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与内地一体发展的微观视角:清前期地方官员群体与滇东南区域社会治理

清前期滇东南正式纳入大一统政治一体发展进程,经济社会得到较大发展。此与任职滇东南的官员群体的具体治理行为有着较大关系。根据地方文献记载,清前期任职滇东南的官员群体具有一些基本的特点,如主要来自于内地各省,尤以江南地区为多;由于相似的教育背景,因而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家国情怀。他们在任职期间,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兴办学校传播儒学文化,重视社会教化、改良风俗,稳定边疆社会。通过具体的治理行为,传导了“国家在场”的观念,使得滇东南边疆民族的对内文化认同乃至国家认同进一步增强,对于边疆与内地之间以儒学文化为轴心纽带的凝聚、最终实现经由“中国认同”延伸到对边内一体实质发展的不懈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视域与边疆治理研究——以清代云南水利为中心

清代云南水利发展达到传统农业社会的顶峰,与上至帝王下至地方官绅高度重视云南水利发展密不可分。总体上看,清代各朝皇帝都一如既往地重视云南水利发展,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地方官员和士绅对云南水利认识更为深刻,并针对不同情形提出因地制宜的水利发展策略。正是在社会各阶层所形成的重视水利发展的意识,奠定了云南水利发展基础,为清代治理云南夯实根基,为云南深度内地化创造了积极条件。

从黄六鸿《福惠全书》看清代州县吏治的经验智慧

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是清代最具影响力的官箴书之一,在州县吏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清代州县官吏所推崇。黄六鸿独特的家世背景和宦游经历,成就了他对州县吏治各环节敏锐而细微的观察力,使得《福惠全书》传授的为吏之道颇具实践操作性,这种亲历亲为的经验智慧蕴涵着很强的普适价值。胸怀造福地方之心,笃行施惠百姓之事,便是州县吏治官箴最重要的经验启示。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明清地方儒学教师考核制度论略

明清时期对地方儒学教师的考核是明清教育管理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维持地方儒学基本的教学水平、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从明清地方儒学教师的考选及试用、在职考核、俸满考核、大计考核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明清地方儒学教师考核制度的特征。

明清时期江淮地方官的桑棉情结及其启示

明清时期江淮地方官在江南社会经济大变动的背景下,力图借鉴江南发展桑棉种植进而推动棉纺丝织业的发展模式,在江淮地区积极劝导和推介桑棉的种植,从而结下了不解的桑棉情结。本文重点探讨了明清两代出任江淮的地方官桑棉情结产生的原因以及他们在江淮致力推介桑棉的具体措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有益于当代的历史启示。

从分职到分防:明清州县佐贰官略论

明代州县佐贰官除了辅佐长官处理日常政务外,更多的时候负责分管州县的各项职能事务。根据职能的不同,明代州县中设置了诸多的职事官,由佐贰官们来担任,其中也有部分负责在外分防的佐贰官。在明末清初,因为主官负责制确立和大规模裁员等因素,分职佐贰官被大量裁撤,而分防佐贰官反而得到增加,导致分防的佐贰官从少数成为主流。清代保留的州县佐贰官大多负责分防,其分防区起到了类似次县级政区的作用。

晚清贵州黎平府东南部的基层政治格局探微——光绪九年洪州吏目衙门碑考释

贵州省黎平县地坪乡风雨桥头的《万古规条》碑文,记载了光绪九年(1883年)洪州吏目衙门衙规的制定过程和具体条款。其中既有涉及洪州吏目的发展演变和职能规定,显示出各层官府对吏目进驻水口的大力支持,还体现出当地四脚牛乡团的力量强大。这些信息提供了洪州吏目的去留、运作、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重要线索。晚清黎平府东南部基层政治格局的特征,是将“改土归流”与佐杂分防有机结合起来,并与地方武装力量相互配合。

地方官与农业科技交流推广——以清代四川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是促进区域社会农业科技交流推广的必要中介。清代四川相当一部分外省籍地方官对辖区农业着力经营,不失时机地引进、推广新的作物品种,使农业技术更趋精细化,并推动农业科技改良组织的建立与农业科技著作的编撰、刊印和流布。四川一些农业科技也藉地方官之力传播到省外。地方官通过科技交流推广以发展农业文明的历史传统,当进一步总结发扬。

论清末地方官员在近代陕北石油开发中的作用

清末地方官员在近代陕北石油开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主张广积资本,培养本土人才,畅通运输,尽管最终成效不大,但是一些有益的、积极的经验措施,先进的经营理念,对今天仍具有借鉴和启迪。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听鼓者”对晚清地方吏治的消极影响及其原因

"听鼓者"是晚清官绅对有官职而无实缺的地方候补官员的一种形象称呼。在晚清,"听鼓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需求,其质量也难以适应社会需要。候补官员的大量存在及其不良行为对晚清地方吏治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候补官员的腐败只是晚清官僚整体性腐败的组成部分。文章简要阐明"听鼓者"的内涵、职事的性质和方式;重点论述候补官员对晚清吏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分析造成这些影响的基本原因。

