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言到行的进路--庄子对语言困境的认知与策略

庄子以多样的形式和高超的技巧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但是他认为作为工具的语言是有局限的,语言无法抵达道,从而指出了语言的困境。庄子认为对道的抵达不能依赖语言的意义功能,“寓言”“重言”的意义表达无法从语言内部解决语言的困境。因此,他以“卮言”这种言说的形式将静止的语言意义转化为动态的言说行为,以无拘无束的言语行为抵达道境,这是他语言策略的第一步。庄子的语言策略还表现在将语言内化,以无言之言的直觉感悟直抵道境,把握事物的真。以行达道是庄子解决语言困境策略的最后一步。

语料库翻译学视域下《道德经》的俄译研究

本文以《道德经》俄译本为研究对象,借助语料库从词汇和句子层面对四种译本进行语言特征分析。词汇角度包括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词频特征,句子层面包括平均句长和连接词,并结合具体实例和数据进行分析。最后,从译法选择和译法统计角度探讨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

武器系统中基于TAO的设备检测软件研究与实现

为解决武器系统软件开发中所遇到的硬件及操作系统异构性导致的开发难度加大、软件质量难于控制等问题,研究了武器系统软件中的检测维护软件,并在TAO的基础上实现了具有统一接口的检测维护软件。针对中间件技术解决异构系统软件开发问题的优势,分析了使用中间件TAO实现武器系统软件的可行性。在实现基于TAO的检测维护软件的过程中,指出了武器系统不同主机中检测维护软件的一致性和差异点,并以此为基础定义了这类软件的统一接口并将其实现。

从“知言”到“知道”——王船山论本体之知

王船山在继承前儒知识论和心性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心、性、知、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知知性”和“性发知道”,从而指出本体之知的两层内涵。船山提出“道因言生”论,强调语言在开显、澄清道体上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默识”和直觉也是通达道体的途径。通过辨析知与识、意与念之微别,船山强调了“识”与“念”对于文明教化、文化记忆和道统传承的重要作用。

道与言:王船山与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略论

王船山一方面认为文以载道、道因辞显,语言对显明道体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基于儒家立场提出“道因言而生”,凸显人在道中的主体性及行动力,强调语言参与了道的形成。海德格尔受道家思想影响,把语言本质视为存在向存在者(此在)的一种道说、道示,认为人应当“应合”于大道。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从本有而来,与世界、历史同时发生,是大道的方式和此在的最高事件。王船山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反映了二人所处时代的东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本体论与存在论(ontology),故道与言(逻各斯)之关系总摄、映射着二人语言哲学的同一与差异。

符号学意义论视野下海德格尔的道言观及其局限

与老庄的“道”一样,海德格尔的“道”属于尚未被符号意义化的原初境域,是存在意义的源头,是他力求打破主体性而思问到的源点。不过,他的“道”生世界及其发生情境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尚有主体哲学残留,他的通“道”之途亦过于局限在狭义语言立场,且如列维纳斯所说缺乏他者,其“道说”只是一种对“总体性”的思考。对海德格尔道言观的反思,提示了其他可能的通“道”之途。

三重语言观阐释:道说·人语·符号——由海德格尔语言观出发

语言的本质是道说,道说向人类传达世界的本真存在。道说是无言之言。人语是人际信息交流的媒介,道说经人类之思转化得到人语,发生在人类生存活动的现实场景之中。符号如物符、形符、音符、影像等都是人语物化而来的,可以离开具体的生存场景跨时空地进行传播,符号是传播人类文化的媒介,也是人类文化的信息载体。道说、人语和符号可以在人类思维中实现可逆性转化。

走向存在之家——海德格尔与道家语言观比较

以道家思想为参照,通过对“大道”与“道”、倾听道说与观物得道、在说不可说者的超验语言及对理想生存境界的设定等方面的比较,探寻海德格尔语言之思的思想进路。

“立象尽意”与中华审美文化

"大象""象罔"并无神秘,实即"非对象性"之状态。人与自然之间从"物我分裂"的对象性关系,经由模仿、想象而建构"物我合一"的非对象性关系,也就进入"大象"之境,由此而体道得意。"立象尽意"就是指由对象性之"象"转换为非对象性之"大象"而体道得意的过程。对"象"与"道"之关系的理解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实践。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则体现为"象"与"大象"互换互动互生互释,无论"意象""意境""境界"都同时包含着"象"与"大象",是双方共同构成的张力场,或曰"象—大象"。"象—大象"是中华审美文化的细胞,它生成了中华审美文化的独特品格,也决定着中国古典美学和古代文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

“存在论悖论”与“言道悖论”——中西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阐释

从马克思"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1](P120-121)的理论视域来看,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以人的"自为本性"为基础,以作为主体的人对其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理解及其语言表达为滥觞,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和存在之存在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语言的功能和界限及其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的理解问题。以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为核心,哲学基本问题具体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形态:其一是以"存在论悖论"为表征的西方形态;其一是以"言道悖论"为表征的中国形态。

