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First Case of Pre-action Injunction Granted in Beijing: Red Lion Paint Co., Ltd. v. Red Lion Jing Paint Trading Co., Ltd.

The case in brief The Beijing Red Lion Paint Co., Ltd. (the RL for short) is a business that manufactures and markets paint, and the proprietor of several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the "RED LION" words, device and the combination thereof. The registered "RED LION" trademark has been, on several occasions, rewarded b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he title of Famous Trademark in Beijing.

专利非实施主体的价值评判与法律规制——以网络化开放创新范式为视角

在传统视角下,专利非实施主体(NPE)主要产生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漏洞,它们通过滥诉和滥用禁令救济等方式攫取了不合理的高额利润,会产生阻碍创新、损害消费者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等消极效果。但实际上,NPE的产生与网络化开放创新密切相关。NPE是知识产权二级市场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产物,它在许可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专利许可模式由事前许可向事后许可的转变。同时,NPE也反过来促进了网络化开放创新。它可以促进技术流动,降低企业获取技术的搜寻成本,提高小企业和个体发明人的创新激励。因此,NPE并没有“原罪”,而是一个中性的市场主体。对NPE的规制思路,应当从基于主体身份的规制路径转变为基于滥用行为及其权利源头的规制路径。

知识产权国际平行诉讼禁诉令的适用:理念与方略

禁诉令在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频频出现,催生了全球禁诉令大战。禁诉令制度与涉外司法中管辖权的争夺是相伴相生的,客观上对于恰当解决国际平行诉讼冲突,维护司法主权,以及作为体现一定导向性的公共政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当前立法缺乏关于禁诉令的直接规定,法院在数起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能动地扩张解释和适用行为保全规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面临着质疑。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未来我国法院在涉及禁诉令的案件时,应从诉源治理的理念出发,树立慎用的态度,严格审查路径、限定适用范围,充分尊重国际礼让原则,充分发挥我国司法制度中重视调解的特色和优势,为禁诉令国际难题提供中国式的解决方案。

德国专利禁令制度中比例原则的适用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21年德国专利法通过修改并生效,其中引入比例原则对永久禁令制度的限制条款引发巨大关注,这种修改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知识产权制度挑战的一种回应。德国顺应时代发展,在司法实践与产业推动的双重作用之下变更专利侵权“禁令当然论”的做法,将比例原则融入禁令救济的判断使法律制度与产业更好地契合。我国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制度与永久禁令救济类似。文章旨在考察德国专利法修法及其修法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适时在专利法中引入比例原则,在法律修改前应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更多尝试比例原则在禁令救济限制中不同方式的适用。

专利停止侵权责任例外中的公共利益规则

在专利侵权案件中,根据专利法的规定,法院可基于公共利益考量判令不停止侵权。但是由于法律未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公共利益规则的适用存在同案不同判、以公共利益之名不当侵害私人利益、说理不充分等问题,阻碍司法功能的实现,不利于专利权人的权益保护。对此,可通过利益衡量、比例原则、不确定法律概念价值补充等方法进一步完善公共利益规则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方法。建议通过立法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和类型,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公共利益的判断方法,通过指导性案例完善司法推理。

群体规范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群体规范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影响,以天津市两项目共250名一线建筑工人为研究对象,运用SPSS25.0和AMOS 24.0构建群体规范影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意向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示范性规范对工人不安全行为意向有直接、间接影响,其间接影响的中间变量是群体认同、群体压力;指令性规范对工人不安全行为意向有间接影响,其间接影响的中间变量是群体压力、行为态度。同时,提出工人行为意向引导对策,包括结合工人群体特征,完善安全培训体系;合理利用群体压力,消除不良示范作用;发挥群体积极效应,增强工人群体认同感;完善群体安全规范,提高工人安全意识,从而降低工人不安全行为意向,有效规范工人行为,提高项目安全绩效。

访谈: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中的比例原则——德国权威学者解读专利侵权纠纷中比例原则的立法背景和司法适用

德国专利法在最新一轮修改中为限制权利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引入了合比例性抗辩,据此法院在决定是否授予禁令救济时必须将侵权人或第三人利益纳入考量范围。这一立法变动引发了中国国内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和讨论。为廓清相关问题,我们采访了德国知识产权法权威学者马蒂亚斯·莱斯特纳教授。在本次访谈中,莱斯特纳教授就比例原则的立法背景、规则原理以及修法后的具体司法适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提供了专家视角下对德国专利法这一重要发展的深入见解。

