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平津高校师生拒绝美援救济品运动述论

拒绝美援救济品运动是1948年平津高校师生“反美扶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为了抗议美国驻华使节对中国学生的侮辱和威胁,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它之所以发生在平津地区,是因为美国中华救济团在平津实施的一项为学生补充营养的紧急救济计划,这使平津高校师生找到了维护尊严与维持生活之间的平衡点。当时所拒绝的美援救济品主要是美国中华救济团提供的作为学生营养补助品的鸡蛋和豆浆,而非维生必需品。这是平津高校师生在维护尊严与维持生活之间努力寻求平衡的一种无奈选择和抗争,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它反映了平津高校师生“不食嗟来之食”的骨气,收到了一定积极效果,是一项值得肯定的正义之举。

强制留学:抗战时期日本的中国占领区留日警察政策

抗战时期,日本政府强令中国占领区各伪政权选派警察赴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各伪政权大多以刚刚成立或财政困难为由,提出不派、缓派、少派请求,但在当地日军、日本使领馆和内务省派遣人员的压力下,不得不按照日本的原定计划选派。这些留日警察的接受、教育和管理,主要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和内务省警察讲习所协商负责。日本政府的目的是培养直接服务于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政策的“协力者”,但它忽略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增长,最终事与愿违。

日本推动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的研究——以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为例

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加剧和中日实力差距不断扩大,日本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对其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威胁”,并将使地区秩序朝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需要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塑造新的规则、规范来限制中国。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成为日本规锁中国的新抓手。2023年8月,日本在强推核污染水排海遭到中国反制后,立刻利用“反经济胁迫”议题进行对抗,意欲向国内外展示该议题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同时转嫁自身危机。然而,日本对于“反经济胁迫”议题的认知以及推动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和双重标准,实质上是为打压异己、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背离了真正的多边主义。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以医疗卫生展览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华北革命根据地迷信思想存在、卫生防疫意识缺乏,再加上战争频发和敌伪投毒,疾疫严重威胁着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健康,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和生产力下降,影响到军队士兵战斗效能的发挥。为此华北抗日根据地举办了一系列包括建立医疗机构和培养医务人员、强调公共卫生与家庭卫生、反对封建迷信与提倡科学就医、自主研发医疗器械与药品等为主要内容的医疗卫生展览。这些展览由专业人士和卫生部门参与筹办,注重展品的选取陈列和观众的互动反馈,增强了根据地人民的卫生观念和政治认同,促进了根据地中西医的进一步合作和卫生防疫事业的进步。

论桂林的抗战音乐活动

桂林的抗日战争音乐活动是中国抗战音乐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在桂林文艺界的实施,对桂林抗战音乐运动的蓬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林音乐界的形成,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策略在桂林抗战音乐运动中的成功实施。

毛泽东与抗战胜利前后党的城市工作

抗战胜利前后,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能否得以长期生存发展以及能否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战略高度强调了夺取城市的重要性,并指挥我党在对日反攻和对国民党自卫反击作战中收复了大批城市;毛泽东提出城市解放初期要实行军事管制、执行严格的城市政策、迅速恢复城市社会秩序、及时建立城市人民政权、培养大批城市工作干部等思想,为我党接管城市提供了指导思想;毛泽东提出要派遣大批干部进入国民党收复的城市中开展秘密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城市爱国反战运动等主张,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

抗日战争期间 ,边区存在着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分布不平衡的问题 ,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兴起后 ,边区展开了一个以增加粮食为主的垦荒运动 ,使劳动力更加显得不足。边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对农业劳动力资源进行整合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把分散的个体劳动组织起来 ,使其由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 ;二是通过移民政策 ,把地少人多地区的过剩农业劳动力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地区 ,同时把国统区和沦陷区流动到边区的难民安置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在对乡村农业劳动力进行整合时出现了曲折与反复 ,反映了国家政权在制定行政制度和法律时 ,如果不考虑民间社会传统 ,必然和民间固有的、约定成俗的惯行发生矛盾和冲突。当这种矛盾与冲突得到调适时 ,国家政策就容易被民间社会所接受 ,推行起来就顺利的多。通过研究表明 ,延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 ,对建国以后农业以及农村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简论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立法

