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dling Corrup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orruption is defined as abuse of entrusted power for private gain.~①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4 shows that among 175 countries/territories in the world,"not one single country gets a perfect score and more than two-thirds score below50,on a scale from 0(highly corrupt)to 100(very clean)".~②The sectors most seriously affected by corruption include public procurement,construction and estate,energy,pharmaceutical and health care,transportation,etc.

China Academy of Arbitration Law First Publishes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nual Report

At the regular news press held by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CCPIT) held on September 22,China Academy of Arbitration Law officially published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nual Report (2014).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released

Security for Cost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费用担保是指仲裁庭采取的裁令申请人为被申请人的仲裁费用提供一定数额的担保,以保障在申请人败诉时费用裁决得以执行的措施。费用担保是一种特殊的临时措施,在适用标准上有其特殊性。如仲裁法或仲裁协议没有明确排除,则仲裁庭便享有采取费用担保的权力。在考虑是否采取费用担保时,仲裁庭应考虑双方胜诉的可能性、是否公平、申请人遵守不利费用裁决的能力以及申请人财产的可供执行性。其中,上述第三个因素可以通过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行为等主观因素,以及申请人的经济状况是否发生实质变化、申请人是否有足够资产用于执行不利裁决、申请人是否能够获得资助以遵守费用裁决、是否存在不利于执行裁决的因素,以及被申请人是否接受了商业风险等客观因素反映出来。本文建议引入费用担保制度,在未来修改《仲裁法》时将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授予仲裁庭,并单独将费用担保规定在一个条款内。

香港第三方资助仲裁制度及其对《仲裁法》修订的启示

香港《2017年仲裁及调解(第三方资助)(修订)条例》的颁布为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合法化扫除了障碍,《第三方资助仲裁实务守则》则详细规定了出资第三方所需遵从的常规和标准。对于第三方资助仲裁,香港地区依循的是轻度规管的路线。从内容上来看,相关规定较为全面,更好地保护了受资助方的利益,保障了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香港地区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力。与此同时,立法者也为第三方资助仲裁的未来发展预留了充分的空间。这些都对中国内地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鉴于已出现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实践,在《仲裁法》的修订中应当借鉴香港地区分阶段规管的思路,在立法上明确承认其合法地位,日后通过司法解释和仲裁规则对其予以具体化和制度化。

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惯例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来,跨境贸易取得长足进步,而与此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涉及多国(地区)多法律体系多元文化环境,许多商事纠纷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特征。在理论上,国际商事仲裁适用惯例具有成本低、适应性强、效率高等优势,而在我国具体实践中却因为存在着惯例界定不明确、适用机制不健全以及仲裁员经验不足等短板,造成了其适用比例低、解决纠纷能力弱等问题。为此,我国应通过夯实理论基础、完善适用机制、加强人才培养等方式,发挥惯例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优势,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国际商事快速仲裁规则的检视与完善——以仲裁裁决执行风险的诱因为视角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快速仲裁因其简便、高效、经济的优势,而在近年来获得广泛运用。但其采取的缩短时限、限制步骤、独任仲裁员、减免理由等程序简化方法,可能成为裁决执行风险的诱因。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2021年7月出台的《快速仲裁规则》,虽较好解决了以往快速仲裁实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仲裁机构裁量权之间的规制协调上仍有空白及不完备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快速仲裁中,应明确快速仲裁退出情形下的规则适用;为规避仲裁裁决执行风险,可对仲裁庭时限调整裁量权的未尽情形进行补充说明;除非当事人在最后一次陈述之前要求详细的仲裁裁决理由,仲裁庭在裁决中说明的理由原则上为简略理由,并运用简略裁决的具体形式作出相应裁决结果。

