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直报怨”思想研究——兼论孔子是否反对“以德报怨”

据《论语·宪问》,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而对“以德报怨”则并未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通过考察《论语》中关于“直”、“怨”的各种论述,结合历代学者的相关观点,可以得出:“以直报怨”中的“直”,应该包含诚实、无私、符合通权达变原则的正直、等值、合乎礼的直率等丰富的含义;“以德报怨”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的体现了人们不计前嫌、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有的则反映了一些人的虚伪和充满私心的算计,因此,对于“以德报怨”,我们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以直报怨”既包含“以德报怨”中值得肯定或提倡的内容,又包含“以德报怨”中所没有的对怨恨对象采取相应报复措施的内容,因此是一种更为全面、合理的报怨方式。

荀子“天生人成”的性恶论与康德的“根本恶”

“人之所生而有”的欲、知、辨、能等,作为“本始材朴”,既可能意味着人向善的原初禀赋,又可能指示了人趋恶的自然倾向。但若因此断定荀子既非性善论者也非性恶论者,而只能是持一种“中间状态”的性朴论者,却极易招致荀子丧失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危险。荀子的逻辑是,人生而具有某些天性,但这些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却并不能归因于天,而只能是出于人自身的创造。若一个人无力创造,即无法“具”其“朴”“资”,那便是荀子所谓的“性恶”,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至于人如何“具”,一方面,“俄而”间的“决”与“断”成为生死关头,另一方面,“长久”的“积”和“渐”又事关重大。前者涉及自由任性问题,后者必重圣王师法。以自由任性为基础,圣王师法也就跟权威专制或浪漫主义的人治遐想等清楚区别开来了,这有利于荀子思想的现代转化。

从风、毒论治白癜风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白癜风是一种难治性皮肤色素脱失性疾病,可发于全身各部位皮肤,皮损处颜色逐渐减退、变白。历代医家认为“风邪侵袭”其发病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大量医家在风邪致病的基础上,认为毒邪内蕴是白癜风缠绵难愈的重要因素。风性善于行而数变,白斑发病迅速多与风邪有关;毒邪凶、顽、难、痼、杂的特点,亦阻滞局部气血,经络不通,白斑易诊难消。通过查阅整理大量文献,详细论述风邪、毒邪引起白癜风发病的机理以及中医药治疗方法,为中医辨证治疗白癜风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新思路。

基于毒邪与络病学说探讨免疫炎症在慢性心力衰竭中作用

慢性心力衰竭(以下简称心衰),是各种心脏疾病的终末期阶段,其发病机制与免疫炎症密切相关。免疫细胞激活后,产生大量炎症因子,损伤心肌细胞,导致心肌纤维化、心室重构等病理改变。“毒损心络”是心衰发生、发展的主要病机,贯穿心衰发展的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心衰的发展及预后。该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基于毒邪与络病学说,从免疫炎症与心衰的关系及中药防治进行系统梳理,提出心衰早期,以心气虚为主,兼心气阴虚,尚未化毒、入络;心衰中期,心气亏虚为本,痰浊、瘀血、水饮留滞络脉,有化毒、入络趋势;心衰晚期,痰、瘀、水蕴结成毒,损伤心络。中药以复方治疗为主,多具有益气温阳、化瘀利水、解毒通络之功效,通过恢复M1/M2、Th1/Th2及Th17/Treg细胞之间的动态平衡,调节促炎/抗炎因子,从根本上祛除或缓解因毒邪产生的病理状态,减轻炎症,调整心之气血阴阳,达到扶正祛邪、保护心功能的作用,为临床防治心衰提供指导。

新医科背景下基于校院合作的妇产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研究

目的探讨新医科背景下基于校院合作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妇产科护理学课程中的应用与效果。方法选择我校2019级110名护理本科生为对照组、2020级113名护理本科生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观察组采用新医科背景下基于校院合作的妇产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课程结束后,比较两组的期末考试成绩、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和教学满意度。结果观察组的期末考试成绩及优良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自我导向评定量表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各项教学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新医科背景下基于校院合作的妇产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和评判性思维能力,进而能提高护理本科生整体教学质量。

