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差异、行权约束与企业创新——来自医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证据

医药企业创新活动具有研发经费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率高、周期长的特点,医药企业如何开展创新激励成为提高其创新绩效的关键问题。使用2009—2022年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进行检验,并从激励契约条款的微观视角,就股权激励差异、行权有效期、行权业绩考核条件等激励契约条款的设计差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适当扩大股权激励差异有利于调动企业成员的竞争积极性,增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激励契约条款中,行权有效期设置越长,越能够对管理层和核心员工形成持续性激励和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行权业绩考核设置越严格,管理层盈余管理和规避风险的动机越强,进而抑制企业创新。

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内生动力、制度困境与法治保障

公共体育设施共享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缓解我国体育设施建设相对匮乏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之间的矛盾,推动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的必然路径。公共体育设施共享包括公共体育设施管理主体向公众开放公共体育设施的行为,以及公众协同、有序使用公共体育设施的行为。公共体育设施不足的现实矛盾以及公民体育权利保障的合理诉求共同构成了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需求动力,使用时间的交错性及空间配置的互补性则构成了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供给动力。通过梳理我国现行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相关法律,发现在法律规范和法律保障机制方面仍存有缺失。从法律保障机制层面看,主要表现为公共体育设施共享法律保障力的匮乏;从法律规范层面看,主要表现为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直接规范依据不足和配套性规范的约束效力不足。在共享价值指引下,应从构建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法律保障机制和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法律规范体系两方面着手引导规范实现:在建构法律保障机制时,应以信息传导、责任分担和绩效考核三大机制为切入点展开建构,进而逐步提高公共体育设施的共享水平;在完善法律体系时,应通过“立、改、废、释”的法律手段实现配套法律规范的完整性和协调性,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制定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单行法规范,提高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相关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

中国绿色信贷发展状况、基本特征与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市场是中国绿色金融体系中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市场,在支持绿色领域融资、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全球尚无绿色信贷的统一标准,国内外标准各有侧重。近年来中国的绿色信贷市场快速发展,其规模、增速及占总贷款的比重均持续攀升。从结构特征看,其资金主要投向绿色交通运输和清洁能源领域,参与机构从大型银行拓展到中小银行。从变化趋势看,其政策目标从号召引导过渡到制度规范,政策重点措施从限制性转变为鼓励性,产品类别从单一化发展到多样化,绿色信贷市场逐渐走向规范和完善。但是,当前中国绿色信贷市场在制度环境、激励约束、信息披露监管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缺陷。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促进中国绿色信贷市场发展的四点建议:促进绿色信贷制度的完善,加大政策激励与支持的力度,加快数据与信息披露体系建设,加强全流程的跟踪监管。

考虑成本风险的装备科研激励约束定价设计

带有激励约束机制的装备科研合同定价模式能够较好地适应因科研项目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成本风险,而激励系数的确定是其中的关键设计。在总结和比较典型的激励约束定价设计的基础上,针对激励系数设计与科研成本风险分析未能有效结合的问题,基于项目工作分解结构(WBS),采用模拟仿真方法得到项目成本概率分布,考虑成本风险大小给出装备科研价格激励约束原则,结合成本概率分布的分位数选择成本上下限,进而确定激励系数和约束系数。同时,还进行了实例分析,结果验证了研究方法的有效性。

面向系统灵活性提升的大用户激励型需求响应优化策略

针对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电力系统所导致的灵活爬坡产品(FRP)需求激增问题,提出一种大用户激励型需求响应(DR)策略,为独立系统运营商(ISO)获取需求侧灵活性资源提供有效途径。采用用户需求管理行为模型(CDMBM),估计能够反映DR行为差异化的用户响应成本函数;构建ISO与多个大用户之间的激励型DR主从博弈模型,以ISO为决策主体的电能与FRP联合出清优化模型作为上层模型,以大用户参与联合市场DR决策的优化模型作为下层模型,通过将主从博弈问题转换为带均衡约束的数学优化问题,求解博弈均衡解进而得到具有差异化的用户DR单位补偿费用。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所提策略的有效性。

