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批判的批判性分析

近年来,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现象受到广泛关注。人们担心平台企业利用它传导市场势力,破坏平台内部竞争、垄断周边市场,因此对它作出概括性否定评价,主张对平台企业强化规制,设置平等对待义务。然而,自我优待行为具有广泛的促进竞争效果,不但是纵向一体化的必然内含之义,而且是某些有益商业模式的必要成分,以及约束甚至颠覆在位企业的重要机制。相反,以平等对待义务之名概括禁止自我优待,不但与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相悖,还会损害动态竞争,过度夸大平台内竞争的重要性而无视平台间竞争的约束力量。自我优待行为种类繁多,竞争效果差异巨大,不应该概括规制,而应该回归反垄断法的基本范式,对具体自我优待行为作理性的个案分析。

数据隐私保护的反垄断法剖析:适用困境与纾解之道

在平台经济背景下,传统隐私权无法满足个人对其个人数据控制的需求,因此,数据隐私的概念应运而生。隐私作为重要的竞争参数,属于消费者福利的一个关键维度,可以被视为消费者支付的对价或是质量的体现,从而纳入反垄断法的竞争分析范畴。然而,数据隐私保护与效率、创新之间的平衡相当复杂,隐私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限制数据流动;隐私保护法和反垄断法在数据隐私保护领域的交叉也带来了规则竞合的难题;数据隐私的损害难以量化,传统反垄断法的价格中心方法无法直接适用。欲纾解此困境,应当首先确立审慎干预的适用原则,树立市场竞争与隐私保护的兼顾目标;根据侵犯数据隐私的具体行为和情景适用规制方式,合理权衡所涉利益的保护需求;在此基础上优化隐私保护分析工具,创新反垄断法保护的理论工具。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优化进路

平台企业为开拓商业疆土,通过数据垄断、流量封锁等方式优待下游市场的自营业务,实现竞争优势乃至垄断地位的跨市场传导。从本质上来看,竞争优势的传导超越一定限度即可能构成滥用,不属于合法竞争的范围。平台自我优待由于符合杠杆理论对滥用行为的共同要求,应当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然而,鉴于我国当前该行为违法性统一认定标准缺失、反竞争效果难以判定、正当性抗辩理由滥用三项因素模糊了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边界,故在重塑分析框架基础上对其有针对性展开优化,明确平台自治的合理限度,以期为规制指明未来走向。

欧盟对数字平台数据垄断的治理路径及中国应对

构建数字主权是欧盟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中的重大战略目标。为了保障其数字主权安全,构建数字化单一市场,欧盟聚焦数字平台数据反垄断,通过立法与执法的统合突破了世界数字主权建设面临的数据反垄断困境,实现了数据安全治理。这一治理路径的选择既受数字经济时代欧盟数字化进程和内部经济发展需求的推动,也与外部数字平台在欧盟境内持续壮大及国际数字竞争日益激烈的客观变化有关。与欧盟类似,中国也面临相同的困境与挑战。中共中央于2023年3月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欧盟或将成为中国在数据治理和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方面的镜鉴。同时,中国要善于在当前世界数字竞争战略中寻找机遇,深化与欧盟的数字治理合作也将有助于中国实现数字中国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突破

近年来,扼杀式并购日渐演变为众多数字平台扩增市场力量,排除、限制竞争的终南捷径。这种短期内不影响市场结构的并购活动虽具有合法的交易外观,但却潜藏着深远的消极影响,其不仅会扰乱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给企业创新带来双向阻碍,还会对消费者福利造成实质性减损。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尚未与数字平台发展同频,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仍存在一些不足。譬如,以营业额为标准的事前审查申报制度过于单薄;传统方案中数字平台相关市场界定困难;现有举证责任分配有失妥当;事后监管疲软乏力。为促使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破解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困境,可考虑将交易额纳入事前申报门槛,适度借鉴国外“守门人”制度,合理调适数字平台并购交易的举证责任,增设事后观察期制度,营造更加和谐、有序、公平、公正的数字法治生态。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反垄断规制