宣肺止嗽合剂治疗急性支气管炎(风邪犯肺证)随机双盲多中心研究

目的观察宣肺止嗽合剂对急性支气管炎(风邪犯肺证)患者中医证候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在19个平行中心进行观察,将240例急性支气管炎(风邪犯肺证)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120例。试验组口服宣肺止嗽合剂,对照组口服宣肺止嗽合剂模拟剂,疗程均为7 d。比较两组中医证候(日间咳嗽、夜间咳嗽、咳痰、咽痒)积分和莱塞斯特咳嗽生命质量问卷(the Leicester cough questionnaire,LCQ)评分。结果最终完成试验者232例,其中试验组118例,对照组114例。治疗后,两组中医证候积分降低,LCQ中生理性得分、心理性得分、社会性得分和总分均升高,试验组改变更为明显(P<0.01)。两组上述指标在治疗后、治疗后较基线的差值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全分析集(full analysis set,FAS)及符合方案集(per protocol set,PPS)结果一致。结论宣肺止嗽合剂可以明显改善急性支气管炎(风邪犯肺证)患者中医证候,提高其生活质量。

基于气化理论探讨阳明燥金之内涵及临床应用

基于气化理论从阳明燥金之性、用、常与变的角度探讨阳明燥金在自然、人体气化中的内涵,阐释如何利用药物气化调节阳明燥金之变。自然气化之阳明燥金揭示了气的收降之势,其性"清凉",其用为收敛肃降,阳明燥金当以气的阖、聚、收、降为顺。阳明燥金在自然气化过程中寓有敛阳入阴、气机右旋、阖降内收的气化趋势。人体气化之阳明燥金对应于肺、胃、大肠,与脾密切相关,司人身气机降敛,与中土、肝木共同维持气机升降。阳明燥金之变以热盛、气逆、积滞为主。以药物气化纠正阳明燥金之变当以斡旋中气、敛降肺金、达肝平木为治疗原则,选用顺应阳明燥金之性、用的药物。

从“虚瘀劫肝”论原发性肝癌中医药防治思路

理论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源泉,在新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新方药或新诊治方案是中医药临床防治重大疑难疾病的新突破口。正邪交争,正不胜邪是慢性疾病持续进展的内在驱力和一般特性,慢性肝病持续恶性进展囊括了:肝纤维、肝硬化、肝癌等逐步恶化的病理进程。其在遵循中医“正不胜邪”基本病机的基础也必须有其特殊性和指向性,也可理解为在慢性肝病持续进展的病理状态下将一般性的病机进行指向性和特征性的阐发。肝正虚主要是指维持正常肝再生修复的相关机制和途径异常或紊乱,肝邪胜则是指肝损伤因素持续存在及其下游触发的恶性肝再生状态进行性亢进;而“瘀”作为正邪交争过程中产生的最主要病理产物也在不断推动疾病的恶性发展。在此基础上,从“虚瘀劫肝”论肝癌的病理新认识及补虚(补肾生髓、健脾)祛瘀(疏肝、柔肝、化肝)阻断慢性肝病持续恶性进展以防治肝癌的基本思路,期望有益于疑难肝脏病症的临床防治。

宣肺止嗽合剂对感染后咳嗽(风邪犯肺证)中医证候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观察: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多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评价宣肺止嗽合剂对感染后咳嗽(风邪犯肺证)中医证候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的试验,纳入240例患者,按1∶1的比例分为试验组120例和对照组120例。试验组口服宣肺止嗽合剂,对照组口服宣肺止嗽合剂模拟剂,两组均20 mL/次,每日3次,疗程7 d。比较两组中医证候(日间咳嗽、夜间咳嗽、咳痰、咽痒)积分和莱塞斯特咳嗽生命质量问卷(生理性得分、心理性得分、社会性得分和总分)评分,并采用全分析(full analysis set,FAS)集及符合方案(per protocol set,PPS)集进行分析。结果238例进入FAS集(试验组和对照组均为119例),227例进入PPS集(试验组114例、对照组113例)。PPS与FAS分析均显示,治疗后,两组中医证候积分降低,莱塞斯特咳嗽生命质量问卷评分升高,试验组改变更为明显(P<0.01)。两组上述指标在治疗后、治疗后-基线的差值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宣肺止嗽合剂可以明显改善感染后咳嗽(风邪犯肺型)患者中医证候,提高其生活质量。

