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标准必要专利FRAND诉讼中禁诉令的谦抑性

目前禁诉令颁发所采用的“前置化”思维,导致了跨国FRAND诉讼中的禁诉令冲突。这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纠纷解决的成本,还损害了国际礼让原则,引发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对抗与摩擦。禁诉令自身的制度逻辑决定了其应均衡国际礼让原则维护与限制,兼容司法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保持足够的谦抑性,回归应对外国法院司法干涉的被动性与补充性地位。在规则上,应基于遵循国际礼让原则,促进FRAND许可交易达成,适应各国创制FRAND政策要求的优势,确立FRAND纠纷专利登记国专属管辖规则。在方法上,应摈弃“颁发前置化”思维以及抽象道德判断,以比例原则建构分析框架,分别对本国诉讼与外国诉讼的重合度、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损害、国际礼让原则的影响进行评估与分析,权衡各方利益,以此作为禁诉令颁发的依据。

知识产权国际平行诉讼禁诉令的适用:理念与方略

禁诉令在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频频出现,催生了全球禁诉令大战。禁诉令制度与涉外司法中管辖权的争夺是相伴相生的,客观上对于恰当解决国际平行诉讼冲突,维护司法主权,以及作为体现一定导向性的公共政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当前立法缺乏关于禁诉令的直接规定,法院在数起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能动地扩张解释和适用行为保全规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面临着质疑。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未来我国法院在涉及禁诉令的案件时,应从诉源治理的理念出发,树立慎用的态度,严格审查路径、限定适用范围,充分尊重国际礼让原则,充分发挥我国司法制度中重视调解的特色和优势,为禁诉令国际难题提供中国式的解决方案。

欧盟禁诉令适用法律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禁诉令天然有背离国际礼让之风险,与欧盟布鲁塞尔规则体系存在冲突,且不符合相互信任原则,然在此情况下欧盟成员国法院仍在部分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中签发了反禁诉令。欧盟适用禁诉令之整体思路有可取之处:通过合适的内国法安排及处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指导性规则、吸收反垄断思路细化FRAND抗辩规则等强化国内司法管辖权规则的外部影响力。面对域外法院禁诉令对我国司法管辖权和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冲击,我国可沿袭行为保全制度这一制度路径,从事前预防、法院签发、规制垄断效果以及应对域外法院签发反禁诉令四个角度,汲取欧盟局部有益经验,在法律框架内进一步探索并优化禁诉令的应用路径。

论国际商事仲裁庭签发禁诉令制度的构建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禁诉令制度逐步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中确立下来,部分国际商事仲裁庭已有签发禁诉令的实践。相关国际公约、仲裁规则以及部分国内法为仲裁庭签发禁诉令提供了法律依据,仲裁庭签发禁诉令能够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抑制平行诉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正当性、可行性。我国有必要建立仲裁庭签发禁诉令的制度,在遵循尊重他国司法主权与国际礼让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利益平衡原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国际公约与仲裁规则,参照我国具体的法律实践,明确仲裁庭签发禁诉令的条件,逐步形成以《民事诉讼法》《仲裁法》为基础、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协调的仲裁庭签发禁诉令的制度体系。

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禁诉令的适用

在全球通讯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本国法院的判决经常具有国际影响力,在判决涉及专利全球许可费率时尤其如此。当事人因此有了争夺有利法院进行诉讼的强烈动机。禁诉令是诉讼管辖权争夺战中的重要制度工具。现有法律已经为中国法院颁发禁诉令提供宏观依据,但在微观层面,禁诉令制度还有很大的细化和改进空间。中国法院应采取“谨慎但针锋相对”的禁诉策略,即在建立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之前,原则上容忍国际重叠诉讼,只有重叠诉讼可能过度损害本国诉讼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或者实质损害中国的公共政策或公共利益目标时,法院才颁发禁诉令或禁执令;当外国法院的禁诉令威胁到中国法院的管辖权时,中国法院可以对等颁发反禁诉令。鉴于中国市场本身的全球地位,采用这一禁诉策略,中国法院能够捍卫司法权威,维护市场主体对司法系统的信心。