当前,以数字信息和算法技术为依托,拥有巨大潜力的生产要素和庞大参与群体的平台经济,对传统反垄断法理论基础和执法实践产生了猛烈冲击。针对当前平台领域频发的自我优待行为,现行反垄断规范尚无明确的规制路径。平台经济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使得反垄断规制难以借助传统反垄断理论的框架解决,因而执法实践中常面临自我优待行为的认定不明、垄断性质无法判断乃至反垄断监管受阻的困境。针对制度规范与执法实践难题,可通过拓展内部制度到外部实践、宏观顶层设计至微观制度补充的双重维度,完善针对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架构,形成针对性的反垄断规制体系,助力于有序市场竞争秩序的构建和市场经济的创新驱动以及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平台经济的反垄断规制:现状、挑战与前景

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使得数字化平台的反垄断规制亦成为新经济形态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先考察数字化平台经济在网络效应、边际成本、规模经济上的三大特性,由此分析平台企业的市场结构天然呈现垄断特征、必然形成寡头市场的现象。站在国际比较的视角,我们梳理并探讨美国、欧洲和中国在数字化平台反垄断规制方面的最新动态及其异同。在总结平台经济反垄断的监管目标和案件框架之后,详尽讨论了数字化平台对反垄断的主要挑战。最后提出专业角度的应对调整和优化建议。本文旨在为数字化平台经济反垄断新“变”化条件下,构建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不变”本质,提供学理参考。

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与数据规制的联动效应研究

平台经济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畅通经济循环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主导平台公司的增加及数据使用广泛化,相关反垄断监管和数据规制也愈发迫切。在分析平台经济下的反垄断监管问题和平台经济下的数据规制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平台经济下反垄断监管和数据规制之间的联动效应,以及该效应如何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保障用户权益、推动产业发展及促进国际合作,以期为平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历史嬗变与应然理路——以平台“二选一”为例

传统垄断的认定经历了从“行为论”到“结果论”的认知演变,而平台垄断的认定逐渐从“静态认定”发展到“动态判断”。以平台经营者“二选一”行为为样本,可以把握平台反垄断实践中的现实状况。“二选一”行为属于《反垄断法》规定的限定交易行为,但是平台经营的多边市场已经不同于《反垄断法》制定时的市场环境,《反垄断法》的规则在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上略显局限性,且在反垄断监管中也存在忽视平台特殊性的现象。应当完善平台反垄断的规范体系,在审慎监管的理念下促进平台创新,并优化平台反垄断的监管方式,采取科学的方法认定相关市场,从而提升平台治理的实效。

数字平台“二选一”垄断行为与监管策略

数字平台发展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其反垄断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本文构建了政府、数字平台和商家三方的反垄断演化博弈模型,研究数字平台“二选一”垄断行为与监管策略。结果表明:当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实现政府反垄断监管,数字平台不垄断且商家合作的理想稳态均衡;政府反垄断强度对数字平台垄断策略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但超过一定强度阈值,会导致数字平台和政府的策略选择概率进入震荡的不均衡状态;数字平台垄断地位越高其选择垄断行为的意愿就越高,政府选择反垄断监管策略的意愿越强,同时商家选择不合作策略的意愿也越强;反垄断惩罚与垄断损害赔偿力度均能降低数字平台的垄断意愿,但反垄断惩罚对数字平台具有更强的约束作用。

反垄断法视角下“互联互通”的实施原则与规范表达

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是数字市场发展模式优化和转型的关键机制,但链接层面易,数据层面难。平台企业普遍存在以保障用户安全、企业商业策略等事由怠于或迟延推动互联互通等现象。互联互通的本质是保障互联网开放共享的技术架构,反垄断法层面的平台间互联互通是为了避免平台割裂整个数字市场。为达成互联互通制度的实施效果,可以将互联互通制度以法律原则的方式补充解释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款:其一,围绕数据获取能力、业务锁定水平等,明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的解释逻辑;其二,以体量、市场地位为准绳,制定与中小平台和超级平台分别适配的差异化合规要求;其三,将监管要求内化为技术约束,透过数据合规科技扩展算法层面的互联互通。

