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再省思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是我国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探索,为我国行政争议实质性预防化解贡献了制度力量。但由于该制度的正常运行需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具有较好的法律专业素质、付出更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等原因,在当前情况下,这一制度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实施,出庭应诉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为充分发挥该制度在依法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需要进一步明确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范围和案件种类,衔接法治政府考核评定和责任追究,鼓励相关部门参与监督该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现状及完善研究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自产生以来在维护司法权威、解决行政争议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通过搜集整理各地的规范性文件并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案件范围划分模糊,现有规范对负责人不出庭应诉的责任制约性弱,出庭负责人级别不统一以及各地普遍追求高应诉率的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出庭应诉范围、统一出庭应诉负责人级别、强化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考核监督、增强负责人的应诉能力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具体的实践做法,最后还应当改变单一追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的做法,正确引导新闻媒体作正面宣传,以此激发该项制度所蕴含的功能,推进行政审判的进步。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价值目标与现实定位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及“缓解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压力”为价值目标。但经后续修改,“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一价值目标不仅在内容架构中难以体现、在制度发展趋势与价值实现路径间产生割裂,且因自身的模糊性、开放性,导致“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一价值目标名不副实。因此,应通过善用人民法院书面建议权及限缩行政机关任意指派人员出庭应诉的方式构建行政首长应诉制度,以落实“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要求。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实施情况考察——基于广东省22471份行政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承载了“告官见官”的愿望,但对其实施效果说法不一。本文以广东省三级法院2014至2020年间作出的22471份行政判决书为样本,研究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情况及其对裁判结果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较立法前有显著增长,但较低行政级别负责人出庭应诉居多;负责人在出庭应诉案件类型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偏向性;负责人在不同的法院层级、案件审级中出庭应诉情况存在明显差别;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与行政机关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行政诉讼案件总量呈负相关关系。回归分析显示,负责人出庭应诉基本上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判,负责人“应出尽出”的规定难以得到严格执行。对此,可以通过分层目录制划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案件范围,减轻其出庭应诉负担,实现“出庭一次代表一类”的效果。同时,行政系统在设置行政应诉考核标准时,不应简单地考核出庭次数,而应把负责人庭审表现、纠纷化解情况等因素一并考虑在内。

法治一体建设视域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作为一项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探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在24年间经历了依托文件推动的初创期、制度正式入法的生长期和司法解释实施的拓展期三个阶段。置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制度功能应当得到全新阐释。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视域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具有以官员守法带动全民守法、以官民沟通促进实质化解、以个案处理实现诉源治理的时代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遵循法治政府建设要率先取得突破、带动法治社会建设的法治发展逻辑,应从必须出庭案件范围划定中的司法裁量、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取向的应诉表现和负责人出庭应诉实际效果的公开评价三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再思考

证人出庭作证对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增强诉讼活动的透明度、保障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证人不出庭,特别是重要、关键证人不出庭作证,这将直接影响到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和审判结果。但是,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界定证人的范围,剖析证人不出庭的原因及危害,以期构建一种更加完美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价值蕴涵及其实现

证人出庭作证蕴涵着丰富的价值,它体现了程序公正和以程序推进法治的理念和要求,它较好地保障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还有利于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提高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提高法律的权威,树立法院的良好形象。立法的缺陷、司法失范、证人的消极心理等是实现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价值的主要障碍。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警察出庭作证实证研究

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情况来看,毒品案件、故意伤害案件、盗窃案件、交通肇事案件和抢劫案件成为警察出庭作证较多的案件。从作证事项来看,涉及到案(抓获)经过、讯问活动的合法性和鉴定意见的事项是警察出庭作证最多的事项。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有:观念转变不到位,取证行为不规范,庭前准备不充分,作证规则不熟悉,作证技巧显生疏,作证姿态欠舒展。有必要采取多种举措进一步推进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工作。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几个主要问题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是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庭审判中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关键环节。但是,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占应当出庭作证的比例很低,影响了司法公正。为解决此问题,该文分析了原因,提出了对策和相当多的立法建议。

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诉讼结构的制约及缺乏法律规定,我国尚未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为维护司法程序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抑制警察非法取证行为,有必要建立完善该制度。可从把握作证范围、完善立法、保持理性等方面构建。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运行省思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被认为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承载着优化审判环境、缓和官民矛盾、实质化解争议、推进依法行政的工具性价值。该项制度的生成和发展有其特定土壤,在司法环境不成熟时能够取得正向的改良效益,然而,该项制度面临着正当理由认定不明、委托制度运作偏误、出庭应诉性质界别不清、缺席裁判适用存疑等困惑。随着法治社会建设的日益完善,这项制度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在目前,仍要通过正当理由压缩不能出庭的空间,配套行政系统得力的支持措施,从而实现该项制度的优化和落地。

证人作证制度现代化的探讨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客观必然要求。而要想对这一课题做出富有实效的回答,就必须充分认识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以及所面临的问题。本文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帮助等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这几个要素的存在是现代化的趋势所在。

证人作证制度现代化的探讨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客观必然要求。而要想对这一课题做出富有实效的回答,就必须充分认识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以及所面临的问题。本文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帮助等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这几个要素的存在是现代化的趋势所在。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一直是困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困扰刑事审判方式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关键性因素。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理念应为我国所借鉴;构建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理论;从立法与文化背景寻找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应完善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