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商业秘密保护研究

从《日本不正当竞争防止法》颁布至今,日本的商业秘密保护在不断强化中。为了响应产业界对商业秘密保护强化的呼声,2015年新修改的《日本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细化了打击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民事诉讼程序,并规定了更加严厉的刑事处罚措施,包括扩大刑事处罚对象的范围、加大刑事处罚力度、简化刑事诉讼程序、完善民事救济程序。同时日本修订《企业秘密管理指南》,放宽对商业秘密资格的要求,并在一起案件中确定了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标准,实现对域外商业秘密的保护。

再论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模式

在我国,关于商业秘密保护是否需要单独立法的争议自上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仍无定论。在比较分析美国、欧盟的立法模式及其原因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当下我国的商业秘密保护应继续采用“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中心”的商业秘密保护立法模式。原因包括: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法律制度全国统一;现行的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虽然有些许不足,但它体系完善且产生了良好效果;修改现有法律的成本小于单独立法。为此,在当下及相当长时间内,无需单独立法,但需要进一步完善该方面现有的法律制度,协调相关实体法之间的规范,提升企业商业秘密管理的能力,修改刑法解决商业秘密保护刑民界限不清的问题,明确细化具体的程序法规范。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模式探讨——兼论我国立法的完善

对于商业秘密的立法保护,既有"行为法"模式,也有"权利法"模式。前者侧重于规制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强调竞争秩序的维护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形为"宽保护",实为"弱保护";后者侧重于保护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权,强调私权保护,形为"窄保护",实属"强保护"。厘清并强调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属性,对确立商业秘密的权利法保护将起着重要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我国立法现状及司法实践,都亟待权利法的"强保护",即以权利法为中心,以行为法为补充的综合立法保护。

比较法视角下德国与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近发展

法律比较表明,德国与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许多方面互为接近。立法目标方面,都保护竞争者、消费者与社会公众利益。不同于中国法,德国法为消费者组织规定了诉权,这也是中国法的可能展望之一。立法结构方面,都是一般条款结合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消费者保护方面,两国法的核心部分即误导之禁止非常相似。但中国法没有关于信息义务与攻击性的商业行为之特别规定。两国法都禁止销售有混淆危险的模仿产品。但德国法更强调这种混淆危险必须是"可避免的"。尚不完全明确的是,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否与德国法一样禁止通过模仿榨取或损害商誉。对于网络妨碍行为,德国法只是通过一般条款式的"不正当阻碍"规制这类行为。中国法设置了专门规定,创造了更大的法的安定性,但其面临因技术的发展而过时的危险。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两国法因为《TRIPS协议》第39条的规定而相互接近。德国法即将转化的欧盟商业秘密保护指令对"商业秘密"作出了与中国法第9条相同的立法定义。侵害行为的构成要件规定也相似。为转化欧盟指令,德国商业秘密保护条款有可能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分离出来,这也是中国讨论的问题。

外国对华反倾销原因和对策思考

近年来,一些国家屡屡对中国出口商品提起反倾销之诉,耗费了我国相关企业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也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辨明外国对我国产品反倾销的原因,并采取相应对策,已成为当务之急。

商业秘密之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出路——兼评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条款

经济全球化使得商业秘密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为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条款进行了多次修改。但对比国内外的司法实践,我国商业秘密的司法保护仍有待加强。因此,为进一步完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应采取以下措施:将符合条件的大数据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围;增加诉讼程序中接触商业秘密人员的禁令制度,防止“二次泄密”的发生;规范职工的保密义务;在加大处罚力度的同时,使法律救济途径多样化并完善豁免制度,才能有效保护商业秘密,保证企业的竞争优势。

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形式,逐渐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我国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社会营商环境的今天,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作为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主要法律渊源,新《反法》对商业秘密的基本内涵、法律责任等多方面进行着重修订,加大了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此次修订是立法和实践的正向反馈,对完善整个商业秘密保护法律体系具有指引作用。

论用户数据的竞争法保护路径

互联网企业间竞争的日益加剧,使得数据作为互联网企业商业资源之一,其重要性亦日益凸显。随着大量涉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出现,对数据如何保护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由于立法不明确,如何解决数据不正当竞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权属确定之后的侵权法保护均提供了可能的规制方法,但或多或少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对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还需依赖于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数据保护提供了三种路径,即商业秘密条款、兜底条款和一般条款规制路径,需区分不同情形,差别化分析。

论商业秘密的秘密性要件——以中美贸易争端为背景

当前商业秘密的秘密性要件正在被边缘化。秘密性是商业秘密的核心要件之一,权利人需要通过证明成本的投入,完成秘密性的初步举证义务。历史上,商业秘密财产权理论滋生了秘密性要件,标志着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独立以及现代商业秘密概念的产生。随后,美国自由主义的衰退导致商业秘密财产权理论崩溃,商业秘密的保护开始建立在不正当竞争理论之上,秘密性要件也随之瓦解。秘密性要件的瓦解导致商业秘密保护范围扩张,但在技术的冲击下,侵权行为却日趋“中性”。由此,商业秘密逐渐形成超级保护。这冲击了专利政策,影响了劳动力的正常流动。鉴于此,建议将秘密性的初步举证要求转移到价值性要件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