论联合仲裁机构在海南自贸港的设立路径

海南自贸港在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过程中提出要推进仲裁业务开放,引入境外仲裁机构,但目前面临落地难的问题。海南自贸港引入境外仲裁机构有两种模式,一是境外仲裁机构在海南自贸港设立单独仲裁机构,二是境外仲裁机构与境内主体合作设立联合仲裁机构。现有条件下模式二比模式一更可行,因为其设立更加便捷,成本分担和风险分散更优,仲裁中立性更加突出,能够兼取合作方所长,更有利于国际仲裁人才的培养。联合仲裁机构的性质可明确为仲裁机构法人,内部实行决策、执行与监督权相互制衡的公司化治理。海南自贸港可利用自贸港政策与立法特权,在政策上对境外仲裁机构设立业务机构实行“宽进、严管、多支持”,在法律上暂停《仲裁法》部分条款的适用并进行补充性立法。

国际商事仲裁第三方资助制度研究

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国际商事仲裁作为纠纷解决的重要手段之一,具有高效便捷且独立公正的特点,但不足之处是费用较为昂贵,第三方资助制度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第三方资助制度具有降低当事人仲裁成本、促进仲裁程序进行及分担商事仲裁风险的优点,世界主要的仲裁中心和仲裁机构都开始逐步将第三方资助制度纳入仲裁法与仲裁规则之中。我国作为国际上主要的贸易大国,应该在合适的时机以合理的方式引入国际商事仲裁第三方资助制度,并且研究解决该制度中存在具有争议性质的问题,如利益冲突问题、披露问题和费用问题,形成符合我国立法制度且与国际接轨的第三方资助制度,以期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仲裁市场中脱颖而出。

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与限制

国际商事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会受到可仲裁性标准、准据法选择、仲裁争议管辖权、内国司法监督审查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限制,这些限制从反面保障了意思自治原则适用边界的正当性。随着意思自治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国际商事仲裁应统筹兼顾意思自治从实体法到程序法的适用与限制,对强行性规范适当限缩,对意思自治更加信任,使二者在相互平衡中实现辩证统一,有效避免私法的公法化,推进国际商事活动经济秩序可持续发展。

功能分析视角下仲裁第三方资助制度之取舍

在当前仲裁法修改的背景下,是否有必要在《仲裁法》中规定第三方资助,已成为广泛关注的议题。第三方资助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手段,虽有助于帮助当事人接近正义,但在仲裁和金融监管方面也引发一系列负面问题。从功能分析视角审视,第三方资助在中国内地不过是一种“次优选择”,尚无需通过立法进行规制。相反,我国可通过适当变通既有制度来满足当事人的融资需求,以确保在仲裁领域维护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Dissenting Opin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Disenting opiniom have controversial rol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s. Legal professions from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have their respective philosophies and attitudes to the roles of dissenting opin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almost all major intemadonal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have made great attempts to reconcile the different philosophies in order to create a disputes-resolving mechanism for the participant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ctivities.

论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

由于单边经济制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商业主体开始重新评估彼此之间的业务关系,甚至不得不采取措施终止合同,从而产生大量急需通过仲裁解决的商业纠纷。而单边经济制裁对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准据法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会带来法律风险,其中,资产冻结制裁限制可能会阻碍仲裁机构收取费用,且在仲裁过程中导致案件无法顺利进行。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缺乏豁免机制,也容易对仲裁机构和仲裁员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仲裁庭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应像法院一样将经济制裁纳入准据法范围。我国法院应坚持支持仲裁原则,审慎采用公共政策保留,拒绝承认与执行涉及经济制裁的外国裁决。

