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非实施主体的价值评判与法律规制——以网络化开放创新范式为视角

在传统视角下,专利非实施主体(NPE)主要产生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漏洞,它们通过滥诉和滥用禁令救济等方式攫取了不合理的高额利润,会产生阻碍创新、损害消费者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等消极效果。但实际上,NPE的产生与网络化开放创新密切相关。NPE是知识产权二级市场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产物,它在许可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专利许可模式由事前许可向事后许可的转变。同时,NPE也反过来促进了网络化开放创新。它可以促进技术流动,降低企业获取技术的搜寻成本,提高小企业和个体发明人的创新激励。因此,NPE并没有“原罪”,而是一个中性的市场主体。对NPE的规制思路,应当从基于主体身份的规制路径转变为基于滥用行为及其权利源头的规制路径。

论标准必要专利FRAND诉讼中禁诉令的谦抑性

目前禁诉令颁发所采用的“前置化”思维,导致了跨国FRAND诉讼中的禁诉令冲突。这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纠纷解决的成本,还损害了国际礼让原则,引发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对抗与摩擦。禁诉令自身的制度逻辑决定了其应均衡国际礼让原则维护与限制,兼容司法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保持足够的谦抑性,回归应对外国法院司法干涉的被动性与补充性地位。在规则上,应基于遵循国际礼让原则,促进FRAND许可交易达成,适应各国创制FRAND政策要求的优势,确立FRAND纠纷专利登记国专属管辖规则。在方法上,应摈弃“颁发前置化”思维以及抽象道德判断,以比例原则建构分析框架,分别对本国诉讼与外国诉讼的重合度、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损害、国际礼让原则的影响进行评估与分析,权衡各方利益,以此作为禁诉令颁发的依据。

美国非专利实施主体禁令救济适用经验的梳解与借鉴

美国作为非专利实施主体的发源地,非专利实施主体禁令救济适用的司法案例与实证研究丰富。美国非专利实施主体禁令救济适用历程表明,产业主体是适用规则转向的重要驱动力量。禁令救济有着衡平法原则的回归,由一般适用向严格适用路径转向的趋势,一定程度起到对非专利实施主体的规制作用,同时也存在制度失灵风险。我国对非专利实施主体停止侵权救济的适用,原则上应保留其获得停止侵权救济的基本权利,遵循利益衡平原则,对当事人之间利益以及公共利益进行权衡;方法上宜采用一般适用为主,不予适用为例外的进路,通过设置考量要素进行要素测试分析,以决定是否以损害赔偿救济替代适用。

环境保护禁止令制度的理论困境、程序逻辑与优化路径

作为生态文明司法服务和保障的重要措施,环境保护禁止令尽管已有规范化解释,但行为方式、程序效果偏离了预防性保护理念的方向。现有研究选择中间禁令制度或人格权禁令制度作为理论参照的尝试,忽视了中国环境保护禁止令来源于行为保全,应当具有民事程序领域的特定蕴意。环境保护禁止令强调,责令被申请人不为一定行为是环境司法谦抑性的体现。适用略式诉讼程序法理审查环境保护禁止令,并根据不同生态环境案件的类型,区分性地适用勘验、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方法,能够填补现有规范的阙漏,契合预防性司法的要求。同时,法院裁决应当围绕属于本案请求权之下的保全请求权展开,引入听证程序,赋予当事人异议的权利,为生态文明建设司法保障与服务体系提供有效规则保障。

欧盟禁诉令适用法律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禁诉令天然有背离国际礼让之风险,与欧盟布鲁塞尔规则体系存在冲突,且不符合相互信任原则,然在此情况下欧盟成员国法院仍在部分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中签发了反禁诉令。欧盟适用禁诉令之整体思路有可取之处:通过合适的内国法安排及处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指导性规则、吸收反垄断思路细化FRAND抗辩规则等强化国内司法管辖权规则的外部影响力。面对域外法院禁诉令对我国司法管辖权和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冲击,我国可沿袭行为保全制度这一制度路径,从事前预防、法院签发、规制垄断效果以及应对域外法院签发反禁诉令四个角度,汲取欧盟局部有益经验,在法律框架内进一步探索并优化禁诉令的应用路径。

动态系统论视角下人格权禁令制度的差异化适用

司法实践与既有研究均指向人格权禁令制度宜差异化适用,但人格权禁令制度如何差异化适用仍未明确。为明确差异化裁判进路,人格权禁令制度应当选择动态系统论裁判方法,合理归纳差异化适用的类型基础,并通过动态系统论构造差异化适用路径,即区分物质性人格权与精神性人格权、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以及财产性人格权与非财产性人格权的不同考量因素。通过研究以期使法官形成较为稳定的裁判进路,促进法官类案类判,提高司法公信力。