抗战前南京政府的土地立法是这一时期法制的重要内容.它虽然没有真正实施,在当时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但不管在形式上或是内容上它还是有不少借鉴之处的,在中国首次形成了系统的土地法律法规体系,主张土地国有,力促荒地开发,尽力充分发挥土地使用效率等.它还对我国的法制近代化有着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简论东江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特色和历史地位

由于东江地区特殊的历史传统、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阶级状况、经济状况和中国共产党在东江区域打下的基础,决定了东江抗日根据地和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独具的创建特点,东江抗日根据地和以东江纵队为主体的军民共同抗战壮举,在中国抗战史上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上都显示了独特的历史地位。

抗战时期国共肃奸对比分析

抗战时期,国共双方高举民族正义大旗,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自我净化的正气之歌。但由于国共抗战路线的不同,双方在肃奸认识、肃奸方法、肃奸效果上存有一定的差异。

救亡语境下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话语论析——以抗战前夕新启蒙运动为中心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以文化救亡为使命,历经反复碰撞与考量,终于在以抗战前夕新启蒙运动时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化思想体系。该体系以依据论———根基论———主体论———途径论———目标论为框架,并在领导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等运行方案上作出了大胆探索,为中国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

抗战时期后方手工业研究——以湖北、湖南为例

艰苦的抗战八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本文以战时湖北、湖南后方手工业为研究视角,深入探讨了抗战时期后方手工业勃兴的原因。通过比较两湖后方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及异同,本文认为,在战时工业品异常短缺的背景下,两湖后方手工业与有限的机器工业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为坚持长期抗战,提升鄂西、湘西山区工业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发挥突出作用,从而成为大后方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殖民统治下台湾音乐界反日活动考察

1895-1945年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50年。这50年间,台湾音乐的反日运动主要是通过深入人心的歌曲创作和凭借其他社会组织的凝聚力量来进行的。台湾音乐运用化整为零的反日运动却是影响深远和感人肺腑的。殖民统治时期,台湾音乐堪称台岛一支反日运动的生力军,可谓是"民族之声"的一项大发展。

试论抗日根据地展览会对科技传播的贡献

中共领导人及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都清楚地认识到展览会的科技传播功能,因而积极举办工农业生产和医药卫生等展览会。抗日根据地的展览会汇集、展示了大量的科技信息和知识,是边区民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也成为抗日根据地科技传播的重要平台。通过展览会中的实物、口头和印刷三种传播手段,抗日根据地的科技传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有助于推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优抚安置及拥军支前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积极开展军人优抚安置工作和拥军支前工作,改善军人及其家属的待遇,吸引了广大适龄青年参军参战,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加强了军民团结,为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及抗战胜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抗联歌曲创作的基本特征论析

该文分析了东北抗联歌曲创作的基本特征,以抗联歌曲的战斗性;抗联歌曲的民族性;抗联歌曲的群众性为切入点,认真细致地进行了探讨与研究,从而对抗联歌曲的历史价值做出适度的评价。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述论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是抗日烽火的产物,是党的领导的结晶、革命传统的继承,是中国人民抗日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创造性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正确主张,讴歌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丰功伟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艰苦创业和贴近生活的鲜明特色和经验,为我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抗战时期日本毒化河北实态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河北有计划地推行毒化活动,政策上存在从阳禁阴纵到强制毒化阶段性嬗变,其实质对鸦片实行统制配销,对毒品一贯纵容,结果使河北在烟毒的生产、贩售、吸食上愈加泛滥,给该省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等诸多方面带来了极大危害。

《申报》与读者的互动：以1931年9月-1932年1月《读者通讯》的抗日舆论为中心

1931年9月至1932年1月,《申报》开辟《读者通讯》专栏,就抗日问题与读者展开互动。这个专栏既反映社会上广大读者的见解,也反映《申报》的倾向。本文对该专栏内容进行分析,希望揭示互动过程中一些重要问题,以及这种互动模式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

抗战时期湖南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

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开展了创办衡山实验县、乡村师范学校、农民抗战教育和训练地方行政干部等一系列乡村建设活动,乡村建设运动在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的改良的同时,也使平教会操持的超然于政治之外的独立理念与抗战中逐渐被纳入国民党政治运作轨道中的实践产生了某种紧张,这使平教会的乡村建设陷入两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