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的禁诉令研究

禁诉令指一国司法机关裁定一方当事人不得到其他国家提起诉讼、申请执行其他国家司法判决或寻求其他公权力救济,否则追究该当事人责任的命令。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涉及请求停止侵权救济、请求确定全球/一国FRAND费率等,当事人多在多个国家提起诉讼,容易引起裁判冲突。我国可合理改造行为保全制度以决定是否颁发禁诉令,分三层次考虑:本法域诉讼与域外诉讼标的是否相同或相关;将“难以弥补的损失”或“使裁判难以执行”理解为评估域外诉讼对本法域诉讼公平展开与执行的影响,考量利益平衡是否倾向申请人;考量对礼让原则的影响是否达到其他法域不能容忍的程度。

德国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的反禁诉令制度及其启示

禁诉令是英美等国较为普遍的一项处理诉讼管辖权冲突问题的机制。传统上德国法律中并无禁诉令制度适用的空间,德国法院普遍对禁诉令抱有排斥的态度,认为禁诉令的颁发有违法治原则,构成对权利人的侵犯和对他国司法管辖权的强烈干预,但是反禁诉令在一定限度下符合宪法保护权利人的要求。近年来,在日趋激烈的标准必要专利国际平行诉讼战中,德国法院在大陆集团诉诺基亚等系列案件中屡屡颁发反禁诉令,以维护本国法院司法管辖权,抵制他国法院对本国司法主权的干预。德国法院拒绝禁诉令,而又认可反禁诉令,根本原因在于其反制功能。我国反禁诉令制度的构建,应立足于反制他国的干涉、维护本国司法管辖权,应当在诉讼法和实体法上为其提供体系化的法律支撑。此外,还需要明确反禁诉令的制约对象和适用条件,把握反禁诉令适用的限度,并制定有效的保障措施。

禁诉令成文立法模式探讨——以国际民事诉讼管辖冲突为背景

禁诉令与行为保全的互动纠葛引发国际私法与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双向关注,两项制度虽同有“禁止一定行为”的内涵,却不能据此得出行为保全容纳禁诉令的结论,国内司法将禁令制度划入行为保全的做法并不可取。面对禁诉令的引入与建构,应充分研究禁诉令的成文立法模式,尤其是该制度在民事程序法中的体系定位。以行为保全为禁诉令之法律依据实为忽略了两者之间的深层差异:从功能特性入手,我国的行为保全与德国法中定暂时状态之假处分相似,是维持诉讼状态的预防性程序措施;孕育自英美法系司法实践的禁诉令,天然呈现出衡平特征,除限制个案当事人以保障内国诉讼程序之外,已成为公认的调节国际平行诉讼的支柱性工具,具有独立创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论欧盟诉中国知识产权禁诉令案的应对

欧盟诉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案(DS611)进入专家组这一关键程序。该案关系到我国作出知识产权禁诉令的司法主权,关系到华为公司等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者的正当权益。我国WTO代表的回应,并未以TRIPS协定为依据否定欧盟的投诉。少有的研究文献中,多数论断不符合TRIPS协定。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反映的解释惯例为工具,以DS174等案件报告为参考,分析欧盟援引的TRIPS协定条款,得出欧盟的三项投诉都不成立的结论。建议我国在专家组程序及可能进入的仲裁或者上诉程序中,分清TRIPS协定下的义务及责任主体,讲清TRIPS协定下相关条款适用的条件,慎重援引TRIPS协定其他条款,擅用WTO有关案件报告。知识产权禁诉令不属于TRIPS协定下的知识产权执法和禁令。其国际协调,需要在TRIPS协定的基础上,开启新的国际合作。