欧洲教会法中的“医疗禁令”意旨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欧洲中世纪中期,教皇通过教令和宗教会议决议发布了一系列“医疗禁令”,其长期被视作打压医学发展的证据;然而从教令文本来看,这些“医疗禁令”却仅仅是为了打击教会内部的渎职行为以更好地推动神学研究;且教会对世俗医学的态度,最终将其教义在对医学研究的干预中逐渐与医学理论融合,而教会医学的不断发展则为此后西方医学的全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知识产权禁令中双方当事人权益保护

知识产权禁令本是一项独立的、实体的诉讼请求,可视为我国的行为给付之诉。中间禁令区别于永久禁令的要义是救济的紧急性与效力的临时性,以及与之匹配的程序的简单性和证明标准的低阶性,但仍是针对实体争议展开的平等对抗。因此,针对是否发布禁令所进行的司法审查与裁判而对损害的“不可弥补性”和胜诉可能性的评估都是针对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作为停止/禁止侵权之诉的基本前提,申请禁令的一方须证明自己是知识产权的拥有者,换言之,无论诉求永久禁令或中间禁令甚或单方禁令均以权利成立为要件,但在满足紧急甚或加急的程序要件时,其证明标准低于终局禁令。同样,程序的规范性与救济的紧急性相匹配,但无论禁令程序被简化到何种程度,通知和听证作为底线的正当程序要件都不可或缺,尽管在适用单方禁令的情形下可以事后尽早举行,而这也决定了单方禁令的效力期间很短。我国法律将终局禁令与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实体性救济)对接,而将中间禁令和单方禁令与行为保全(程序性救济)对接,导致了源于英美衡平法的禁令救济共享的法律特征被割裂;我国民诉通说将实体性临时救济定义为程序性救济,进一步掏空了实体规范对于行为保全裁定权的支撑与限定;保全的制度功能原是为了防止将来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而采取的保全措施,因此其审查重点与防范风险的逻辑都是指向执行、裁判客体和证明对象都指向保障执行的财产和/或妨碍执行的行为,这种制度与理论惯性即使在我国行为保全制度照抄美国中间禁令四要件检验法之后,实践效果也仍在原有的制度逻辑上运行,甚而致使行为保全频繁沦为知识产权领域不正当竞争武器。

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禁诉令的适用

在全球通讯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本国法院的判决经常具有国际影响力,在判决涉及专利全球许可费率时尤其如此。当事人因此有了争夺有利法院进行诉讼的强烈动机。禁诉令是诉讼管辖权争夺战中的重要制度工具。现有法律已经为中国法院颁发禁诉令提供宏观依据,但在微观层面,禁诉令制度还有很大的细化和改进空间。中国法院应采取“谨慎但针锋相对”的禁诉策略,即在建立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之前,原则上容忍国际重叠诉讼,只有重叠诉讼可能过度损害本国诉讼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或者实质损害中国的公共政策或公共利益目标时,法院才颁发禁诉令或禁执令;当外国法院的禁诉令威胁到中国法院的管辖权时,中国法院可以对等颁发反禁诉令。鉴于中国市场本身的全球地位,采用这一禁诉策略,中国法院能够捍卫司法权威,维护市场主体对司法系统的信心。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中的“劫持”“反劫持”消解机制研究

“劫持”“反劫持”因权利人或实施者在SEP许可谈判中不当利用制度、实施策略性市场行为而引发。消解“劫持”“反劫持”,需澄清的关键法律问题之一是:界定妥当的SEP许可谈判流程,明确它与禁令的关系。FRAND机制要求交易双方遵循诚信原则,专利法应将禁令作为杠杆,对未妥当谈判的一方作不利判断,以促进、维护许可谈判。权衡妥当性不存在绝对标准、不应采取强行法模式,建议分别从谈判开始阶段、谈判进行阶段、谈判僵局阶段出发,提供一套相对清晰、细致的谈判流程指引,有效减少“劫持”“反劫持”。