知识产权国际平行诉讼禁诉令的适用:理念与方略

禁诉令在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频频出现,催生了全球禁诉令大战。禁诉令制度与涉外司法中管辖权的争夺是相伴相生的,客观上对于恰当解决国际平行诉讼冲突,维护司法主权,以及作为体现一定导向性的公共政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当前立法缺乏关于禁诉令的直接规定,法院在数起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能动地扩张解释和适用行为保全规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面临着质疑。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未来我国法院在涉及禁诉令的案件时,应从诉源治理的理念出发,树立慎用的态度,严格审查路径、限定适用范围,充分尊重国际礼让原则,充分发挥我国司法制度中重视调解的特色和优势,为禁诉令国际难题提供中国式的解决方案。

德国专利禁令制度中比例原则的适用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21年德国专利法通过修改并生效,其中引入比例原则对永久禁令制度的限制条款引发巨大关注,这种修改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知识产权制度挑战的一种回应。德国顺应时代发展,在司法实践与产业推动的双重作用之下变更专利侵权“禁令当然论”的做法,将比例原则融入禁令救济的判断使法律制度与产业更好地契合。我国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制度与永久禁令救济类似。文章旨在考察德国专利法修法及其修法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适时在专利法中引入比例原则,在法律修改前应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更多尝试比例原则在禁令救济限制中不同方式的适用。

专利停止侵权责任例外中的公共利益规则

在专利侵权案件中,根据专利法的规定,法院可基于公共利益考量判令不停止侵权。但是由于法律未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公共利益规则的适用存在同案不同判、以公共利益之名不当侵害私人利益、说理不充分等问题,阻碍司法功能的实现,不利于专利权人的权益保护。对此,可通过利益衡量、比例原则、不确定法律概念价值补充等方法进一步完善公共利益规则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方法。建议通过立法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和类型,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公共利益的判断方法,通过指导性案例完善司法推理。

社会规范及其冲突对网络利他行为意向的影响

基于规范焦点理论,本研究探讨了不同情境下社会规范及其冲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单一呈现社会规范时,强指令性规范和强描述性规范均可有效促进网络利他行为意向,但未见弱指令性规范和弱描述性规范对意向的显著抑制效应;(2)在双重规范冲突情境中,弱指令—强描述规范冲突和强指令—弱描述规范冲突均可显著影响网络利他行为,且效力大体一致。研究有助于拓展对规范焦点理论的理解,并为加强网络信息环境治理提供了依据。

巴基斯坦禁仲裁令制度研究

禁仲裁令是法院发布的旨在禁止即将或者正在进行的仲裁程序的命令。禁仲裁令的运用能够排除不合法及不合理的仲裁程序,但如若不加区分地适用该制度,则会造成法律秩序的混乱,危及当事人对仲裁的信心,不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结合巴基斯坦仲裁司法审查实践,可以发现禁仲裁令在巴基斯坦呈现出不断扩张的适用趋势。从合法性角度来看,巴基斯坦法院批准的禁仲裁令没有较为直接的成文法依据,大多数是在法条外延权利的基础上签发;从合理性角度出发,巴基斯坦法院在禁仲裁令方面的自由裁量权,直接导致了禁仲裁令批准理由的模糊性。仲裁是解决中巴商事纠纷的有效途径,中国相关主体应当积极通过“确保仲裁协议效力的有效性”等有效方式预先采取合理措施,避免因禁仲裁令的不确定性而可能招致的法律风险。

算法侵害民事公益诉讼的证立及其制度展开

数字时代,司法如何预防算法侵害的公共性是关涉算法治理成效的重要命题。通过公益诉讼制度应对算法侵害的公共性,既是构建算法多元治理体系的客观要求,也是履行司法机构公益监管的制度义务。针对算法侵害的公共性,现有的公共治理模式及私人治理模式均无法对受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提供充足保护。算法侵害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是保障司法救济有效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兼具合理性及可行性。为完善算法风险治理体系,总体架构应当明确以风险预防为中心的建构理念,确定“重大风险”的识别标准,合理界定受案范围;具体层面应当审慎地设置诉权主体,科学配置证明责任,引入禁令救济措施,以期实现维护更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司法救济的目标。

群体规范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群体规范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影响,以天津市两项目共250名一线建筑工人为研究对象,运用SPSS25.0和AMOS 24.0构建群体规范影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意向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示范性规范对工人不安全行为意向有直接、间接影响,其间接影响的中间变量是群体认同、群体压力;指令性规范对工人不安全行为意向有间接影响,其间接影响的中间变量是群体压力、行为态度。同时,提出工人行为意向引导对策,包括结合工人群体特征,完善安全培训体系;合理利用群体压力,消除不良示范作用;发挥群体积极效应,增强工人群体认同感;完善群体安全规范,提高工人安全意识,从而降低工人不安全行为意向,有效规范工人行为,提高项目安全绩效。

