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芯片立法的最新动向与中国对策

美国芯片制裁策略将阻碍中国芯片产业发展。《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对美国芯片企业在域外的投资与合作行为作出限制,将中国排除在合作范围之外,加剧了中国芯片产业链断链风险,同时扰乱了全球芯片产业链的布局。文章分析了美国在芯片领域相关立法的演进路径与发展趋势,探究芯片制裁对我国可能存在的影响,从国际、国内双重层面寻求应对策略,以期促进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

美国《南海与东海制裁法案》的法律与政治审视

近年来一直为美国某些议员所力推的《南海与东海制裁法案》意欲对我国在南海、东海的海上维权行动进行制裁,是美国日渐政治化、“长臂化”的经济制裁适用于海洋领域的重要尝试。综合法律、政治角度,该法案传达了美国发动涉海经济制裁的新趋势,体现了在“美国优先”下塑造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意图。分析该法案的通过前景及政治影响对我国破解涉海经济制裁意义重大,有助于我国有效应对南海“围堵”。

《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的执法问题

《反外国制裁法》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科学、完备的配套实施制度,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反外国制裁法》文本对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方式作出了规定,但从实施层面看,仍存在执法机构的职能权限和工作程序不清晰、执法程序有待细化、具体法律责任内容不明确等问题,影响《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效果。为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对外斗争功能,应建立切实有效的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根据实践进一步优化执法程序,细化法律责任规定,以保障执法工作有效开展,更好地回应我国当前反制裁、反干涉和反长臂管辖的战略需求。

《反外国制裁法》豁免机制的体系构建

《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面临着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产业利益相互冲突的困境,需要通过豁免机制进行利益衡平。豁免机制是成熟制裁与反制裁机制中的固定组成部分,在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健全反制裁立法体系、实现多重政策目标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反外国制裁法》中该制度规定的缺失,不利于反制措施的有效实施。欧盟、美国制裁与反制裁立法中都包含了豁免机制,我国可参考其制度经验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建立、健全具有可操作性的豁免机制,明确豁免的标准、范围和程序规则。如此,才能有效缓解《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保护与惩罚的冲突对立,实现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

美单边制裁背景下的企业反制裁情报服务体系建构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分析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族劳动法案》的立法进程及其影响,揭示美国对华单边制裁趋势,提出我国企业反制裁情报服务体系的建构意义及具体方案,以期为企业情报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将竞争情报理论与企业反外国制裁实践相结合,对企业反制裁现状和问题、竞争情报理论和实践意义以及如何构建符合企业实际需求的反制裁情报服务体系进行递进式结构分析,提出企业反制裁情报服务体系的总体架构和运行机制。[研究结论]美单边制裁背景下的企业反制裁情报服务体系是政府引导、立法引领、企业协同的情报服务体系,应从需求层、服务层和外部环境层3个层面进行总体建构,并通过动力机制、控制协调机制、情报共享机制以及支持保障机制支撑体系运行。

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

在我国刑事诉讼实务中 ,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侵犯被追诉方辩护权等违反程序的现象屡禁不止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缺乏严密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制裁是法律的内在构成要素 ,是保障法律实施的必要机制 ,对于实现法的公平与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程序性制裁无论是在适用范围、实施机制 ,还是在基本功能方面都是刑事制裁、民事制裁、纪律制裁和国家赔偿所无法替代的。程序性制裁有终止诉讼、撤销原判、排除非法证据、诉讼行为绝对无效、诉讼行为相对无效、从轻量刑等主要方式。

公告违法行为之合理定位

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处罚机关针对违法情节严重而又不改正或停止违法行为所采取的一种行政措施。公告违法行为既不是一种行政处罚 ,也不是对行政处罚的执行 ,还非一般行政信息公开 ,而是强迫行政相对人履行责令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义务的一种执行手段。公告违法行为应当以责令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为前提 ,且要处理好行政效果、公众了解权与行政相对人权益之间的适度关系。应当完善公告违法行为的适用条件及其程序 。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系

虽然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与诈骗的关键性要素,但只需认识到财物外形上的占有转移即可,因而"处分意思不要说"相对合理;三角诈骗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根本区别在于,受骗者是否具有处分他人财产的权限和地位,此应以阵营说为基础,结合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判断;盗窃罪与诈骗罪不仅可能形成想象竞合,还可能存在法条竞合,同时符合两罪构成要件时,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承认二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有助于认识错误和共犯问题的处理。

