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

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是解决当前数字平台封禁行为的重要方式,既能维持现有符合市场特征的市场结构,又能将数字平台内部的网络效应外部化,允许市场竞争者公平共享网络效应产生的效率。通过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恢复市场的有效竞争,避免用户、数据等价值要素聚集于少数数字平台。不论是作为反垄断事前监管措施,还是作为反垄断事后救济措施,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都有较好的适用基础和空间。结合我国目前肯定性调整方法规定不足的现实情况,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可能适用的情形也比较清晰,主要是针对数字平台既有反竞争性的互操作安排。实施时应当明确以基线标准作为实施的限度,严格秉持依法、审慎、积极和协同的理念。以公平原则、比例原则为义务设计的基本原则,对互操作义务的范围、标准以及监管等各方面内容予以科学设定。

平台经济领域强化反垄断的正当性与合理限度

近些年来,国内外在平台经济领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垄断行动,尤其是欧盟出台的《数字市场法》和我国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备受关注。基于平台经济竞争的鲜明特点和数字平台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强化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有其理论上的正当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又决定了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有其合理的边界和必要的限度。美国和欧盟等在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上的差异性反映了国际竞争的现实情况,我国需要从国家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策略做出理性选择,以促进我国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公共规制

2021年以来,数字平台排他性限定交易的“二选一”行为逐渐成为反垄断执法重点,“阿里巴巴集团垄断案”为考察平台排他性限定交易行为提供了典型范本。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字平台排他性交易行为,私法规范显著不足,为公共规制提供了契机;在公共规制体系,《反垄断法》相比《电子商务法》具备更大的制度张力,依循反垄断法规制逻辑可逐一破解相关难题。察究典型案例,“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滥用行为识别—竞争效果分析”四步骤分析方法,依然是当下及未来判断平台商业交易行为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共识型“黄金范式”;围绕典型案例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展开分析,学界对于法律责任承担部分仍有较多分歧。为有效规制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执法机构除了肯定过往严谨的分析范式、完备的程序保障和多元的治理措施等经验以外,还需在贯彻反垄断法的规范适用、破解反垄断法双重规制路径的困扰、坚持反垄断执法与企业合规建设协同推进诸方面进行精细化升级,更好助力数字市场公平竞争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论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

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是平台商业模式下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一种特殊情况。现行反垄断规范发端并适配于实体经济,面对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规制困境可主要归结为事前申报中标准涵盖局限、实体审查中违法性判断受干扰、包容审慎原则的适用缺乏制度环境等原因。欲有效规制,需要通过适用切合平台模式的复合型指标、落实主动调查制度与标准实施评估制度,构建综合性申报体系;通过直接证据法的类型化及其分层适用、识别潜在竞争者的裁量基准的设定、限制性条件的设定,排除实体审查的障碍;通过回应性监管模式的构建及其附随的制度安排,更好地贯彻包容审慎原则。

中国网络反智主义现象的表现及其治理路径

随着以新科技为代表的新型大众社交方式的出现与社会转型的相遇,隐性的反智主义思潮正在快速从线下渗透进网络空间,并呈现出泛滥的趋势,网络反智主义思潮正在以可见的方式破坏人们的传统信念,以及对知识和专家系统的信任,并带来整个社会的认知混乱。本文探讨了中国网络反智主义的起源、成因以及表现形式,并提出了三种检视网络反智主义的观察视角,最后,提出了中国治理网络反智主义的可能路径。希望在最大限度上遏制网络反智主义的同时,重新为科学、理性和知识分子正名。

我国数据反垄断规制实践及完善

当前,数据要素已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其不仅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关系到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维系与发展。在实践中,我国已在立法层面针对数据行为制定了相关条款,且在执法层面也针对数据行为,特别是数据垄断进行了有力监管。但是,伴随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商业组织体和生产组织机制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不断发展,以数据为要素形成的垄断行为变得多样且隐蔽,对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垄断行为进行有效监管仍是难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数据相关的基础理论体系尚待健全、数据的法律属性尚未明晰以及相关数据基础设施不完善。面对数字经济发展中“三新”经济的不断涌现,亟需对数据垄断实行有效的常态化敏捷监管,包括但不限于行业监管与市场监管相结合、跨部门综合监管以及不断完善基础配套措施等,形成监管合力。此外,对数据要素的基础理论、数据流通交易、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基础制度建构也应加快推进。