移动应用分发平台滥用规则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以苹果公司App Store垄断案为例

新修订的《反垄断法》新增禁止经营者利用平台规则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条款。以移动应用分发平台为例,其平台规则受到越来越多的竞争关注。美国、欧盟等均对在iOS设备应用分发市场占据支配地位的苹果公司发起反垄断调查。苹果公司针对付费应用和应用内付费数字内容收取最高达30%的佣金涉嫌构成不公平高价;强制使用自营应用内购买系统且附加“反转向条款”涉嫌构成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对竞争应用收取高额佣金、操纵App Store搜索排名、强制下架竞争应用、不当利用竞争应用的非公开信息涉嫌构成自我优待。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应持续追踪域外相关执法动态,做好移动应用分发市场的竞争状况评估,推进常态化监管;及时精准认定利用平台规则实施的滥用行为,并设计有效的救济措施,强化反垄断监管;推动构建平台事前规制制度,要求移动应用分发平台提高运营透明度,实现全链条监管。

内容平台独占交易效应及反垄断策略

内容平台通过促进内容创作者、内容消费者和广告赞助商之间的互动,展现出多边市场的特征。内容平台的独占交易不仅会影响到这三个市场中各参与者的福利,还会导致用户行为的变化,并在市场之间产生联动效应,最终影响平台这三个市场的市场结构以及平台之间的竞争格局。此外,独占交易还会改变平台的推荐算法,影响内容质量。独占交易可能损害用户利益并导致市场垄断,也有可能促进平台之间的差异化竞争,扩大用户市场。应当制定更为精细的反垄断政策,通过限制独占期限、限制知名创作者独占交易比例、限制独占内容的曝光量、支持新兴创作者、加强内容治理、提升算法透明度等举措,促进内容平台独占交易的积极效应,抑制其负面影响。

大型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监管难题与纾解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型数字平台为消除潜在竞争,针对初创企业发起的扼杀式并购,对传统经营者集中的规制带来新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此类并购在识别、评估与事后救济等方面均表现出滞后性。为此,首先引入交易额与特定平台通知义务完善申报标准;然后,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建立专门数字执法部门优化并购审查方式;最后,采用行为性救济措施,并辅助采取结构性救济,构建对扼杀式并购的长效监管。

反垄断法视角下的平台公共承运人责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平台逐渐作为互联网经济中的新兴主体走入大众视野。由于互联网领域动态竞争的特殊性,现行反垄断法对数字平台垄断行为的规制出现了滞后,表现为拒绝准入、自我优待、搜索降维、封闭数据等行为的平台准入乱象正加速凸显。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挑战,传统反垄断规则亟须重构。基于数字平台自身特性,公共承运人理论勃兴。必要设施规则的发展及其衰落揭示了现代反垄断法的薄弱之处,应借鉴欧盟“守门人”规制方式,打破固有的反垄断法框架,对数字平台应确立平台公共承运人责任,以此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数字平台算法自我优待行为与反垄断政策

双重模式数字平台利用上游市场垄断势力优待下游自有产品或服务的自我优待行为是数字平台反垄断尚不明确的新问题,如何认识自我优待行为的竞争效应以及如何采取最优的反垄断救济政策成为问题的焦点。本文重点分析数字平台实施算法推荐自我优待的行为激励、竞争效应及最优反垄断救济政策选择。分析结果显示,在商家侧具有较强的相对市场势力是数字平台实施自我优待的重要市场结构条件,垄断数字平台实施自我优待会提高其在下游市场的市场势力,并产生对竞争对手的市场封锁,但其对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主要受到搜寻成本和佣金率的影响。从政策的效果来说,结构分离政策、中立政策和数据隔离政策都有助于维护市场竞争,但他们对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并且都具有一定的政策实施经济代价。因此,对算法自我优待行为的反垄断审查应基于个案的经济事实采用合理推定原则进行分析,并考虑不同救济政策的适用条件来选择最佳救济政策。