清代雍乾年间湘西官庙祭祀音乐与巫觋乐人制度

自古以来,湘西地区巫风犹盛,人们一直崇尚巫祭淫祀,保留着较多原始巫祀的仪式。巫觋乐人是湘西历史上以演绎祭祀歌舞为职业的群体。清代雍乾时期,湘西巫觋乐人制度对湘西官庙祭祀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文献记载,湘西官庙祭祀音乐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雏形,并一直延续至清代雍乾时期。清雍乾年间,清王朝在湘西重新修缮官庙,继续实行巫覡乐人制度,主要是为了贯彻"以庙治民、以庙治蛮"的教化主张,从而达到加强对湘西少数民族统治的目的。湘西巫觋乐人制度的延续实施与官庙祭祀礼仪重新建立后,中央王朝对巫觋乐人和官庙祭祀进行了系统的规范,特别是对巫觋乐人以及官庙中的音乐舞蹈活动进行了严格规范。

辽东太守刘庆忌略考——两汉东北地方官员考系列之一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汉成帝鸿嘉元年(前20年)宗正刘庆忌被贬任辽东太守,前人对这一任辽东太守的认识仅限于此。史籍所载西汉宗室名庆忌者共有四人,经考证可知任辽东太守者为楚元王之后裔——阳城厘侯,主要生活在元、成两朝,曾官至宗正、太常等要职。今见《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所记其卒年早于其任辽东太守的时代,应是文献传抄误漏所致,鸿嘉元年贬官辽东的事实可以信从。

当文化成为一种“治理术”——从“官箴”看清代州县官员的文化职能

在清代的国家治理中,教化百姓、建设符合国家治理目标的地方文化是州县官员的职责之一。关于州县官员具体该如何对百姓进行教化、建设地方文化,在清代的官箴书中有充分的讨论。官箴书的编纂者建议,州县官员可从"去弊"与"建设"两个方面来建设地方文化,即一方面通过颁布法令、重点打击等手段来禁止影响地方社会风俗的活动;另一方面,州县官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圣谕的宣讲与传播、义学的建设与管理以及对模范人物的表彰与保护等手段对地方百姓进行教化。与当代文化事业建设不同的是,清代地方文化建设仅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眼中所谓的"愚民"对儒家社会道德伦理的认同。

清代雍乾年间湘西官庙祭祀音乐与巫覡乐人制度研究

自古以来,湘西地区巫风犹盛,人们一直崇尚巫祭淫祀,保留着较多原始巫祀的遗留。巫覡乐人是湘西历史上以演绎祭祀歌舞为职业的群体,它作为一项户籍制度由来已久。清代雍乾时期,湘西巫覡乐人制度的延续对湘西官庙祭祀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文献记载,湘西官庙祭祀音乐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雏形,并一直延续至清代雍乾时期。清雍乾年间,清王朝在湘西重新修缮官庙和继续实行巫覡乐人制度,主要是为了贯彻"以庙治民、以庙治蛮"的教化主张,从而达到加强对湘西少数民族统治的目的。湘西巫覡乐人制度的延续实施与官庙祭祀礼仪重新建立后,中央王朝对巫覡乐人和官庙祭祀进行了系统的规范,特别是对巫覡乐人以及官庙中的音乐舞蹈活动进行了严格规范。

清初地方官吏贪腐原因与政府应对

从清初开始,官吏贪腐就成为困扰清政府的严峻问题,并呈现持续严重化趋势。清代地方官吏贪腐,既包括从州县官员到低层胥吏均深陷其中的纵向贪腐链条,同时也存在一定范围内沆瀣一气、利益交织的横向贪腐网络。究其原因,主要是廉政制度缺失、官员权力欲、特权阶层存在以及民众的容忍和默认心理等。清政府虽采取了加强制度建设和立法以及宣传教化等措施,但成效甚微。

清代前期重庆官学述评

官学的发展与逐步完善是清代前期重庆教育历史的突出标志。清代前期重庆官学数量急剧增加,地理布局不断扩大,教育对社会影响力提高。从教育目的、办学经费、学生管理、办学环境诸方面分析清代前期重庆官学教育的办学状况,考察其内容特点,有裨于丰富清代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以及对重庆古代教育文化的认识,并可为当前重庆教育发展提供历史资源的借鉴。

清末广东潮嘉地区官绅关系与地方社会(1901-1911年)——基于匪患问题的探讨

清末广东潮嘉地区匪患问题十分猖獗,官绅对此问题上既有合作的理由,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总的来说,官绅关系因匪患因素而变得不和谐,双方的矛盾也因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而变得不可调和,彼此之间存在一种博弈的状态,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在地方社会运作机制上获得更多的利益。加之大量新式武器在城市和乡村泛滥,使整个潮嘉地区陷入了武力化的境地。匪患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有利环境得到滋生和发展。

清代湘西地区改土归流考略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湘西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土司统治时代的结束。通过改土归流,国家得到统一,政权趋于稳定,国力日益增强。文章对湘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冲突与影响进行了考证。

对清末至民国年间呼伦贝尔地方公文中使用满文情况的考察

一般认为，满文作为“国书”在清代前期的公文中曾经广泛使用，但在清后期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民国年间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公文仍然用满文书写，同当时该衙门及其所辖驻防八旗体制的长期存在和清代对满文的尊崇与公文应用满文的规定有关。尽管全国范围内满文早已停用，但该衙门档案满文在书写、遣词造句等方面仍相当标准规范，这是满文发展史上的特殊现象。只有对一般和特殊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考察了解，才能全面把握满文发展的历程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