试论内部行政处分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一直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问题,内部行政处分行为是否可诉即是其中之一。从行政法治主义、司法最终原则等理论基础出发,并参考国外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内部行政处分司法救济的欠缺、国家公务员合法、正当权利受到损害无法得到司法救济的现状进行探讨。应当给予内部行政处分行为的相对人,即国家公务员,以司法救济的途径。

反外国制裁法:立法、执法及效力——以移民制裁为视角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接受中国全面快速发展的现实,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操纵的需要,根据本国法律,时常任意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实施制裁。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是有其迫切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基础的。这部法律为我国有效实施反制裁行动明确了主体职责,提供了具体措施,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国家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重要依靠。

对韩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研究

本文全面审视了韩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沿革及规制内容乃至依据现行法予以判决的案件,旨在以此加强对韩国相关法制的理解。韩国在1980年制定《公平交易法》之后,在过去的35年里对《公平交易法》及其施行令的相关规定中就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做出的修改几乎甚微。本文将在全面介绍韩国《公平交易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体系及沿革的同时,还将详细介绍滥用行为的类型、审查基准、制裁方法以及主要案例。

检察公益诉讼与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等"外新领域探索的理论与实践表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是一个开放的范畴。检察公益诉讼拓展至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领域的根据在于,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严重侵害我国的公共利益且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行政执法难以完全防止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之侵害,私益诉讼等途径亦不足以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检察公益诉讼恰恰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抓手。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应当在采用"从‘顶层设计’到‘基层验证’"路径的基础上,采用"从‘基层探索’到‘顶层确认’"的路径。经过线索发现及其甄选、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三个环节,确保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检察公益诉讼能够实现维护公益的制度功能。

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研究的若干思考

民国时期,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初步形成了一种以诉讼主体、诉讼行为和诉讼客体为中心的“旧三大理论体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价值、刑事诉讼构造和程序性制裁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新三大理论体系”。对于这两大理论体系,有必要通过总结制度发展经验,强化问题意识,掌握概念化的方法,进行深入挖掘,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与此同时,还可以根据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进展情况,将刑事诉讼模式、刑事协商、对物之诉、有效治理犯罪等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对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研究进行新的开拓,为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

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的正当性证成及制度完善

违警罪制度在域外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德国违警罪经历了从犯罪行为到违反秩序行为的变迁,处罚权限也由司法机关转移至行政机关。日本仍然保持了将违警行为作为犯罪的做法,但这种过度依赖犯罪与刑罚的做法遭到学界的广泛批判。违警罪制度于清末被引入我国,在民国时期经历了明显的去刑法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的法制得到彻底改造,但治安管理领域内行政违法与犯罪的二元制结构以及行政机关的处罚权限得以保留。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的存在符合刑事立法的谦抑主义原则,同时有助于快速处理违法行为,减轻司法机关负担,符合效能原则。但另一方面,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存在继续完善的空间。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二元制裁体系虽然具有合理性,但是行政违法和犯罪的界限必须清晰。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虽然符合效能原则,但是行政机关不应享有人身自由罚的处罚权限。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可以在例外情况下承认司法机关的行政处罚权。

论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中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

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赋予了受到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侵害的我国公民和组织向法院起诉的司法救济权。如何在实践中运用上述救济权,我们有必要从如下三个角度展开研究。从侵权行为的角度出发,我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执行和协助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行为,具有民法上侵权行为的基本特征,我国法院应当依托《民法典》审理《反外国制裁法》中的侵权之诉。从侵权责任的角度出发,上述行为构成含有帮助行为的共同侵权行为,其中外国公主体是实行人,外国境内的私主体是帮助人,二者承担相应的责任且有可能构成紧急避险。从侵权赔偿责任角度出发,被侵害人是我国公民或组织,同时其受损害的合法权益是财产或人身自由权益,其应当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大陆法中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三个法律文本的考察

针对警察、检察官、法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大陆法国家建立了旨在制裁这种违法行为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尽管在大多数场合 ,程序性违法行为需要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无效之后果 ,但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实质性无效”的理念 ,使得宣告诉讼行为无效与提供权利救济结合起来。同时 ,在宣告无效的实施问题上 ,大陆法国家尽管有时允许利害关系人直接行使诉权 ,但更多地保留了法官依据职权主动加以救济的传统。

民事诉讼法律制裁初论

一切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制裁理论只存在于法理学和实体法领域,对程序性法律制裁的探讨相对匮乏。立足于有违法行为、必有制裁的理念,民事诉讼法领域有必要构筑本学科特色的程序性制裁理论。该理论在体系上应包括三项内容:程序性违法行为的识别,程序性制裁措施的设置,以及程序性救济机制。民事诉讼法律制裁理论的提出和完善,有利于增强民事诉讼法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