我国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治理探析

现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使得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阿里巴巴、美团等互联网巨头因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要求商家只能对经营平台进行唯一选择的行为受到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巨额处罚,该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此类“二选一”行为破坏市场竞争秩序、阻碍经济健康发展,亟需进行法律规制。然而,当前我国对垄断行为的处理存在法律适用阻碍、传统监管模式滞后以及平台监管碎片化等问题。文章通过对欧盟和美国等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反垄断治理的建议:加强对电商平台领域反垄断的立法,推动事前预防和事中事后监管一体化发展,构建协同监管体制。

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意涵及其法律实现

反垄断监管作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的重要内容,推动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市场主体平等竞争,有利于形成公平与效率相互平衡的市场竞争秩序。应当在明确界定和理解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外延的前提下,认识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实施数字政府法治化建设的核心基础。在转型过程中,反垄断监管还存在技术能力不足、监管理念变革冲突、内控机制建设滞后、协同发展不充分等方面的挑战。应当从完善立法体系、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夯实重要基础设施、优化竞争生态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与供给,从而更好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监管挑战。

福州市深远海养殖发展现状与建议

推进福州市深远海养殖发展,是缓解近海养殖环境压力、优化海水养殖空间布局、保障水产品有效供给、促进福州市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介绍了福州市重力式深水抗风浪网箱发展情况、深远海大型设施化养殖平台发展现状及深远海养殖平台产权登记情况,指出福州市深远海养殖发展的困境,并对福州市深远海养殖的发展提出建议,以期为福州市深远海养殖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平台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的竞争效应

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是应对数字平台日益突出的数据垄断问题的重要反垄断监管政策,但是对于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的竞争效应,现有理论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构建在位者-进入者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的竞争效应,结果显示: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总体上可以降低消费者转换成本,削弱在位平台的数据垄断势力,促进市场竞争并提高消费者总福利和社会总福利。但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的竞争促进效应具有明显的场景差异,在消费者面临网络关注转换成本情况下,其具有明显的竞争促进效应;在消费者面临个性化服务转换成本情况下,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竞争扭曲,但无法根本改变在位平台的垄断化趋势。总体来说,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是应对数据垄断的可行反垄断政策选择,但政策实施要区分不同场景进行精准设计,以有效实现维护市场可竞争性的目标。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范式反思和规则调适——以欧盟《数字市场法》秩序自由主义面向为镜鉴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逐渐引发了对其竞争治理的争议,新近制定的欧盟《数字市场法》成为了对数字经济单独立法的典型代表。《数字市场法》与欧盟竞争法存在着紧密联系,反映了欧盟竞争执法在“更经济学路径”深刻影响下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应对乏力。在此背景下,《数字市场法》的制定理念实现了对传统欧洲秩序自由主义的回溯。在数字经济法律治理中,《数字市场法》的镜鉴意义并不应体现在其单独立法的形式要件上,作为后发的反垄断司法辖区,我国可以通过完善现有数字平台反垄断实践实现有效的竞争治理。基于当前平台反垄断活动中的问题,我国应当对传统反垄断分析范式进行适当调适,对竞争损害理论进行扩张,进一步提升平台反垄断法治化水平并且适当地对大型平台设置特殊责任。

平台经济产业反垄断问题的复杂性和建议——以阿里巴巴反垄断为例

作为互联网平台发展到比较高级阶段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平台经济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点。目前我国的平台经济在总体上呈现出垄断与竞争并存的局面,在相关细分领域基本呈现出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网络平台中存在着互联网影响力和跨界性等特征,因此当其涉及垄断行为时就必须应用反垄断理论进行适时的回应和改革。从2020年开始,我国政府逐步加大了对一些行业中资本无序扩张和不公平现象的反垄断监管。本文对平台经营垄断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可以通过管理前置来对平台经营活动实施有效控制,防止平台垄断行为的出现,以保障公平的市场秩序,推动平台经营的健康发展,为政府行政管理创新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港口吊装防扭实验平台的设计

仿照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基本原理,设计了岸边集装箱起重机按比例缩放模型,实现了岸边集装箱起重机的主要功能和作业运动过程;在Automation Studio软件中编写控制程序,包括驱动程序和主控程序,并利用可视化界面设计模块Visualization完成上位机人机界面的编写。整套装置较好还原了港口岸桥的吊装过程,为港口吊装防扭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测试平台。

平台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审视——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为线索