访谈: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中的比例原则——德国权威学者解读专利侵权纠纷中比例原则的立法背景和司法适用

德国专利法在最新一轮修改中为限制权利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引入了合比例性抗辩,据此法院在决定是否授予禁令救济时必须将侵权人或第三人利益纳入考量范围。这一立法变动引发了中国国内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和讨论。为廓清相关问题,我们采访了德国知识产权法权威学者马蒂亚斯·莱斯特纳教授。在本次访谈中,莱斯特纳教授就比例原则的立法背景、规则原理以及修法后的具体司法适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提供了专家视角下对德国专利法这一重要发展的深入见解。

论人格权禁令差异化独立程序构建

行为保全不能作为人格权禁令制度的程序路径。人格权禁令程序具有独立性,具有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属性;其功能不是服务于判决执行,而是维持人格权现状。人格权禁令程序具有差异性,物质性人格权权利位阶较高,应对其倾斜保护;精神性人格权权利位阶较低,易与其他利益产生冲突,应对其限制保护。人格权禁令差异化独立程序构建应从审查要件、证明标准、审理模式等方面展开。

欧洲教会法中的“医疗禁令”意旨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欧洲中世纪中期,教皇通过教令和宗教会议决议发布了一系列“医疗禁令”,其长期被视作打压医学发展的证据;然而从教令文本来看,这些“医疗禁令”却仅仅是为了打击教会内部的渎职行为以更好地推动神学研究;且教会对世俗医学的态度,最终将其教义在对医学研究的干预中逐渐与医学理论融合,而教会医学的不断发展则为此后西方医学的全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国际商事仲裁庭签发禁诉令制度的构建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禁诉令制度逐步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中确立下来,部分国际商事仲裁庭已有签发禁诉令的实践。相关国际公约、仲裁规则以及部分国内法为仲裁庭签发禁诉令提供了法律依据,仲裁庭签发禁诉令能够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抑制平行诉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正当性、可行性。我国有必要建立仲裁庭签发禁诉令的制度,在遵循尊重他国司法主权与国际礼让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利益平衡原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国际公约与仲裁规则,参照我国具体的法律实践,明确仲裁庭签发禁诉令的条件,逐步形成以《民事诉讼法》《仲裁法》为基础、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协调的仲裁庭签发禁诉令的制度体系。

版权动态禁令制度的引入逻辑与本土构造

互联网发展降低了私人复制成本,提升了数字作品易得性,便利了版权侵权行为。与一般的版权禁令制度相比,版权动态禁令制度允许将后续出现的镜像网站涵盖在其适用范围之内,有效提升了打击网络版权侵权的效率,符合版权禁令制度制止侵权的宗旨,且与我国现有制度衔接不存罅隙。故我国应引入版权动态禁令制度,以促进数字时代版权产业的发展和版权人的保护。通过梳理剖析,我国应以解释论和修正后的一次申请模式作为制度设计的框架基础。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上,应通过比例原则审视版权动态禁令制度个案适用的可能性,借助既有法律规范框定的架构将后续识别侵权网站的举证责任和通知屏蔽的义务合理分配,并以降本增效为价值指引对版权动态禁令制度执行阶段的费用承担和有效性评估作出妥切安排。

美国涉华337调查现状分析及应对策略探讨

在全球经贸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研究美国337调查对我国企业防范海外知识产权风险、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近年来美国337调查数据,选取不同维度具象分析了我国遭遇337调查的现状,特别是通信领域面临的行业困境,分析了我国企业目前在侵权风险防范意识、海外知识产权储备和337调查应诉能力上的不足,并给出了应对337调查的策略建议,帮助中国企业选择合理措施应对纠纷,助力中国企业出海破局。

人格权禁令程序中的构建进路——非讼法理的引入

人格权禁令以实体法上的人格权请求权为基础,是预防性责任的快速实现机制,隐含实现、恢复权利的追求,不以当事人提起诉讼为效力维持条件。因此,人格权禁令程序不能套用现行保全程序。为实现人格权禁令及时制止妨害行为的效能,同时维持程序公正的价值,以普通诉讼程序为基本脉络,填补非讼法理的新模式是禁令程序的较优选择。在证据调查、证明标准、审理方式方面规范化职权探知主义、自由证明等非讼特征的介入程度及范围,通过合理化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方式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实质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