“综合服务模块”背后的平台反垄断困境与应对

搭建“综合服务模块”是大型互联网平台编织其生态系统以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之一。该模块以公共服务和政务服务为主要内容,在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导致在反垄断执法中出现相关市场界定困难、新型的损害竞争行为难以规制等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综合服务模块”的嵌入致使大型平台的法律地位和其中的法律关系复杂化,给现有反垄断法规体系的适用造成了诸多障碍。然而,对平台企业进行大幅度拆分不可为也不能为。因此考虑将“综合服务模块”与平台中其他的盈利性业务进行分离,或者科以一定的社会义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驯服平台这只“利维坦”。

从代码到法律:区块链平台数字竞争规则的建构

从2008年比特币的概念提出至今,区块链对社会治理结构和产业架构的影响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特别是在金融等价值存储领域,区块链带来的变化具有革命性。区块链的繁荣需要法律的有效监管。区块链的分布式架构、共识机制、匿名性和不可篡改等特征既是区块链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也是实施反竞争行为的温床,其由密码学解决共识的问题,但挖矿的产业化也容易导致算力集中,代币激励和区块链内外形成的不透明性效应促进了经营者合谋、为共谋提供相互监督和执行的平台、歧视性行为和剥削性定价等反竞争行为,也为区块链平台的基础性地位、标准化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提供了条件,对此,必须予以有效规制。区块链平台的去中心化天然地排斥监管,带来了市场主体界定难题,其分散化管理机制,难以对责任进行有效分配,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传统的救济措施也难以发挥作用,需要适用修改平台规则、算法等行为性条件在网上各节点创建分叉,确定以终止平台上相关交易等非传统措施。传统金字塔状科层式反竞争监管模式在面对区块链时表现出不匹配、不适应。区块链技术与反垄断应当在价值上互通,秉承合作的关系,而非互相排斥。共同遵守维护安全、竞争、可靠性等基本价值原则,在区块链平台上贯彻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应对传统“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监管悖论。具言之,在区块链平台上,现阶段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7条和《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第3章的有关规定,综合考量各种影响因素,从技术控制能力、经济价值干预能力和规范影响能力对反竞争行为进行识别、主体锁定和责任分配,从理念上完成“代码即法律”到“法律即代码”的转变;工具上注重智慧监管以及安全港、监管沙盒的使用;方法上构建事前积极预防和事后有效灵活补救的措施和机制上重视合作监管、协同监管,对监管进行全方位变革。从代码到法律,算法时代的法律治理模式应当秉承技术驱动型的主动式、功能型监管策略,兼顾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实现法律与技术的二元共治,加快发展我国的新质生产力。

数据垄断形成机制与监管分析

数据垄断及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是数字平台反垄断分析的一个疑难问题。守门人地位、切换成本、人工智能算法和数据保护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加剧了电子商务、搜索引擎、移动操作系统、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公司对数据的控制,推动形成集中度高甚至赢者通吃的市场结构。数据垄断既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增进市场效率,又容易限制和排除竞争,剥夺用户和第三方厂商利益;数据反垄断监管应当充分考虑数据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复杂特征,围绕数据保护、共享、移植、安全、算法和使用等环节的问题,在约束数据领域不当行为、探索数据公地建设、完善非歧视规则和鼓励数据去中心化存储等方面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

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的竞争政策评估

2020年底我国提出强化反垄断执法的政策,随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执法高潮,各类主体趁机推出多部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根据执法运动的实效,2022年年中我国及时调整监管政策,转向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有必要评估这些指南的存续价值。通过分析两份典型指南揭示出,这些指南存在严重缺陷。由于缺乏清晰的垄断行为分析框架和对竞争损害的关注,这些指南导致反垄断法的边界过度扩张。由于对商业行为、市场规律、经济学研究成果和反垄断法体系性认识不足,这些指南过度敌视正常商业行为。这些指南还对平台经济及其独特事实性特征认识不足,导致调整对象不明确、对特殊竞争关切的分析缺位。鉴此,我国应当重新考量相关指南的作用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