“遇邪”与清代假命案的形成与处理——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讨论

有清一代,凡最终确定并不构成关系人犯罪的命案称为假命案。在对假命案的处理过程中,涉案人及州县官员均有借用“遇邪”之类理据来促成案件和解的行为。虽然百姓以死者“遇邪”为由和解命案的背后多隐含金钱因素的推动,但知县为了顺利结案,对于这一结果往往乐见其成,甚至在审案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主动引导涉案人确认死者遇邪身亡之举。然而,由于朝廷以儒家思想规范社会,总体上不容妖邪鬼怪之说,州县在上呈详文中又往往隐去“遇邪”的死因记录,以致档案记载的司法状况多呈混乱。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此类司法实践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司法实践会造成案情中许多对社会生活史和法制史研究有重要意义的真实细节的遗失。

金庸小说“恶人偷袭”母题的民国武侠小说来源

梳理了金庸小说中的“恶人偷袭”母题,包括假托他事乘其不备偷袭行刺、比武情景下的偷袭暗算、为争夺剑谱秘笈与武林声名使用阴招等类型,并探究了这一母题的民国武侠小说来源:承续了民国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赵焕亭、白羽作品中的“恶人偷袭”母题。指出对恶势力出阴招偷袭的提防是金庸在20世纪60年代初恶劣国际气候下的思考,也分析了上述母题与古代史传文学中刺客角色的关联,指出了金庸小说中这一母题的警示意旨、政治寓意与现实意义。

自拟疏风化痰方联合穴位贴敷治疗风邪犯肺型变应性咳嗽的临床观察

目的:自拟疏风化痰方联合穴位贴敷治疗风邪犯肺型变应性咳嗽的临床观察。方法:选取2022年10月—2024年4月江门市新会人民医院门诊诊治的60例风邪犯肺型变应性咳嗽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病例按随机平行对照原则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30例,对照组30例,对照组给予氯雷他定片,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自拟疏风化痰方联合穴位贴敷,对两组临床症状、炎性因子、不良反应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中医证候积分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炎症因子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自拟疏风化痰方联合穴位贴敷治疗风邪犯肺型变应性咳嗽,不仅能够快速控制患者临床症状,还能抑制体内炎症因子释放,进而促进病情恢复,且不会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值得临床推广。

基于脂质肾毒性学说探析慢性肾脏病“湿邪内蕴”的现代生物学机制及“从湿论治”的潜在靶点

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是由多种病因引起肾脏结构损伤和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CKD起病隐匿、病程缠绵,“湿”既是病理产物,又可作为致病因素,还能夹杂风、水、热、瘀、痰、浊、毒等一种或多种实邪加重CKD的病情,“湿邪内蕴”在CKD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临床“从湿论治”CKD也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自“脂质肾毒性”学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现代生物学研究逐步揭示了脂代谢在CKD进展中的关键作用与机制。笔者通过对“脂代谢”与“湿”的特点进行梳理,认为脂代谢紊乱可看作是CKD中“湿邪内蕴”的重要微观表现,脂代谢重编程通过影响机体免疫、炎症、水液代谢等方面从而呈现“风湿”“水湿”“湿热”等证,同时“调控脂代谢”亦是“从湿论治”CKD的潜在靶点。本文基于脂质肾毒性学说探析CKD中“湿邪内蕴”的现代科学内涵,并从调控脂代谢角度解析CKD“从湿论治”的生物学机制,希冀为临床中医治疗CKD提供理论依据与新的思路,发挥中医既病防变的优势。

从风、痰论治肾脏病的理论与实践

肾脏病在中国的发病率逐年攀升,肾脏病的治疗是目前医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之一,而中医药对于肾脏病的治疗具有一定优势。长期以来,从风邪论治肾脏病已经达成一定共识,而对痰邪与肾脏病的关注略显不足。肾脏病的发生发展与风、痰密切相关,风邪、痰邪既是肾脏病的发病因素,又可作为病理产物影响肾脏病的预后。文章结合西医的研究进展与临床实践总结,试述从风、痰论治肾脏病的临证思路与治疗体会,以期为制定肾脏病的中医诊疗方案提供借鉴与参考。