业绩变动、董事会治理与高管离职行为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上市公司高管数据,论证了公司业绩与CEO离职率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探讨了董事会治理的作用逻辑,为上市公司治理团队建设提供政策建议。研究发现:(1)业绩和CEO离职率间关联性比预期更强,绩效原因导致的CEO离职率占总离职率比重估计值在52%—57%,大于强制型或自愿型离职率所占比重;(2)CEO任期内都可能会发生绩效引致型离职,由于董事会评估CEO能力的准确性随任期增加而提高,CEO任期初绩效引致型离职概率更大,而任期末离职率变小,但下降速度比较缓慢;(3)董事会学习能力可以解释自愿型和强制型离职率的变动,但对绩效引致型离职率变动的解释可能会出现偏差,因为存在多种非绩效因素导致CEO离职;(4)董事会对CEO能力的了解比较缓慢且受到任期内企业绩效变动的冲击,冲击越大,董事会了解的信息越不准确,绩效引致型离职率越低。本文从新视角揭露了上市公司CEO离职的内在机理,传统的强制型和自愿型离职行为可能不全是真相,绩效引致型离职比较容易被忽视。长远来看,关注绩效引致的CEO离职可以帮助企业预防重大绩效风险,实现绩效的长期稳定增长。

中国特色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系——理论与实践的协同推进

研究目的:基于2024年5月“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实现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与会者的观点,对当前中国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系进行观察、解释和展望,为建构中国特色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系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建构央地事权分工的分析框架,开展观点综述和文献综述。研究结果:(1)中国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实践既面临公有制、单一制的特殊性,也蕴含央地关系、激励和监管机制等知识的一般性。(2)委托代理机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央地分工机制,兼具行政委托和民事委托的优势,但不同地方表现出有差别的反馈。(3)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实现机制,能够激励地方政府代理行权。中国目前已初步形成全链条式的经营管理体系。(4)建立健全纵向制约机制和横向制约机制,能够监管地方政府代理行权。中国目前已形成初步有效的监管体系。研究结论:中国特色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系已初步建立,但仍需进一步健全差别化的央地分工机制、配置方案、价格体系、收益分配和社会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政府数字化激励促进企业纵向并购的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已然成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政府数字化激励对于企业管理与经营决策等行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政府数字化激励对企业纵向并购的作用机理尚未厘清。基于此,使用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对政府数字化激励与企业纵向并购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理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数字化激励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纵向并购概率及频率,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增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等影响机制发挥效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行业集中度,以及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政府数字化激励发挥纵向并购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影响。丰富了政府数字化激励政策在企业并购决策领域的研究,并为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中高效开展纵向并购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结果支撑。

CEO任期、薪酬激励与企业双元创新

双元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CEO任期对企业双元创新会产生何种影响尚未得到统一结论。以我国201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CEO任期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CEO任期对探索式创新产生负向影响,对开发式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薪酬激励在CEO任期与开发式创新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CEO任期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CEO任期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抑制探索式创新,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开发式创新;CEO任期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些研究结论在丰富双元创新领域文献的同时,对企业科学完善CEO聘任制度和激励制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五年制高职机械制造类专业学徒制实践创新机制研究

研究五年制高职机械制造类专业学徒制培养创新机制问题。以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交通分院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为例,分析现师徒制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职业为导向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培养、纳入人才培养体系的综合评价和多主体参与补偿的创新性机制框架,并针对政策法规调整、教学内容优化、培养模式改进等关键环节提出建议,达到实现产教融合高技能准员工的人才培养目的。

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融资约束及创新激励机制的研究

基于2013—202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银行金融科技能够显著促进信贷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以及非国有银行、网点竞争度较高的城市样本来说,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显示,银行金融科技水平的提升能够通过提高信贷资金可得性和防止短贷长投期限错配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解决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及效率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研究结果对于促进银行金融科技赋能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思路。