由“言”观“道”:道家语言哲学的内在逻辑与路向探赜

"道"即言说,语言是理解道家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内在视角。道家哲学以道统言、言道互释,内蕴着由物及道、由名返实、由语言而存在的致思理路。道家认为,在物之域,名、实被彻底物化,道之"实"暗示着名言工具化的荒谬。在道物之际,妙理之"意"将世俗名言遣入遗忘的深渊,由此彰明人对存在的领悟。在道之域,静默无言与诗化语言从"无"、"有"两种视域建构出"道言"的核心内涵,开显出自然诗意的生活世界。道家语言哲学实现了诗与思、言与在、道与闲的统一,展现出深刻的生存论性质、面向生活的实践理性与中国人作为"伟大的悠闲者"的休闲审美特质,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影响深远。

道言与现代西方的语言美学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道家的道言观与西方语言哲学的比较研究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其实,人类的思想和智慧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西方还是东方,其文化及其语言的差异是巨大的,但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对终极存在的探求,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民族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先秦道家可以同现代西方哲学家在同等层次上进行对话,双方的思想和智慧也能够达到相互的汇通。在现代思想的维度上比较老、庄的道言观与西方现代的语言观,会给我们许多崭新的启示。

方以智的语言哲学思想

方以智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著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经很自觉地将训诂工作擢升到作为追求天道的理想方法。他在"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文章即性道"和"文章薪火"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

民国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例

20世纪初,公民教育从西方引进到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将公民教育思想编撰、渗透进教科书,叶圣陶就是其中的一位,《开明国语课本》是其亲自为小学生量身定做的母语教科书。叶圣陶认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培养合格公民,《开明国语课本》通过公民形象的塑造,渗透了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公共生活教育,展示了亲子之间、师生之间、伙伴之间的平等公民关系,使公民教育既充分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农耕文明和传统伦理文化的特征,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开明国语课本》

“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

庄子语言哲学存在着一个道、意、物、言的四元结构,在这个四元结构中,道与言的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在道与言的关系问题上,庄子坚持道不可言论。庄子语言哲学的四元结构和“道不可言”论对中国诗学、美学中的意境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着诗学意境论对“意”的最初理解,而且也规定着意境论中“境”的原初含义,并直接导引和促生了“境生象外”的哲学、诗学命题。从诗学意境论产生的源发哲学语境看,“意境”即“道境”,“道境”是“道”开辟出来的无限精神空间,具有鲜明的宇宙本体论意义。从庄子语言哲学入手重新认识意境问题,有助于矫正把意境简单地界定为“情景交融”的偏差,而把意境的当代阐释导向更加合理的“道”、“情”、“物”、“象”的完美统一。

道言悖反与审美超越——道家语言哲学及其美学意义新探

道与言的关系是道家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道家坚持道"自然无为"、"混成无形"。"道不可言",言不及道,二者之间是相离、相悖的关系。道家认为,要想超越道言悖反,一是要破除名言的人为性,使之成为自然的、"无心"的语言;二是要破除名言的区分性,使之成为混整性的、象化的语言。前者可称为"言无言",后者可称为"言象言"。"言无言"开拓出审美化的"天地之境","言象言"创造出审美化的"大道之象",这使得道家语言哲学,无论在内在精神还是在外在形式上,都表现出审美化的倾向,并对中国诗学、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名/言、道——老子语言哲学思考

老子哲学中,"道"与"名"或"道"与"言"几乎是两个并行的概念。老子认为,道不可言,言不及道,名言与道之间是相离、相悖的关系。世间纷争皆因"言"而生。"道"是可以表达的,但绝非普通语言所能表达。"道"即"思想"或"意图",也可以说是本原的世界。语言具有表达思想的能力,但也有其局限性。本原存在着的世界和由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隔阂。通过研究老子"道、言"说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家的"言"与"存在",透过语词(或名称)的表层含义,可以使人类多角度多侧面地充分认识这个世界,彻底摆脱语言的束缚。

缘何“不可说”——庄子论语言表达困境及其根源

庄子以语言为维度 ,通过将现存世界划分为“可说”与“不可说”两个世界的方式提出了“道不可言”这一语言表达困境问题 ,并指出“成心”之存在、“道”之本性和“言”之对象化是产生语言表达困境的主客观原因。

从《西学辑存六种》看王韬西学“笔述者”身份的转变

关于王韬在西学方面的成就,论者多认为《西学辑存六种》是王韬的辑录之作,撰著之力或创作之功甚微,自己并无建树。然而,王韬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笔述者"。如果说《西国天学源流》是王韬的笔述之作,那么《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则是王韬独立完成的辑撰之作,已经超越了一般"笔述者"的范畴。换言之,经过长期的西学浸润及数年的欧洲游历,王韬已从一个依附西方传教士的西学笔述者转变为一位独立的西学撰著人和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