论韩非的“理性官僚制”——兼与韦伯理论的比较

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韩非基于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社会情势,为实现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蕴含着其实现清明吏治的卓绝努力。这一理论尝试比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创立的“理性官僚制”领先两千多年。尽管韦伯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韩非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旨在韩非思想中都已得到充分阐述。相比之下,韦伯的理论更多是在哲学层面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韩非的理论不仅有哲学原则的指导,更包含一整套科学而又可操作的吏治之道。虽然官僚制在历史实践中日趋走向僵化,但蕴含在官僚制理性基础之中的法治观念以及等级化、专业化等原则,在组织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韩非的吏治之道依然值得大力借鉴。

基于癌毒病机理论辨治乳腺癌肝转移

乳腺癌晚期容易发生肝转移,在癌毒理论指导下,程海波教授提出该病的核心病机为肝阴血虚,痰瘀郁结,癌毒流注。基本治疗原则为祛邪解毒、扶正固本。主要治法包括滋阴养血,柔肝和络;疏肝解郁,化痰祛瘀;通经活络,抗癌解毒。验之临床,每获良效。附验案1则以佐证。

《妇人大全良方》从“风”论治妇人血证

妇人血证种类繁杂、症状多样,是妇产科常见病、疑难病。《妇人大全良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著,主要观点在于陈自明强调妇人血证的常见致病因素为风、寒、热三者,且与现代普遍认可的寒、热、湿邪致病有所不同。本文以风邪致病理论为切入点,分析、探讨陈自明辨治妇人血证特点。研究发现,外风致病,或直接损伤,或兼夹他邪,皆可导致妇人血证的发生;日久常伴血虚不濡以生风,即内风致病表现。在治疗时,根据内外风邪的不同,多应用荆芥散、独圣散、加减四物汤为基础方,配合辛散祛风或息风止痉之品以疗内、外风邪,达到抗炎、增免,治疗妇人血证的作用。

叶天士论治湿邪经验拾萃

目的:探讨叶天士辨治湿邪的学术特色,以期能有效指导临床。方法:本文通过研读《临证指南医案》湿病篇,并结合《临证指南医案》其它篇章中叶天士对湿邪的相关论述,进行归纳整理。结果:叶氏认为湿之来源分为外受和内生,并认为湿邪致病范围广泛,具有弥漫性、多变性、粘腻性、易伤阳气、阻滞气机等特点。在辨治上注重病所、着眼三焦、详查病情、顾护阳气、三因制宜;在遣方用药上重视药物味性,活用古方。结论:叶天士继承前贤,博采众长,独具创新,形成独具叶氏特色湿邪诊治思路,其见解独到,辨证精准,用药灵活,对临床辨治和治疗湿邪具有指导意义。

鲁迅之善恶判断与尼采的伦理观念

清末民初,鲁迅因心态上的“绝望”,对旧有伦理准则产生怀疑,传统的善变成了恶,而习俗的恶则变成了善。这一善恶的价值重置,源自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对传统伦理观念的颠覆。鲁迅揭示了“看客”“奴才式的破坏者”“合群的自大者”这些类型的“平庸之恶”,对“国民性”的“弱点”起到刮骨疗毒功效。鲁迅进而揭示了令人更为惊惧恐怖的传统习俗之“恶”,它不但形成外在伦理法规,还潜移默化为“集体无意识”,渗入国民的精神内里,即构成“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它杀人不见血迹,夺魂不见影踪,如同“铁屋”般笼罩着你。鲁迅这一反陈规旧习的善恶判断,深隐着尼采反世俗的愤激与颠覆性的伦理叛逆。

基于“中气下陷”理论探析膜性肾病的病机及诊治思路

基于中气下陷理论探讨膜性肾病的病机,提出“湿蕴脾肾,中气下陷”的病机理论,其中以风邪外侵,中土亏损为发病先导,中气不足,脾肾亏虚为发病基础,气机凝滞,湿瘀阻络为病机核心,毒损脾肾,中气下陷为病情进展,大气虚散,脏腑衰惫为病重结局,中气亏虚贯穿膜性肾病发病始终。论治当取升阳举陷大法,强调早期调补脾肾,御风于外,中期祛湿化瘀解毒,升阳通络,晚期升阳益胃排毒,兼顾心肾虚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