NPE诉讼中的司法政策

专利非实施主体(NPE)拥有专利,但不从事实际生产,因此在专利许可谈判中缺乏与专利实施者的交互性。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日益强化,一些旨在攫取高额许可费或寻求高额赔偿的投机型NPE逐步涌现,专利侵权诉讼成为其要挟目标对象的直接或间接手段。探讨NPE诉讼中的司法政策,应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产业链中的不对称性,以及给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甚至由此导致的司法程序之异化。具言之,在诉讼管辖中,坚持“最密切联系原则”,根据“适当联系”的标准分层次建立积极的管辖权制度;在救济手段上,损害赔偿遵循填平原则,禁令仅适用于“反向劫持”等特殊情形;司法定价应以合理补偿为基础,遵循利益平衡原则,基于个案选取适当方式计算专利许可费率,并以此评估损害赔偿金额。

《民法典》第997条(人格权侵害禁令)诉讼评注

人格权禁令可以在侵害发生或即将发生前为当事人的人格权保护及时提供更积极的制度方案,从制度定位上并不同于现行法中的诉前行为保全。《民法典》997条所设定的要件决定了人格权侵害禁令既不是纯粹的实体法规范,也不是单纯的程序法规定,而是实体与程序交叉的请求内容。中国诉前行为保全的程序理念主要参照英美禁令制度,并不具有程序独立性。就独立性而言,中国人格权禁令程序更贴近德日的保全程序。人格权侵害禁令程序中,迅速保护受害人的程序价值优先于适正公平。禁令程序的迅速性程度取决于人格权侵害案件的紧急性。人格权禁令更强调职权主义,并在程序保障上弱于普通程序。不仅应明确禁令程序的特性,更应探讨研究具体的程序设置与对接协调,从而在确保实现禁令快速保护目的前提下兼顾被申请人的程序保障。

《民法典》人格权侵害禁令溯源、性质及其制度构建

为满足及时制止人格权侵权行为的规则供给需求,《民法典》第997条增设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但尚待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没有为之提供配套的程序,《民法典》也未进行相应的规定,有必要分析如何构建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构建制度的前提是明晰其性质,而学界目前就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性质尚未形成共识,多数观点认为是临时禁令,少数观点认为是永久禁令。鉴于这一制度借鉴自国外制度,借鉴对象的性质及相应规则对于分析我国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性质及制度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本文从制度溯源开始,结合借鉴对象的性质、功能以及我国的本土语境,分析我国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性质,并提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完善建议。我国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源自英美法上的禁令制度,而非直接来源于罗马法上的禁止令状或令状制度。英美法上的禁令制度既包括永久性救济,也包括临时性救济,还包括其他法官发出的命令;既有财产保全的内容,也有行为保全的内容,还有行为给付判决的内容。多数观点主张将人格权侵害禁令作为临时禁令的理由并不充分,且不独立于诉讼的禁令制度与我国既有制度相重复。较为妥当的方案是使人格权侵害禁令独立于诉讼,使其具有相对独立的制度功能;基于效率与公正的平衡,使法院既可以迅速发出临时性的人格权侵害禁令,也可以及时发出永久性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并且在同一程序中,可以先发出临时性禁令要求当事人在程序结束前停止行为,在程序结束时以永久性禁令取代之。基于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内部差异,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程序内部也应当具有相应区分。总体而言,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程序应当介于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之间,情况紧急、作出临时禁令的应当接近非讼程序;其他情形则应当接近诉讼程序。法官审查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申请时需要判断行为人是否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以及不及时制止是否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将公共利益纳入考量范围。人格权侵害禁令送达后即生效,对裁判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禁令仍然有效。人格权侵害禁令生效后被申请人不履行的,法院按照行为执行的规则实施强制执行。

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再思考——基于跨省份禁令的新证据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2007—2019年我国101家实现了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据,研究了在2011年跨省份扩张禁令前后,城商行跨区经营的动因及其对风险绩效产生的影响。省、市两级政府财政压力通过影响城商行的跨区经营决策,而间接作用于其经营状况。2011年之后城商行省份内扩张速度明显加快。在考虑到自选择偏差、机制检验和中介效应的基础上,本文研究表明跨区域经营效果在禁令前后以及银行自身特征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禁令颁布后城商行整体风险管理和盈利能力有明显改善。但对于禁令后继续省份内扩张的城商行而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或自身业务拓展实力较弱的银行常面临不良率的大幅上升和资产回报率的显著下降。而实力较强的城商行却几乎可以完全抵消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对于理解城商行经营行为以及防范化解银行系统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的禁诉令研究

