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苏北根据地的财经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财政经济工作是苏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坚持敌后抗战、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以及在财经战场打击敌人等具有重要意义。苏北抗日根据地成立银行,发展根据地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保证合理负担,活跃市场贸易、打破日伪经济封锁,开展货币斗争、维护根据地利益,为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北抗日根据地淮戏改造的范式转换——以《照减不误》与《渔滨河边》为中心的考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斗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者应和着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对地方淮戏进行了革命化改造。改造后的淮戏突破了艺术表现的传统藩篱,在剧目的表情达意间回应并实现“旧瓶子装进了新的酒,不但酒没有坏,连瓶子也变新了”的范式转换。中共开展淮戏改造的逻辑并非单一线性,而是内含复杂结构。这其中,具有节点意义的《照减不误》和《渔滨河边》作为典型剧目串联起了中共淮戏改造背后的历史生产逻辑,显化了新淮戏在政治教化与民众动员间的运作能量与限度。

抗战时期苏北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互动融合实践与价值探究

抗战时期,苏北抗日根据地基础教育围绕抗日建国这一中心任务,积极发挥辐射功能,构建了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多元互动融合机制。基础教育通过多种路径作用于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成果则反哺基础教育发展。这一互动机制既有效推动了抗战胜利,建构了新型教育体系,也凸显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教育管理的新四军经验与苏北特色,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苏北抗日根据地音乐作品的艺术特征

在刘少奇、陈毅等同志的领导下,苏北抗日根据地涌现了大量鼓舞全民族抗战的优秀音乐作品。作品真实地记载了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与生活,形成了独特的苏北抗日根据地音乐文化,具有丰富的历史和艺术审美价值。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音乐作品具有群众性、民族性、革命性、创新性等艺术特征,学习和研究这些作品,对弘扬先辈的革命精神,传承中华优秀音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贺绿汀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音乐活动研究

贺绿汀于1941年5月至1943年3月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战斗和生活过,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重要的音乐作品,并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贺绿汀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创作的音乐作品是其音乐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品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思想和音乐风格。贺绿汀为华中鲁艺以及鲁工团培养音乐干部的过程也体现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学习和研究贺绿汀这一时期的音乐活动,可以传承抗战历史中出现的优秀音乐文化,弘扬老一辈音乐家的革命精神。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农业生产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减租斗争同步且相互促进。减租运动前,苏北区的土地占有比较集中,租佃关系十分苛刻,存在着减租斗争的紧迫性。苏北区党委注意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原则下,通过贯彻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推进减租斗争。减租斗争引起苏北区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地主、富农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贫农境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在减租斗争的基础上,苏北区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试论苏北根据地农村合作社纺织事业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时期,苏北根据地农村合作社对纺织业十分重视。在苏北根据地纺织事业能够有序红火地开展,离不开合作社在各个方面的努力与精心扶持。合作社之所以对纺织事业如此重视,帮助解决纺织事业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难题,主要在于纺织事业在改善乡民生活、保障军需、渡荒乃至改善教育事业等方面功不可没。

中共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维稳与利民工程——以修筑宋公堤为中心考察

宋公堤是中共苏北抗日根据地修筑的维稳与利民的标志性工程。近代以来,因旧海堤年久失修,阜宁县饱受海潮侵害。1941年夏季,中共阜宁县县长宋乃德在中共苏北边区党委领导下,带领全体修堤人员克服种种困难,悉力修堤。宋公堤的修建,既是中国共产党维护苏北抗日根据地稳定的有效举措,又是一项利民工程,体现了执政为民的精神。

“发展华中”战略方针下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决策互动——以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中心的考察

华中地区的武装斗争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少奇在华中时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切实推进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展华中"战略的实现,通过电报往来与毛泽东在政策上进行了频繁的互动,确定了以苏北为突击方向的战略方针,并着力部署华中、华北和江南三方力量合力开辟苏北的战略规划。毛刘二人的决策互动对苏北根据地的开辟和中共在华中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盐阜经验”与阿英的苏北文化实践成就探究

1941—1945年,阿英(钱杏邨)在苏北盐阜根据地战斗生活了五年。“盐阜经验”为阿英的根据地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源、文化借鉴及创作灵感。抗战文化实践、盐阜地方文化考察及新四军戏剧建设与理论探究建构了其三位一体的苏北文化实践成就,为立体探究阿英文学生涯的“承上启下”性提供了可靠路径,也是研究苏北文化史料的重要参考。

日常生活视域下苏北新四军形象的非虚构绘写——阿英《敌后日记》探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阿英(钱杏邨)以苏北根据地经验为主撰写的《敌后日记》有着独特价值。日记基于“文化人+革命者”的双重视角,以日常生活视域与非虚构历史书写,立足苏北战时周边考察,以丰富鲜活的“在场”描绘呈现了新四军将领与工农干部的立体形象,为苏北革命文化史保存了重要史料。

陈毅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统战工作

1940年8月至1942年4月,苏北地区的各级党委以中共中央制定的统战政策为指导,创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这一时期苏北抗日根据地也存在民主政策执行不充分、损害抗日地主与民族资本家利益等问题。在盐阜区各界人士座谈会上,面对苏北各界人士对之前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批判意见时,新四军军长陈毅不仅接受批评意见、提出改进方案,而且事后督促苏北抗日根据地颁布法律法规,保障改进政策落到实处。陈毅提出的切实改进策略,既密切了各界关系,又对苏北抗日根据地乃至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戏剧在苏北抗日根据地(1940—1945)的历史样态、艺术姿态、传播生态

目前学界对苏北抗日根据地戏剧研究较少,而将封存于档案和回忆中的苏北抗日根据地戏剧整合重现,不仅能体现抗日根据地戏剧别样的区域标识,亦能补足抗日根据地整体戏剧史的未尽之憾。经历了两次“反扫荡”,戏剧艺术家们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导下逐渐深入基层,融入群众,他们通过加入苏北传统戏曲、杂耍等表演形式以克服戏剧创作“公式化”的弊病。戏剧社群化和自治化的组织方式,促使苏北民众在接受革命启蒙与思想解放的同时,也逐渐从观众席走向了舞台中心,并释放了巨大的戏剧生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