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执法补救受害人损失的理念阐释与制度构建

我国反垄断法补救受害人损失的途径有执法中没收违法所得隐含的“退赔”与反垄断损害赔偿诉讼,但实践中却面临着没收违法所得同时责令退赔的适用率极低、企业自动退赔罕见、反垄断损害赔偿诉讼成功率不高的困境,难以对受害人损失进行有效补救。通过反垄断执法补救受害人损失是“响应式重塑”理念应用于反垄断领域的直接体现。域外执法机构补救受害人损失的方式中,通过减少罚款激励违法企业自愿赔偿的英国方案,最具制度优越性与借鉴价值。为了破解我国受害人损失无法有效补救的困境,应将“响应式重塑”作为反垄断执法的核心理念,完善反垄断法规定,确保执法机构采取责令退赔的合法性,构建我国的企业自愿赔偿制度,并通过调整反垄断处罚结构和建立自愿赔偿监督受托人制度,实现企业自愿赔偿与罚款的捆绑使用,以提升企业自愿赔偿方案适用率,使受损害的民事主体能依法获得合理补偿。

打击合谋促进了并购吗

在反垄断执法授权模式下,中国以省级执法机关为主查处合谋案件。本文结合手动构建的横向垄断协议执法数据和中国企业并购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省级反垄断执法机关打击合谋与企业并购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发现:(1)打击合谋显著提升了本省企业发起的月度并购次数。这种策略性并购具有区域和行业异质性。(2)打击合谋更倾向于提升本省企业发起的同省并购、同行业并购、本省合谋行业的并购。(3)打击合谋不存在跨省威慢效应,本省执法机关查处合谋并未显著激励其他省份同一(合谋)行业发起更多并购。(4)考虑到并购成本,偿债能力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增加并购次数。本文在中国反垄断执法授权制度下发现了并购对合谋的替代性,尤其是该替代效应具有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主要在本省、本行业范围内显著。本文研究对我国反垄断执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反垄断执法机关需要关注企业对打击合谋政策的策略性反应。

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制度的问题探析与路径优化

我国反垄断立法,立足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实践,在借鉴他国反垄断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制度。但是从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至今,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制度实际施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仍旧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如地方保护屡禁不止、制度运行体系存在一定缺陷、行政反垄断理念难以彻底贯彻等。可以通过加强立法顶层设计、完善执法制度体系、建立专门审判机构、健全监管机制体制等措施,健全、完善我国的禁止行政性垄断制度,使其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反垄断视角下促进大型平台开放数据的三重路径

数据是平台企业参与数字市场竞争的关键资源,大型平台获取海量数据后拒绝开放数据将产生排挤竞争对手的效果,损害数字市场上的创新与竞争。促进大型平台开放数据,保障数据自由流动是平台数据垄断的核心治理策略。促进大型平台开放数据的路径有三:其一,反垄断合规路径,大型平台建立内部控制机制,预防数据封锁风险,自愿开放数据;其二,反垄断事后执法路径,针对大型平台封锁数据行为开展反垄断执法,破除数据壁垒;其三,反垄断事前监管路径,事先为大型平台设定特定义务,通过强制大型平台履行数据携带、数据互操作等义务保障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反垄断合规路径重引导,强调平台自治,反垄断事后执法路径与反垄断事前监管路径重强制,强调外部管控。三条路径内外共治、紧密协作,形成对大型平台拒绝开放数据行为的综合性治理体系,保障数据有序、有度、有效开放。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一次修订部长级草案述评

在关于可持续性竞争的十项议题指引下,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一次修订部长级草案正式发布。该法律草案聚焦于强化德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执行,是德国采取更为积极的竞争政策的体现。在内容构建层面,这项法律草案促成传统反垄断规制范式的重大转型,简化对由垄断行为所衍生经济利益的征纳程序,并构筑起德国《反限制竞争法》与欧盟《数字市场法》交融适用的机制。尽管该法律草案为德国反垄断监管的现代化改革提供前瞻性规划,但是对反垄断规制范式的转换可能会反噬反垄断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因此德国修法机关有必要修正与优化这项法律草案的细化规定,并谨慎推进反垄断规制范式的革新进程。