CAS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司法审查研究

体育全球化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必然趋势。在国际竞技体育矛盾与纠纷化解中,CAS仲裁已成为最主要的途径之一,然而CAS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仍存在一定的障碍。我国《体育法》修订新增“体育仲裁”专章,体育纠纷的可仲裁性已从理论证成走向司法实践,《体育仲裁规则》的发布与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成立为推动我国体育仲裁事业的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基于此,有必要在我国针对CAS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审查中,进一步做好与国际体育仲裁的有益衔接,在司法实践中统一对体育仲裁管辖权、准据法确认、商事保留、公共政策、体育纠纷可仲裁性等问题的判定标准,明确体育仲裁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审查标准,为我国体育仲裁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切实推进我国矛盾与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的建设。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项的扩张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近几十年来,在主要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所在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先前不可仲裁的某些争议逐步变得可以仲裁,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项范围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究其原因,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拓展是内因,国际商事仲裁的竞争优势是外因,国家支持仲裁是推力,域外立法影响是引力。可仲裁事项扩张具有辩证效应,可能侵蚀国家司法主权,损害国家公共政策,减损裁决合法性,降低争议处理结果的确定性。我国《仲裁法》修订,可适度扩大涉外和国际仲裁可仲裁事项的范围,但应坚守不可仲裁事项的边际,强化对涉及强行法适用和公共政策的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

论国际商事诉讼的仲裁化——兼评我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修改

近年来,随着商事解纷法律服务国际化与便利化竞争的加剧,以国际商事法庭(院)为代表的国际商事诉讼普遍出现了协议选择管辖、任意性程序规则、法官选任及一审终局等仲裁化变革趋势。国际商事诉讼与商事仲裁在程序形式上的相互借鉴与交互融合,实质上揭示了当事人自治权与司法职权之间的内在博弈与制度配比。由于涉外商事诉讼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司法属性及内引外联的牵引作用,国际商事诉讼仲裁化无疑会撬动商事诉讼国际化、专业化和自由化导向的司法创新。为改进我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过于传统和僵化的诉讼程序规则,统筹推进国内与涉外司法质效功能创新,我国应当对商事诉讼当事人程序自治权与司法职权进行合理平衡和适配,以开创和引领国际商事解纷法律服务与跨国司法竞争新局面。

单边经济制裁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性质界定及适用路径

仲裁庭在裁断国际商事合同争议时,高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前提是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强制性规定。为了推行对外政策,部分国家对外采取贸易禁令、金融管制、资产冻结等制裁措施,迫使相关个人或实体改变其政策或行动。迫于次级制裁的压力,当事人常以单边经济制裁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为由,拒绝履约并要求免责。对单边经济制裁的定性,存在事实论、法律论、折中论等不同主张。《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试图弥合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冲突,允许当事人对自身不能控制的履行障碍主张免责。单边经济制裁在外观上具备强制性规定的特征,但其适用需综合考虑仲裁地、准据法所属国、第三国的立场。

我国承认和执行涉外商事仲裁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认定探析

社会公共利益在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的“安全阀”作用已被各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所肯定。为了支持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发展,我国法院秉持谨慎解释的原则,很少适用社会公共利益条款拒绝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本文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例的分析,探索我国法院在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运用和把握尺度,提出对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与完善设想。

国际商事仲裁下公共政策在我国的适用研究

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多数国家对《纽约公约》下的公共政策例外采以谨慎适用的态度。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以限制性解释为原则,对公共政策的认定与适用以严格的标准进行审查。尽管我国法院对公共政策例外持有鲜明态度,然而实务中仍存在理解差异大与适用不一致等问题,其本质缘由之一是对公共政策内涵认识的模糊性。在国际层面追求公共政策界定的统一难度极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国内无需对公共政策的概念和适用进行更具体的解释。就此,可通过对公共政策内涵界定和审查程序的考量,反思公共政策例外适用的问题,从而促进公共政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

论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反垄断争议能否适用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是目前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司法实践表明,我国对于反垄断争议整体上采取不可仲裁的立场。但是,在欧盟、美国等法域中,已经出现了反垄断争议通过仲裁解决的先例,反垄断争议逐渐被纳入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可仲裁的范围之内。然而,分析我国反垄断法与仲裁法中有关垄断纠纷的争议解决制度以及部分典型案例,并与域外国家实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对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仍持谨慎态度。通过本次《仲裁法》的修订,我国亦应当将反垄断争议纳入可仲裁纠纷范围,并建立法院对涉垄断争议仲裁裁决的特殊审查机制,以协调反垄断法与仲裁制度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