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机关比较研究

各国宪法解释机关大体上分为三种模式 :即普通法院体系中的最高法院、独立的宪法法院和立法机关。其共同特点是宪法解释机关与承担违宪审查职责的宪法监督机关是同一个机关 ,并且基于一定的法理学基础。宪法解释需要一个最终的、权威的机关 ,但也离不开其他的机关为补充 ,这是各国宪法解释的共同特点。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 ,是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解释享有最终的、最后的解释权。在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中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国务院 ,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机构对宪法解释的法案例 ,表明我国这些宪法解释机关的从属性、附属性与补充性。而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中对宪法进行的解释的案例 ,正是宪法实施保障法理学与宪法解释本身的需要 ,与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是一致的 。

论“变通规定”批准权——兼评《立法法》第7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5条涉及的省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变通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难题,是当前“分工型”立法体制下“立法放权”衔接错位的产物。这一规定并不具备法理基础和正当性依据。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在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修改中明确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只要涉及“变通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内容的,便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同时明确规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送批准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规定”的情况。

对完善我国立法解释程序的探讨

我国现行法律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议事规则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程序的规定相对比较简单、原则,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出现立法解释活动处于无序状态、立法解释权出现虚置化的现象、立法解释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受到削弱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立法解释程序进行重新构建,以使我国立法解释的提出程序、拟定草案程序、审议程序、表决程序和公布程序得以明确化、规范化。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起源于全国人大的授权决议,由我国现行宪法所正式确立,后在我国《立法法》上予以重述。该权力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授权到职权、从赋权到限权的演进过程,主要原因在于全国人大立法能力不足、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优势明显、有宪法约束机制作为保障和防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失当。该权力面临“部分”、“补充和修改”、“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表述的模糊配置困境,也存在修改时机、修改幅度、修改频度方面的行使失范现象。学界关于该权力优化的废权说、释权说、限权说和扩权说等观点,在不同层面都存在着局限性。根据该权力定位上的从属性、文本上的依附性、功能上的补充性和约束上的有限性特点,可以构建出二阶次拆分和四环节递进相结合的“控权说”规范方案。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专属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职权具有专属性,具体包括三重内涵: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具有专门性。《宪法》第67条第1项规定的“解释宪法”职权并不当然地依附于或者包含于同项所规定的“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其在性质和功能上不能为其他职权所替代。在宪法监督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仍然有单纯行使宪法解释权的制度空间。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效力具有确定性。全国人大可以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但为了维护宪法解释的确定性,全国人大应当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宪法解释的权威性。其三,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宪法解释对全国人大亦具有一定约束力,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全国人大的立法活动,但不能约束全国人大的宪法修改权。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规范形成

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规范形成是一个跨时代的连续性过程。陕甘宁边区议会及其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解释权,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宣传和教育宪法规定的宪法解释”“修改和补充宪法内容的宪法解释”和“评注宪法文本的宪法解释”,这三种制宪者的宪法解释观,奠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制度的观念基础。从1978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历经两次宪法修改,宪法解释权与宪法监督权形成紧密的结合,其性质、功能和行权方式均有别于其他职权,具有较强的内在限制性。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条约权力

我国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关于主要国家机构条约权力的规定过于宏观和概括,尤其是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条约权力的规定有瑕疵、并且内涵不完整。该权力与国务院缔约权的关系不平衡,这已被几十年来的国家条约实践所证明,影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权威的体现和权力的行使。通过对主要国家机构条约权力结构的历史发展进行溯源,总结该结构的现状及特点,可以检讨全国人大常委会条约权力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该权力的建议。在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完整有力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条约权力对国家开展对外交往、参与国际事务、推动法治建设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