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群”:清代诗人的灾难应答——以大型灾难诗歌总集《海宁州劝赈唱和诗》为例

易凤庭编纂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记录嘉庆十九年海宁大旱的灾害赈恤诗集,为清代规模最大的劝赈唱和集。它包括了灾情书写、赈济捐输、赈恤传统等内容,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守土安民的责任、百折不挠的勇气力透纸背,构筑起人们抗灾的集体记忆,同时是诗歌的应用功能彰显的明证。诗人们将自然灾害事件一步步演化为文学事件,起到了光大唱和文体、建构文人共同体、展现地方自治能力等作用。上千首的劝赈诗是清诗叙事性特征的凸显,也是对“诗可以群”这一古老命题的复归。在灾荒史与文学史的殿堂中,《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有着相当突出的意义,应当受到重视。

论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虽然创作目的主要出于交际应酬,却不仅显示出圆熟老到的艺术技巧,而且也有真情实感流转于其间。他们唱和的黄金期是大和二年。在刘禹锡对裴度连篇累牍的称颂之辞中,往往不动声色地寄寓着其用世渴望。他们联袂出游时创作的"曲江联句"虽属游戏笔墨,却可借以观照早已远逝的时代面影。大和三年以后,他们的酬唱并没有因各自辗转多地而中断。在刘禹锡此时的唱和诗中,可以察见其心灵曲线的波动和色彩斑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清初词坛“广陵唱和”论略

清初广陵词坛,王士禛主持风雅,唱和频繁,促进了词创作风气的形成,具有丰富的词学内涵和词学史意义。其中艳词唱和主要表现为对传统花草词风的宗奉;怀古词唱和则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展示了新变的趋向。唱和的词调多以小令为主,长调亦经常被采用,邹祗谟、陈维崧对长调的大量采用具有风向标的作用。王士禛对非主流的豪放词风持有很通融的态度,以他为领袖的"广陵唱和",培养出了豪放词风的代表人物陈维崧,于清初豪放词风的形成意义重大。唱和采用的一调多阕样式体现了词的娱乐功能的回归,并对后世咏物词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白居易“和诗”人物述论

白居易一生创作"和诗"很多,涉及人物70余人,白居易"和诗"选择人物,有重文学修养、重进士科第、重意气相投,不重上下级别、不重党派归属的特点。展示写诗才华、提高写诗技艺、构筑和谐人际关系是白居易"和诗"择人的目标指向。

游戏之作的创造性与局限性——三组唐代唱和诗的比较研究

在中唐诗人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的唱和诗中,有三组咏春的作品,分别为《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和春深二十首》《生春二十首》。这类旨在逞才竞技的唱和组诗,绑定同一体裁、围绕同一主题、拘囿同一韵脚,叠相赓和,联类无穷,明显带有游戏性质。但他们却能因难见巧,在画地为牢的有限空间内,将腾挪翻转的艺术技巧发挥到了极致,或者说在遏制创造力激荡的框架下依然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当然,游戏之作固有的局限性,他们也未能避免。

满蒙汉藏情谊深 驻边唱和别样新——《卫藏和声集》简论

广东省国立中山图书馆收藏有清抄本《卫藏和声集》,题下署"甲寅"字样,诗题下分别署"希斋"、"太庵"字样,鲜有学者注意到此集。此集系乾隆五十九年和琳、和宁在西藏任职期间的唱和之作。二人唱和频次之高,在少数民族作家中罕见。唱和之作在题材内容、艺术特点上也有较为鲜明的特征,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和文献价值。

论唐代河洛文人群体唱和诗

唐代河洛文人群体的唱和诗作为河洛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不同时期唱和活动的兴衰、丰富的唱和内容、不同的唱和关系及文人的宦海沉浮,成为观察时代政治的风向标;它真实展现了文人群体的生存境遇,表达了他们的心灵苦闷,表现了他们的诗意栖居;它多方位展现了河洛地区绮丽的自然风光和淳厚的民俗风情,推动了唱和诗用韵、审美方面的发展与创新,并对宋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和唱和诗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1849年越南如清使臣与清朝伴送官唱和诗刍议

1849年越南使团如清岁贡,成员中有越南世称"超神适圣(阮文超和高伯适两位顶级文人)"组合中的神,即名人阮文超,此使团却常被忽略。沿途他和另外两位使臣与中国清朝伴送官员之间频频用要求最严格的步韵方法进行诗歌唱和,至今很多唱和诗已失佚,目前只收集到二十七首,但谨借此略陈管窥之议,反映中越两国诗歌唱和传统和越南文人的汉诗水平。

《唐诗三百首》中的奉和应制诗

谈及《唐诗三百首》中的奉和应制作品,似乎后人还用力不足或有失公允。原因有二:一是学者大多保留了传统的偏见,即因奉和应制诗内容和形式高度模式化的特点而否定其价值;二是脱离了诗选的整体存在情态而以孤立的文本去探讨这类诗歌。对于此类诗歌的探讨,应回归选本,同时需要把诗与诗人、诗与诗选、诗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以此为前提,就能更好地认识奉和应制诗在《唐诗三百首》中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利于给予孙洙编选此类诗歌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