禁诉令指一国司法机关裁定一方当事人不得到其他国家提起诉讼、申请执行其他国家司法判决或寻求其他公权力救济,否则追究该当事人责任的命令。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涉及请求停止侵权救济、请求确定全球/一国FRAND费率等,当事人多在多个国家提起诉讼,容易引起裁判冲突。我国可合理改造行为保全制度以决定是否颁发禁诉令,分三层次考虑:本法域诉讼与域外诉讼标的是否相同或相关;将“难以弥补的损失”或“使裁判难以执行”理解为评估域外诉讼对本法域诉讼公平展开与执行的影响,考量利益平衡是否倾向申请人;考量对礼让原则的影响是否达到其他法域不能容忍的程度。

论人脸信息的民事法律保护

人脸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个人信息类别,屡遭非法侵害,严重损害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对消解此类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此背景下,应当建构人脸信息在民事法律层面上的“强保护”模式:首先,应当对人脸信息进行明确界定,肯定其具有隐私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其次,在此基础上,根据价值判断,采用场景理论和动态系统论对不同场景下的人脸信息侵权责任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再次,应当剔除《民法典》第997条中“难以弥补”的措辞,调整“损害”为“侵害”,以适当放宽信息主体申请人格权禁令的要求;最后,个人信息处理者故意侵害信息主体个人信息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信息主体可以主张惩罚性损害赔偿;造成精神损害的,排除“严重”要件对人脸信息侵权责任承担的适用,同时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中“损害”“损失”进行法释义学解读,为信息主体行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提供法律支撑。

人格权禁令规则适用困境及解决路径

人格权禁令生效后在实务界备受推崇,但作为一种全新的的制度设计,其仅在《民法典》第997条中规定了实体规则,具体的适用程序规则缺失,其后果必然会反映到实践中。从全国选取11个人格权禁令典型案例对现状进行分析,实务中存在适用标准不一,适用程序缺位,法律效力模糊等适用困境。基于此,应当从人格权禁令的法律属性出发,以解决路径为导向,统一不同情形下人格权禁令证据的证明标准;细化不同类型的人格权损害是否难以弥补的认定标准;参照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以“独立程序说”构建适用程序,明确人格权禁令的效力,以期完成对人格权禁令规则适用的探究。

论环境禁令的制度定位:从依附到独立

环境禁令无疑是环境诉讼领域特别关注的热点、重点。由于中国将环境禁令置于行为保全的制度框架之内,使得中国环境禁令具有了不同于国外禁令制度的特殊构造——依附性制度定位。环境禁令与行为保全在目的、性质、适用逻辑、法律效力上均有所不同,以往研究往往忽略这点,致使在进行环境禁令立法设计时出现偏差,从而导致当下环境禁令面临严重的司法困境。从环境禁令与行为保全的差异性以及环境司法的现实需求观之,环境禁令的制度定位由依附转变为独立极具必要性。通过明确环境禁令的实体法依据、设立环境禁令程序、肯定环境禁令的独立性制度定位,形成“环境禁令、行为保全”并列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预防性救济措施体系。

青蒿素对敏感/抗性疟原虫感染小鼠肠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及膜流动性影响差异研究

为研究青蒿素对敏感/抗性疟原虫感染小鼠肠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及膜流动性影响,采用Western blot试验测定目的蛋白表达,TMA-DPH细胞膜流动性试剂盒结合荧光偏振法测定膜流动性,研究青蒿素给药前后对敏感/抗性伯氏疟原虫感染小鼠肠主要紧密连接蛋白ZO-1、occludin、claudin-1表达及细胞膜流动性差异。结果表明:青蒿素敏感/抗性疟原虫感染小鼠肠脏器指数增加,青蒿素处理后脏器指数较模型组亦显著提高;抗性模型组(K-CMC-Na)肠紧密连接蛋白ZO-1、claudin-1水平均较正常组和敏感组显著下调,但occludin表达较正常组上调,与敏感组无显著差异;青蒿素给药后使健康小鼠claudin-1、ZO-1水平异常下调,且显著降低敏感/抗性疟原虫感染小鼠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同时青蒿素处理抗性组claudin-1表达较敏感组上调,但occludin、ZO-1水平则显著下降;青蒿素给药显著降低敏感/抗性组小鼠肠细胞膜流动性,且前者较后者更低。这一研究提示青蒿素对疟原虫感染所致的肠道反应可能无治疗作用,反而通过进一步破坏宿主肠道屏障,加重肠炎和感染;同时青蒿素耐药疟原虫感染后引起肠紧密连接和膜流动性的变化,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