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数字平台时代出场,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于资本增殖中无度盘剥自然的基本逻辑,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持续在场。在延续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的同时,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由于先进数字平台的技术加持,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之中,进一步造成自然资源消耗加快、生态环境污染加深以及生态系统恢复能力的退化,必然使得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加剧。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限制,也是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在数字平台时代,只有超越资本增殖逻辑,促进数字平台的社会主义应用,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平台经济,方能推进生态文明实现的历史进程。

中国平台经济的现状、意义、问题及对策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模式,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章总结了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历程,梳理了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现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以及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链现代化和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平台垄断与资本无序扩张、数字技术滥用与数据安全隐患、法律与监管体系有待健全等问题。据此,文章从强化平台反垄断治理力度、防止平台资本野蛮生长、建立数字技术监管机制、强化数据安全和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平台监管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推动我国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论守门人平台市场力量的形成逻辑与认定规则

遵循何种逻辑、设置何种考察因素与标准认定守门人平台的市场力量是数字经济规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现有的考察因素是结合了传统平台经济特性的修正,存在考察因素过于复杂、包含关系混乱导致的适用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既有的市场力量认定逻辑与考察因素的设置是围绕“产能控制”的底层逻辑,这一逻辑在守门人平台语境下存在适用偏差。守门人平台市场力量的生成与维持逻辑是围绕“需求控制”展开,积累用户规模、利用网络效应、采取策略性商业手段主要以实现需求方规模经济最大化以及阻碍需求转向为基本商业逻辑。因此,在守门人平台市场力量认定的考察因素设置上,应当以是否实现了“需求控制”为基准,以需求方规模经济的实现以及阻碍需求转向为基本分析维度,并需重点考察用户数量大小、网络效应强弱、用户需求依赖性、数字生态系统构建和数据的获取、收集与利用情况。

多平台反舰导弹协同对海突击目标分配问题研究

为满足多平台反舰导弹协同对海突击目标分配的作战要求,在分析目标分配的约束条件和性能指标的基础上,建立多平台反舰导弹目标分配模型。针对传统目标分配方法效率低且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的问题,对标准遗传算法(standardgeneticalgorithm,SGA)进行改进,自适应调整交叉和变异概率,提出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多平台目标分配算法,并进行2种不同作战场景下的仿真分析。仿真结果表明:与标准遗传算法相比,改进后的算法收敛速度得到提高;同时,得到的目标分配方案合理有效,满足各项约束条件,能够为协同作战时的目标分配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水下无人作战平台的反潜攻防模式设想

反潜作战是海上战争的重要形态,是舰艇编队出海作战的安全保证,受制于潜艇隐蔽性和水下环境复杂的特点,反潜攻防一直是短板弱项,也是国内外军事研究的重点。水下无人平台具有零人员伤亡和高作战效能等优势,利用水下无人作战平台集群反潜是未来水下战争的趋势,论文根据水下无人作战平台数量优势和自主作战等特点,提出了基于UUV集群的防御鱼雷和攻击潜艇方案设计,并对其中涉及到的主要关键技术提供解决思路。

网络销售类平台滥用市场力量的监管路径分析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网络销售类平台在市场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市场地位。但是由于市场力量过于集中,网络销售类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谈判地位日益失衡,从而引发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当前,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在积极解决这一法律问题,并将解决方案指向了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不同国家或地区将这一制度规定于不同的法律体系中,主要表现为反垄断和行业管制这两种模式。经过分析,行业管制和反垄断在执法模式、执法效果、执法目标等方面存在不同。我国具有高度发达的网络销售市场,对于网络销售类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的不公平交易行为采取行业管制的模式本身并无不妥。但是,我国现有规制方式存在着一定不足,可从行为规范、外部审查机制、行业标准、集体诉讼等方面对我国行业管制路径进行优化,以实现对网络销售类平台的有效监管。

反垄断法视角下“互联互通”的实施原则与规范表达

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是数字市场发展模式优化和转型的关键机制,但链接层面易,数据层面难。平台企业普遍存在以保障用户安全、企业商业策略等事由怠于或迟延推动互联互通等现象。互联互通的本质是保障互联网开放共享的技术架构,反垄断法层面的平台间互联互通是为了避免平台割裂整个数字市场。为达成互联互通制度的实施效果,可以将互联互通制度以法律原则的方式补充解释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款:其一,围绕数据获取能力、业务锁定水平等,明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的解释逻辑;其二,以体量、市场地位为准绳,制定与中小平台和超级平台分别适配的差异化合规要求;其三,将监管要求内化为技术约束,透过数据合规科技扩展算法层面的互联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