规制;二是适用互联网专条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规制时要对“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扩大解释,并适当降低其证明标准;三是应充分考虑互联网行业的特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商业惯例进行适当引入以保持规制与创新之间的某种平衡;四是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规制时要对消费者利益的反射性保护抱有充分的认识。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研究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高发多发态势,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给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提出重大挑战。介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状及主要特点,分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原因,从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行业管理、构建反诈体系、增强精准防范、强化案件侦查、加强跨境警务合作、提升宣传质效等方面提出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对策。

太行抗日根据地廉政宣传的实践及其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大抗日根据地,民主廉洁的建设卓有成效,这离不开各项廉政措施的积极推动。文章以廉政建设中的宣传工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考察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通过各项廉政宣传举措,养成干部廉洁奉公的意识,淬炼了革命队伍,增强群众对民主政权的信任感,在根据地内形成良好的廉政氛围,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美国医疗保险反欺诈项目现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公共医保欺诈问题严重,为此美国开展了一系列反欺诈活动。其中医疗保险欺诈和滥用控制(Health Care Fraud and Abuse Control,简称HCFAC)项目是美国政府反欺诈工作的一大亮点。文章以HCFAC项目为研究对象,简要介绍了项目成立背景、机构设置、反欺诈措施与法律依据等基本情况,通过对美国医保欺诈案例的变化形势与HCFAC反欺诈工作发展的分析,总结了HCFAC项目的特点。提出我国可以适当借鉴HCFAC的成功经验,完善反欺诈法律制度、建立专门的医保反欺诈机构、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和建立全国性医保大数据共享反欺诈平台,进一步打击欺诈骗保行为,保障医保基金安全等建议。

数字治理的刑法介入模式——以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变革为例

中国网络犯罪治理大转型的“波兰尼时刻”已经到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实践由直接的国家管控到间接的平台治理、由控制数字技术到净化数字生态、由单一的刑罚制裁到多元的部门法合作,驱动着网络犯罪治理从事后治理迈入数字治理阶段。刑法介入网络犯罪治理的核心问题也由规制范围的选择转变为与数字治理的不匹配,这一问题难以通过积极、消极抑或折中的法律内部视角解决,而是要在法律与治理的互动关系中探索更具数字化、更具想象力的答案:刑法应以间接治理的介入思维取代对网络平台犯罪预防义务的直接审查,重点评价网络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对公共义务的实质性履行;突破一律从严或一概从宽的泛化惩处思路,根据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数字化特征,确立更富针对性的评价尺度;超越刑法规制抑或行政规制的部门法分立视角,以部门法合作规制的新思维探索刑事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的协同作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