欧盟《排他性滥用行为执法重点指南》修订介评

欧盟《排他性滥用行为执法重点指南》的修订,反映了欧盟竞争法近十五年来排他性滥用行为执法、司法实践的最新发展。此次修订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反竞争封锁、价格滥用、同等效率竞争者(AEC)测试、拒绝供应以及利润挤压等多个方面。修订后的《排他性滥用行为执法重点指南》,不仅迎合了欧盟竞争法目标多元化趋势下出现的新需求,同时回应了数字经济背景下欧盟竞争法执法、司法实践面临的新问题。因此,其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不过,此次修订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部分核心概念尚未厘清,一些争议问题缺乏明确指导。我国需要以此为鉴,并在后续制定反垄断配套规则时予以重视。

行业协会对横向垄断协议执法效率的影响研究

反垄断执法工作是我国确立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维护社会福利的保障,而行业协会作为重要的制度性设计,在我国市场与政府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为研究行业协会与反垄断执法之间的关联,探索提升反垄断执法效率的有效路径并进一步优化我国反垄断政策,本文基于位列《反垄断法》监管首位的横向垄断协议案件数据,利用生存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行业协会对反垄断执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组织型行业协会对反垄断执法效率产生了正向影响,而协调型行业协会对反垄断执法效率产生了负向影响。其中,执法配合机制是行业协会影响执法效率的内在渠道,而外在举报机制具有对行业协会的威慑引导作用,削弱了协调型行业协会对执法效率的抑制作用,加强了组织型行业协会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也为行业协会的自身完善及其各项经济职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有益参考。

论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

以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为己任的反垄断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之一,而其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一个权威、独立的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及其职责的合理确定是中国反垄断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行政管理学和行政法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先分析国外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置及其职能,作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计参考。在确定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时要考虑到反垄断法本身的特点、现有相关机构的设置情况以及外国经验的比较借鉴等因素,通过中西方政府职能的发展比较,对我国反垄断执行机构的地位作出合理的定位。最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置,要遵循权威独立、依法设置、精干效能等原则。据此,不宜在现有机构中指定反垄断执法机构,而应该单独创设专门的执法机构,其可以称为"国家反垄断委员会"或"国家公平交易委员会",并只在中央和省两级设立。这是由于反垄断法更注重维护宏观经济秩序、防止市场竞争不足从而具有政策性、灵活性和行政主导性的特点决定的。这样的机构应拥有调查检查权、审核批准权、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措施权和行政裁决权,并应拥有对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和国务院各部门的限制竞争行为(行政垄断行为)直接进行处理的权力。

论现代反垄断法的程序依赖性

实体规则的原则性与不确定性造成了反垄断执法上的多重困境,执法困境克服路径的选择则直接提升了程序规则在反垄断法执法中的地位,现代反垄断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走向程序化。反垄断法程序化依托于现代社会对程序的特殊需求,根源于垄断及反垄断法的固有特征。反垄断法程序规则在构成上具有复合性,其价值主要在于对效率与公正的双重追求。在程序化的背景下,现代反垄断法的实施机制也具有了自足、多元与软化的特征。

误读与澄清: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之本相追问

反垄断执法机关与涉嫌垄断经营者以和解方式结案已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我国《反垄断法》也引进了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然而,人们对该制度存在一些误读,认为执法和解程序属于非正式程序,执法和解契约在性质上属于公法契约,反垄断执法和解会降低反垄断法的威慑效果。实际上,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之本相是:执法和解程序属于正式程序,执法和解契约在性质上属于公私法混合契约,执法和解会提升反垄断法的整体威慑力度。

反垄断执法和解的制度机理

反垄断执法以和解方式结案已是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普遍实践,这种执法方式的价值在于其提高了执法效率,体现了对被执法者的人文关怀,符合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和现代国家学说的精神,但其运行也存在着社会公共利益、相对人权利、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的隐忧。因此,从适用范围限制制度、和解说明制度、公众评论制度、相对人权利保障制度、第三人权利救济机制等方面入手规范反垄断执法和解是题中应有之义。依此而论,我国《反垄断法》第45条的规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仍需完善。

反垄断执法和解中的利益平衡

允许执法者与企业就垄断行为达成和解,是现代反垄断执法的重要特征之一。执法和解反映了企业自治在现代反垄断法上地位的提升,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传统执法方式的不足,大大节约执法资源从而促进效率,却易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也可能对相关主体的利益照顾不足;因此,在以和解程序处置垄断案件的同时,必须防止对公共利益的“私相授受”,并对相关主体的利益维护提供制度保障,以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