海牙直接管辖权项目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作为国际民商事诉讼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正努力通过直接管辖权项目协调各国在管辖权问题上的矛盾。考虑到现阶段针对直接管辖权的所有内容制定约束性文书存在困难,各方仅就制定平行诉讼约束性文书达成了初步共识。至于平行诉讼约束性文书的具体框架与内容,仍待进一步讨论。我国作为世界大国,必将深度参与平行诉讼约束性文书的制定过程。为确保我国参与国际谈判时享有充分的法律基础,有必要尽快完善与涉外平行诉讼有关的现有规范,限制立法放任平行诉讼的立场,优化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规则,建立有限度的禁诉令及配套制度。

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的法理阐释与法律构造

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因间接影响他国司法管辖主权而遭受合法性质疑。从内部构造来看,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包含了双方当事人、法院与外国当事人以及两国法院三重法律关系,可分别从专利权物上请求权、涉外司法管辖权和不干涉主权原则的例外等三个层面进行规范证成。在法律属性上,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公法与私法多重品格,应被定位为快速排除平行诉讼违法妨害的临时预防性责任机制,因其具有独立程序属性,应被纳入我国知识产权基本法。在体系化构造上,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应坚持公平正义和谦抑适用的司法原则,按照法律关系层级展开具体适用,并以国际礼让原则作为反思和制约性条件。为平衡程序正义和效率价值,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应坚持准诉讼程序的基本模式,并注重与国际条约的程序衔接。

简析美国国际平行诉讼中的禁诉命令

禁诉命令是美国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一种手段,是当事人用来逃避外国法院诉讼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禁诉命令有利于保护美国法院的管辖权和重要公共政策,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却有悖于国际礼让原则,损害外国国家主权。美国法院发布禁诉命令时适用宽松的标准或限制的标准,两种标准各有优缺点。

英国国际民事诉讼法三题——以《布鲁塞尔公约》为主线

传票、非方便法院原则和禁诉命令是英国国际民事诉讼法中比较有特色的三项制度。体现大陆法系传统的《布鲁塞尔公约》在以判例法为主的英国的实施及其相关判例 ,展现了各自的法律特征及发展趋势。英国法院在公约的框架之下 ,不断协调两大法系民商事领域的法律冲突 ,求同存异 ,并且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国际民事诉讼法体系。

禁诉令大战的理论意蕴与实践应对

禁诉令从英国的一项国内制度演变成了国际民事诉讼中解决司法管辖权冲突的单边手段,并有着逐渐泛滥的趋势,亟需国际社会予以反思和理性对待。面对席卷全球的禁诉令大战,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应建立具有攻击性的禁诉令制度,但实际上,此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有所欠缺,更重要的是,禁诉令违反了主权原则而不符合国际法,在运行机理上也存在内在矛盾。中国的合理应对方式包括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一方面,中国可以推动国际社会在司法管辖权方面的协调与合作,缔结以最先受诉法院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条约;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在国内法中构建以阻断外国禁诉令为核心的防御性制度。

“最先受诉法院原则”与禁诉令的博弈

"最先受诉法院原则"是解决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原则之一。由于该原则强调受诉时间优先的法院优先享有诉讼案件之管辖权,实践中出现了当事人恶意利用此原则进而拖延、规避预期对自己不利的诉讼的情形。为了规避此类风险,英国等国制定禁诉令制度限制当事人恶意的"在先诉讼"。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最先受诉法院原则"与禁诉令制度在实践操作中的冲突。在上述两公约关于"最先受诉法院原则"构建的基础上,结合实践中出现的禁诉令冲突、"意大利鱼雷"式诉讼等问题,讨论该原则在实践中运用的限制与发展,减少其在解决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中的机械性,使其更具合理性与借鉴意义。