绿色金融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激励效应分析——基于信息披露的视角

绿色金融政策的推出旨在将环保考量融入投融资活动,实现资金的绿色配置。将2016年G20杭州峰会视为我国全面实施绿色金融政策的起点,以关乎绿色金融市场透明度的信息披露为视角,选取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其公开披露的信息。样本企业在政策全面实施后披露的信息,无论是财务信息还是非财务信息的质量均有所下降。通过内在机制检验后发现信息披露质量降低的原因在于,企业为获取信贷资源会选择迎合政策偏好,以应对绿色金融政策下严苛的融资约束。提出监管方需要灵活施策,进一步完善相关绩效指标和测量工具;企业需要找寻绿色转型的内在动力,尝试跨行业合作和多技术路径组合;金融及中介机构需要持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建立科学、规范和可操作的管理体系。只有各方合力,才能真正激励企业走上绿色转型发展之路。

国家政策激励和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基于《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行业发展的技术支撑,对数字时代下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借助于国际专利分类提供的创新活动技术信息,在IPC小组层面识别出数字发明专利,进而构建了数字技术创新数量和数字技术创新质量指标。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这一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政策激励作为切入点,使用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政策激励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激励对微观主体的数字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上述提升效应只在民营企业、大规模企业及高科技企业中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放松行业准入及促进企业数字技术投资是国家政策激励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三个渠道。本文为我国政策激励提供了有益参考,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激励微观主体进行数字技术创新。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是中国深化改革、全方位构建对外开放格局的试验田。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该结果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与PSM-DID等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化有信贷支持、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三条路径,且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融资困难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制度创新水平高的地区更显著。因此,要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势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发挥制度创新的核心地位。

第三方检测机构失范行为的发生机理与治理路径研究

近年来,作为政府监管补充的第三方检测频频出现行为失范问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发现第三方检测机构失范行为的发生与其行为被识别的难易程度、行为收益和行为成本等因素紧密相关。第三方检测机构失范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行为识别不足、整体收益考量以及成本管理薄弱等。据此,应建立引导第三方检测机构选择规范行为的激励约束制度,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强化行为识别机制;直接激励和间接激励相结合,健全收益提升机制;实现放管结合,建立成本控制机制。

“惩罚”还是“激励”?——绿色信贷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以两家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企业融资和研发投入两个视角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在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双碳”背景下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融资约束和转型激励两种影响,且融资约束作用影响更甚。对于依赖银行贷款进行融资且不重视研发的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会通过影响企业融资规模及成本约束其融资行为,对绿色创新产生“惩罚”效应;对于不完全依赖银行贷款融资且重视研发的企业,绿色信贷政策则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形成“激励”效应。此外,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会对企业、社会及环境产生积极效应。鉴于此,我国应该更加注重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融资约束问题,完善绿色信贷顶层设计;同时,企业也要以绿色信贷为创新激励,更好地促进自身绿色转型。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存在促进作用,且融资约束均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虽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管理层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文章采用2015-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管理层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管理层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实行管理层激励措施时,应依据公司的具体状况来确定最合适的持股比例,以防止由于管理层激励不充分或过度激励而导致企业创新能力降低;融资约束水平在管理层激励与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一定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企业制定管理层激励政策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供参考。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中介效应的分析

股权激励在我国呈现“常态化”发展趋势,且激励对象逐渐覆盖核心技术人员。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股权激励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值得进一步探究。文章借助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位于高知识产权保护度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

能源转型政策与城市绿色创新活力——基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能源转型政策对能源供需结构调整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能源替代的关键。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作为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试点工程,当前尚未有文献科学评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缺乏对示范城市政策作用机理的深入解读。鉴于此,文章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地方政府实施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行为动机,从地方政府激励与约束视角剖析该项政策发挥绿色创新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6—2019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的影响,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城市特征异质性对政策效应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的绿色创新活力,该结论在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②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主要通过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行为,提高对企业的创新支持得以实现,约束行为的“倒逼”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③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中西部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创新基础较好的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效应更加明显。④新能源示范城市对邻近城市的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大于示范效应,产生了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抑制了邻近城市的绿色创新活力。因此,中国政府应总结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建设经验,完善绩效评估和长效监督机制,扩大新能源示范城市的范围;地方政府在强化激励作用的同时,应制定有效的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