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辟佛思想诠论

北宋思想家李觏面对佛教盛行的局面,立场严正,坚定辟佛,应当视为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一个辟佛儒者,而不是亲佛儒者,更非阳儒阴佛之佛士,其辟佛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与时代特征。从辟佛的载体来看,他既撰有专门论文排佛,又利用儒者文人身份,独辟蹊径,以“佛记”反佛。从辟佛的思想脉络来看,他接续排佛传统,以礼义胜佛,开启了兼具纵贯的历史传统与横摄的现实礼义“十字打开”式的两大辟佛脉络。从辟佛的内容与形式来看,他明辨儒释,联“道”抗佛。他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角度辟佛,以经世致用为思想后盾,以儒术政治为排佛策略,深揭佛教弊端,诉诸现实政治,开显社会人伦大用。总之,李觏在保持儒家本色的同时,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辟佛之路。在文化冲突与交流并存的今天,全面反思李觏辟佛思想,对于确立文化自信,挺立文化自觉,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古代儒者的“反佛＂与“亲佛＂纠结以李觏为例

"以儒治世、以佛治心"是部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这种文化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儒家思想立足于"礼法纲常",其应对的是世俗世界的等级秩序与相互关系,而佛教思想则立足于"缘起性空"之说,其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最终解脱。因此,儒佛的不同向度与不同关切在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中表现为既融合又斗争的微妙关系。通过对宋儒李觏的"反佛"与"亲佛"纠结的个案分析,不仅可以展现古代儒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内在冲突,同时也可以此来观察作为古代儒者"精神妻妾"的儒佛二教的对立与融合关系。可以说,古代儒者展现的儒佛纠结关系,在一定意义上颇似于中国古代家庭的"妻妾模型"。

论袁黄与佛教

袁黄(1533—1606)是明朝后期一位著名学者、思想家。他与禅僧云谷法会等交游,受佛教"即心即佛"、因果报应等观念影响,由消极认命的宿命论者转变为积极积善改过的立命论者,佛教改变了袁黄的世界观、人生观,改变了他一生命运。袁黄奉持立命论,奋发作为,行善劝善,传授举业,出仕为官,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很大影响。袁黄护持佛教,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复兴,对后世佛教传播也做出了贡献。

论高丽末郑道传的“排佛论”

作为高丽末朝鲜初期的朱子学者,郑道传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全方位、彻底地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不仅批评了佛教僧侣出家、乞食等行为,还从哲学高度上对佛教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批判,并且从诸多方面辨析了儒家与佛教之不同。郑道传的排佛论为朱子学在朝鲜朝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佛教界在抗日救亡中扮演的角色——以戴传贤倡导的“佛教护国法会”为例

1930年代,面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颠沛凄苦,不分民族、不分界别的抗战序幕由此拉开。中国佛教界积极投身于现世救亡的斗争,开展了一系列抚慰战争笼罩下的民众心灵。国民政府元老之一的戴传贤是推动修建护国法会的最核心人物,他身体力行地发起了一系列著名的公共佛事活动。他以修建各种护佑国家为主题的藏传、汉传佛教法会为载体,以诵经说法、报国救难为弘法利生的重要方式,将佛教与国家政治有机契合,使西藏在内地呈现出一个和现代中华民族——国家整合在一起的西藏。戴传贤的救佛教即是救国的理念融入人心,使20世纪中期藏传佛教徒对中国通俗和政治文化的参与得到广泛宣扬,这种参与牢固地把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奠基于不可否认的坚实事件中。

论“反佛灭佛运动”与朗达玛

本文针对西藏历史上长期争议的"反佛灭佛运动"展开讨论,文章利用大量藏汉文史料,对"反佛灭佛运动"中倍受诟病的吐蕃赞普朗达玛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学术界普遍观点的意见,同时,较为全面地介绍和剖析了"反佛灭佛运动"的背景、过程、影响等,对客观评价"反佛灭佛运动"中的朗达玛具有重要作用。

韩愈反佛思想刍议

一直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韩愈是坚决反对佛教思想的。这其实是对韩愈的误读。韩愈的思想是对古代各家思想的兼容并蓄,而仅以儒学显罢了;韩愈对“佛迹”的批判,真正原因在于中唐时期的因佛害政与因佛害民;韩愈对于佛教思想理论是融汇接受的,其诗文创作理论及与佛教高僧的交往,正说明其对佛教思想是接受而非排斥。

“惠民”——韩愈思想之“根”

以“惠民”为基点,力图重新阐释韩愈的思想体系,认为反省儒学、建立“道统”、反对佛老、重提“治心”、推进古文运动、反对藩镇割据都是在“惠民”思想的指引下而展开的。

浅议韩愈反佛原因与影响

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人们反佛的关键时期,更是儒、佛、道三教大融合时期。韩愈终生积极反佛兴儒,努力探索封建宗法制度的重塑之道,客观上起到了遏制中唐佛教消极避世观念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开启了宋明理学之先河。

欧阳修《春秋》学思想考辨

《春秋》学在北宋时期为显学。通过对欧阳修研究《春秋》的解读,认为欧阳修一方面形式上理解《春秋》经与传的关系上,另一方面就内容上具体运用《春秋》。欧阳修对《春秋》的整体把握与运用,拓展了《春秋》的发展空间,对后人研究《春秋》有启发意义。