反垄断民事诉讼机制的当下选择

起源于美国的反垄断私人执行模式,与其特定的制度安排以及历史时期的制约是密不可分的。私人提起的诉讼替代或补充了反垄断法的公共执行。而二战之后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舍弃了反垄断私人执行中的威慑目标,仅仅是在公共执行之外以民事诉讼的方式实现私人损失的赔偿目标,因此属于寻求赔偿式的民事诉讼机制。基于有限的司法经验和实践,我国在选择反垄断民事诉讼机制时首先应考虑选择这一模式,并根据现行《反垄断法》的条文决定采取能动式或是保守式的民事诉讼机制,从而决定是否应当制定实体性规则。这一选择还意味着应对反垄断民事诉讼采用与中央事权相匹配的法院管辖方式。根据反垄断法的特性,应在司法解释中将程序规则,尤其是程序、救济以及法官知识和能力的提高作为重点。

反垄断司法的知识生产——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法院能否胜任反垄断法的实施任务、塑造自身应有的制度角色?从技术视角看,关键取决于其是否适应反垄断浓重的专业化底色,能否在知识维度证成自己的司法能力。从知识社会学的进路切入,确立反垄断司法的知识生产观,是强化反垄断司法的技术理性的可欲努力。在当前行政中心主义之下,反垄断法实施的知识分布呈现出高度不对称状态,知识生产几乎压倒性地集中于行政机关,造成"司法疲软"。应当通过发挥指导性案例制度的诱导功能、营造基于分工的知识生产空间、建构知识生产的民主合作机制,激励法官在裁判中遵循基于法律原则的推理、基于经济学理论的推理、基于法律实用主义哲学的推理等知识生产的内在机理,锻造出反垄断法实施的"无言之知"。与此同时,从中生发出足以填充、丰富反垄断法文本的规范意涵的规则知识,推动反垄断法经由司法实践不断发展自身规则体系。

管制行业反垄断执法权配置分析——以管制度为视角

管制行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反垄断执法问题,其执法权配置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但从管制度的角度看,这一执法权配置应是从行业管制机构向反垄断专门执法机关逐步移转的过程,这也是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立法与实践的发展趋向,因此,我国相关立法也应作相应完善。

科瓦西克菜单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改革

反垄断法和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执行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保障;而统一、独立、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又是反垄断法和反垄断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组织前提。本文以科瓦西克菜单为基本的分析框架,结合我国实际,尝试性地提出构建新的反垄断组织架构应该着力的五个方面:一是从多元走向一元,提升执法机构的权威性;二是实行委员会治理模式,既发挥专业知识多样化的决策优势,又有效抵御管制俘获;三是坚持一体化行政执法模式,通过内部组织设计增强反垄断行政裁决的司法色彩;四是从单纯执行反垄断法走向执法与竞争倡导并重,强化反垄断法在被管制产业的实施;五是重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内部设计,充分发挥经济学家在反垄断执法中的作用。

私人执行反垄断法:限制原则及路径

私人执行反垄断法是法律赋予私人的一项权利。为防止权利滥用而引发滥诉、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等问题,可采用合理性原则、功能补充性原则以及利益衡平原则作为其限制标准。就具体限制路径而言,包括:原告资格除竞争者之外,只有直接消费者和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才能执行反垄断法;救济采用双倍损害赔偿救济方式、适当限制禁令提请主体和范围防止经营者策略性竞争行为的发生;同时,原告应对受损害事实负举证责任。

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制度的价值

反垄断法实施制度的运行目标和功能主要是对理性行为主体的威慑、为垄断违法行为导致的危害后果提供救济,以及解释、明确反垄断法针对对象的范围和实施标准。私人实施在实现这三个目标和功能方面有着十分特殊的价值。我国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制度相关规则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在此过程中应当注重明确反垄断法实施的目标和功能,规则制定要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同时注意把握私人实施与公共实施之间的互动关系。

美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制度

美国现行的反垄断法实施制度,是一个由公共实施制度和私人实施制度组成的相互补充、共同作用的统一体。私人实施在其整个制度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世界范围内颇具特色。自《谢尔曼法》颁布至今,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在美国已经历经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相关具体规则与司法实践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反垄断法实施制度的功能和目标主要是对理性行为主体的威慑、为垄断行为导致的危害后果提供救济,以及解释、明确反垄断法针对对象的范围和实施标准。私人实施在实现这些功能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我国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制度相关规则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在此过程中应当注重研究、借鉴和扬弃美国的经验。

专利联营反垄断执法的困境及对策

作为一种重要而复杂的产业组织形式,专利联营反垄断执法的经济理论基础是锌铜双占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由于现行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相关经验的缺乏,我国专利联营反垄断执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此,我国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