国际专利诉讼中的禁诉令制度

专利的地域性和时效性以及专利诉讼中的巨额利益导致的禁诉令、禁执令被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当事人频繁使用,成为国际专利诉讼中的重要战术工具,其中针对我国签发的禁诉令也越来越多。英美法系国家在专利诉讼中签发禁诉令优先考量的是“公正地解决私人争议”,更重视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考量的因素包括当事人之间是否有管辖权协议或仲裁协议、能否实现实体正义、外国的诉讼是否为无理缠讼等。而大陆法系国家优先考量的是“公共司法权威”而不是私人正义,更加奉行各国法院应当互相尊重彼此的管辖权与裁判权。我国没有禁诉令制度,可以先利用行为保全制度暂行“禁诉令”功能,利用商务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阻断外国禁诉令的适用,并及时构建禁诉令制度。可考虑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增设禁诉令条款,对禁诉令的签发原则、签发理由、签发管辖条件、签发程序等予以规定。

论禁诉令在解决中国内地与香港民商事管辖权积极冲突中的运用

禁诉令是中国香港法院用于解决它与内地法院民商事管辖权积极冲突的方法。在First Laser Ltd.案和LWS v.TNN案中,香港法院都讨论了是否签发禁诉令来禁止当事人继续进行在内地的诉讼。这两个案例较全面地揭示了香港法院审查针对内地诉讼的禁诉令申请时所遵循的法律原则以及签发禁诉令需满足的条件。禁诉令在保护我国内地的民商事管辖权和重要公共政策方面亦具有积极意义,内地可采纳该制度,对禁诉令的概念、签发条件和运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制裁措施等作出规定。

标准必要专利国际平行诉讼中禁诉令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由于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复杂性与全球性特征,各国对标准必要专利诉讼管辖权的分配不明确,且目前标准必要专利国际平行诉讼中并无统一的禁诉令适用条件,导致围绕标准必要专利的禁诉令出现越来越频繁,并逐渐沦为当事人和法院争夺诉讼优势与管辖权的工具。通过对全球主要司法辖区禁诉令诉讼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比较不同法院禁诉令颁发条件的异同,提炼影响禁诉令颁发的决定性因素。研究发现,禁诉令颁发影响因素的侧重由高到低分别为法院因素、当事人因素、国际因素。其中,两诉判决是否相互影响进而影响本国诉讼是禁诉令颁发的主要影响因素,法院在此基础上对当事人之间的损益情况进行权衡,最后判断对国际礼让的影响是否可以容忍。基于此,提出协调不同司法辖区标准必要专利国际平行诉讼中禁诉令的适用规则,以期减少标准必要专利诉讼竞赛的发生。

我国法的域外适用法律体系构建与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改革——兼论不方便法院原则和禁诉令机制的构建

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是在我国现行法对于域外效力的规定缺位或不明确、与维护我国海外利益的巨大需求不相适应这一情形下提出的重大课题。管辖权是一国法院受理案件的基础,是保障法域外适用的重要程序机制。本文结合司法实践,通过分析新形势下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在未来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应在涉外编中考虑构建积极管辖制度,兼顾国际礼让,并配套制定不方便法院和禁诉令规则,有效协调国际管辖权冲突,为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程序法根基。

中英选择管辖协议效力及执行比较研究--基于轩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智利南美轮船有限公司三法域诉讼案的分析

轩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智利南美轮船有限公司因涉及75份提单的无单放货赔偿问题在中国、英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三法域的法院展开了争锋相对的诉讼,三法域诉讼全面展现了源于涉案提单中管辖条款的中国与英国管辖权的冲突以及英国对管辖条款执行的力度。对选择管辖协议的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中英两国在选择管辖协议的法律适用以及选择管辖协议的执行上的巨大差别。英国的经验对本国管辖权的保护更加全面,值得中国借鉴。在确定选择管辖协议的法律适用上,中国应考虑"协议"的实体性质,辅以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司法实践中,中国法院还应考虑对禁诉令采取对等措施,并允许当事人就违反中国管辖协议的行为提起违约损害赔偿诉讼,以保护其合法权益及维护中国的司法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