论唐代反佛斗争

唐代既是佛教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人们反佛的关键时期。傅奕、韩愈等人的理论批判揭露了佛教的欺骗性,使人们认清了佛教的本来面目和巨大危害。玄宗、宪宗、武宗对佛教的政治打击不仅使佛教势力暂时消沉下去,而且使人们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禅宗分化及南宗的发展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韩愈借鉴佛教的祖统说提出了道统说,李翱将佛教的修行办法运用到个人修养方面,为理学的创立提供了条件。"三教可一"的理想最终以"三教归儒"的形式得以实现,古老的儒家学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以禅悦之心构建审美乌托邦——废名小说简论

废名的小说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从人生的苦难出发,以禅悦之心建构的审美乌托邦文本。他以一种反现代性的姿态,坚持某种非中心式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废名小说也是从死亡中生长出来的文学文本,他从佛陀处借来一面“镜子”,把“实在心念化”,把世界幻化为梦,以审美的方式完成了对生命悲剧性的超越,为荒谬、虚无的生命赋予一种意义。

浅析朱舜水的反佛思想

朱舜水受明末清初理学清算浪潮的激荡,对形上思辨学风批判不遗余力,对佛释更是痛加针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舜水文集》中又有反对攻击佛教的言论,这其中原因何在呢?而更让人不解的是朱舜水自己对佛释有所取用,但却对某些宋明理学家的杂佛批评有加,这是为什么呢?因此,探讨朱舜水反佛思想矛盾的原因是很必要的。

韩愈排佛浅探

韩愈一生排佛不遗余力。与僧徒的交往并不影响他的排佛。韩愈排佛的关注点仅仅在于佛教对社会的危害,并不涉及佛教义理精微之处。韩愈排佛的成效不大,而且其在发展儒教的过程中还受到了佛教理论的影响。

韩愈反佛思想再解读

韩愈反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往分析多沿袭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的观点,仅就其反佛之一般理由,即破坏经济秩序、有伤国本、有违伦理纲常、夷人之教不足征等加以理解。如此,既与魏晋时期儒佛间曾讨论过的类似问题区分不明,又不能体现出韩愈反佛之时代意义及特色。文章试图从韩愈所处历史背景出发,结合韩愈所作反佛资料,分析韩愈反佛的原因,以体现韩愈反佛的时代紧迫性,并就韩愈反佛的局限性和意义做出说明。

云门宗契嵩禅师佛体儒用的脉络及其思想史价值

学界通常把云门宗契嵩禅师看作三教合一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或谓之"阳释阴儒",或谓之"援儒卫释"。实际上,综合考察契嵩所处时代之排佛浪潮及其护法活动的言行,可以发现契嵩的基本立场仍属佛家,并非"阳释阴儒";同时,契嵩亦非简单地"援儒卫释",而是以"佛体儒用"为根本思路,通过治世与治心的儒佛分工,在护法的基础上追求"以佛统儒"的根本理想。这在伦理观方面,表现为对儒家伦理的吸收;在心性论方面,表现为强调佛家心性论的优越性。

论魏晋士林的审美人格境界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尽管这个时代无论从政治、社会而言都充满了动荡纷乱,充满了灾难和悲痛,但此也刺激并唤起了魏晋人意识的觉醒,形成了魏晋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林所追求的人之内外、形神、本末及名教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最终达到与天地万物同一、佛道同流的审美人格境界。

平田笃胤的神佛关系论——以排佛论为中心

江户时代,佛、神、耶三教中,佛教居于统治地位,这种情况的形成与幕府的宗教统制政策密不可分。但随着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发展,儒学、国学等思想勃兴,并开始挑战佛教的思想权威,其挑战的形式之一便是思想上的排佛论。平田笃胤作为国学排佛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排佛论的知识基础来源于大坂学者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然而平田笃胤仅仅继承了《出定后语》中对佛教的历史研究成果“大乘非佛说”,在此之上由复古神道的立场出发,以神道价值观附加于其上,在佛教批判书《出定笑语》中发展出了自身的国学排佛论。

禅宗“无凡无圣”的反权威性格

中国禅宗是最具有超越性、创新性的佛教宗派。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对于禅宗的"非宗教性"的、另类的文化性格缺乏深刻的解读。佛教禅宗"无凡无圣"的思想观念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利用"无我""无凡无圣"的哲学信念,挑战宗法制社会中的祖先、君王、家长等权威的神圣性;其二,利用"无我"的哲学理念,宣扬万物平等、男女平等、君民平等思想;其三,根据人与自然的平等思想,宣扬自然人性。文章揭示了禅宗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另类的、反某些传统文化的、反权威的文化性格。

唐代排佛论对林罗山神道思想中的排佛思想影响——以《怪谈全书》中傅奕的排佛观为中心

林罗山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神道思想家和汉学家。历来的先行研究关于他的排佛思想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是对朱熹排佛思想的继承,一种认为他受到了韩愈排佛思想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林罗山所编译的中国怪异小说集《怪谈全书》中的唐代傅奕反佛的故事,证实林罗山的反佛思想各方面均受到了傅奕的影响,并就他对傅奕和韩愈反佛思想的接受以及与朱熹反佛思想的差异性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