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邪”与清代假命案的形成与处理——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讨论

有清一代,凡最终确定并不构成关系人犯罪的命案称为假命案。在对假命案的处理过程中,涉案人及州县官员均有借用“遇邪”之类理据来促成案件和解的行为。虽然百姓以死者“遇邪”为由和解命案的背后多隐含金钱因素的推动,但知县为了顺利结案,对于这一结果往往乐见其成,甚至在审案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主动引导涉案人确认死者遇邪身亡之举。然而,由于朝廷以儒家思想规范社会,总体上不容妖邪鬼怪之说,州县在上呈详文中又往往隐去“遇邪”的死因记录,以致档案记载的司法状况多呈混乱。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此类司法实践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司法实践会造成案情中许多对社会生活史和法制史研究有重要意义的真实细节的遗失。

夫妻吵架还是疯病复发?——从巴县“唐德声自尽案”看清代司法档案的辩证利用

清代司法档案作为第一手史料,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发现了司法档案中的虚构问题,提醒研究者警觉。清代巴县“唐德声自尽案”,展示了通详前后案情叙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对其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清代基层衙门在命案审断中的实际面向,加深对清代司法制度的认识。在利用清代司法档案的过程中,需要秉持辩证的态度,既要认识到其中的重要作用,也不能盲目尽信,更不能因为存在虚构现象就否认这些档案的价值。注意利用的方式方法,处理好个体与案卷整体的关系,悉心比较与鉴别,能有效规避虚构带来的影响,最大限度发挥这些档案的价值。

清代重庆土地神信仰考察--以巴县藏土地会清册为考察中心

土地神信仰是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早在公元1世纪就频频见于中国各地,分布于城市及乡村广袤的区域。在清末重庆城中,以土地神信仰为中心形成的社区组织--土地会,遍布各街巷。据巴县藏光绪三十二年(1906)档案《渝城各团坊街土地会房产底金存款清册卷》研究,土地会既有宗教会社的特点,又兼具社会组织的经营和功能,尤与社区商业之间联系异常紧密。

巴县档案所见俗字之价值述略

巴县档案保留众多俗字,是重要的汉字字形资料库。整理、研究这些俗字对于大型字典(如《汉语大字典(第2版)》)在注音、释义、引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补充、完善作用,对厘清汉语俗字内在演变规律、“疑难”俗字的释读具有积极意义。由于巴县档案的阅读不便、相同或相似内容反复抄写的司法文书文本特征、属于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阶段的语言特征等原因,学者对巴县档案所见俗字较少关注,因而巴县档案这个汉语俗字宝库还有待进一步开发、研究,以便推动相关学科研究的更快发展。

定格的民俗镜头——巴县档案中的民俗档案文献简介

光绪二十六年,四川巴县木匠王泰平在文庙墙外建造高屋,拆毁牌坊。本来,文庙是用来祭祀儒家"至圣先师"孔子的,"文庙周围民房高有定制,不得陵压宫墙,载在《会典》可考。"一个木匠为何将新屋造得"较旧宅增高丈余,欺压宫墙"呢?请阅本刊约请陈翔先生撰写的《定格的民俗镜头——巴县档案中的民俗档案文献简介》。巴县档案中的民俗档案文献于2010年2月22日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清末江南会馆经营状况初探——以巴县藏光绪三十三年档案为研究中心

巴县档案中所存会馆档案,以江南会馆存量最为丰富。本文选取江南会馆光绪三十三年账本作为研究中心,配合会馆其他年份账本,分别梳理了其收入与开支项目,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江南及阖省会馆的盈利情况、管理模式和祭祀活动进行探讨。此外,结合账本中的记账货币类型,文章对重庆地区货币流通领域的市场划分也有简单涉及。

利益、治安与风水:清代巴县档案中的采矿纠纷

清代矿产的禁和驰成为了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巡抚、基层知县关心的主要问题,其中风水影响论是现在一些学者提出的结论。本文采用巴县档案,通过分析乾嘉道年间的矿产纠纷发现,虽然地方风水、治安秩序、经济利益都影响着巴县地方矿产资源的开发,但是起到最终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利益和社会秩序而不是风水;风水仅仅是当事人用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整个清王朝矿产的开采屡禁不止,私矿开采泛滥的原因系于追逐利益的本性。

从《巴县档案》看清代四川的私盐问题

清代四川是重要的产盐区,其私盐问题十分突出。私盐种类繁多,有场私、商私、官私、枭私、夹私、平民贩私等。私盐盛行的原因在于利益的驱使、特殊的地理条件以及缉私人员的玩忽职守等。同时分析了四川私盐对当时社会及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清代四川夫马局简论——侧重于巴县

清代四川州县由于存留经费较少,行政经费不足,州县行政当局加征了以田粮附加为主要来源的夫马费。本文以清代四川巴县档案为主要分析史料,对清代四川夫马局的创建、运营实态进行分析;并以渝城夫马局为例,讨论巴县不同群体为夫马局办理产生的利益纷争;在此基础上分析丁宝桢裁撤夫马局所带来的积极效果。

何以嫁卖?——从乾嘉道巴县36份嫁卖案例说起

嫁卖是指将女性以"嫁"的形式出售的人口买卖活动,是一种婚姻缔结与人口买卖相结合的社会现象。嫁卖有以下特点:有财礼;与财礼相比几乎可以略去不计的嫁妆,甚至没有嫁妆;财礼由主嫁者支配,不归新婚小家庭所有。巴县档案中的嫁卖可分为当官嫁卖、夫族嫁卖、母族嫁卖和其他嫁卖,其中夫族嫁卖最为常见;嫁卖发生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原因和其他原因;清代巴县的县官反对嫁卖妻子。

近代长江上游城市重庆的水上救生事业探赜——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清代重庆发展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商贸流通中心,与优越的水文条件密切相关。然而,川江又以险滩林立、急流奔腾著名。到清末民初,为保障行旅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重庆水上救生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呈现出官府持续增设救生红船,士绅初创拯溺善堂的局面。通过对以上两种救生载体的运作及救生效果等内容的详细考察,窥探在近代中国大变局的时代,重庆地方政府为防止以士绅为核心的地域社会发展,借由政治资源广泛介入慈善救生活动,以实现强化政治生活,加强基层管理的目标。

从《清代巴县衙门档案》看清代四川私盐问题

档案资料是盐业史研究的重要参考物,也是厘清盐业史相关问题的重要佐证物。在食盐专卖的古代中国社会,私盐处于地下交易状态,大多官方史料对事件本身记载有限,重点从宏观层面讲述贩私的原因以及惩治贩私行为的国家与地方法规等,而档案资料则详细记录了贩私案件本身,是十分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清代巴县衙门档案》作为我国清代档案中价值珍贵的县衙门档案,保存了大量盐业记录,其中包括诸多有关私盐的记录。通过梳理这些档案,可以在总结清代巴县私盐特点的同时窥见四川私盐问题并佐证相关史料。此外,《清代巴县衙门档案》还有研究盐商缉私、丁宝桢改革盐务、贩私惯犯等问题的价值。

晚清重庆地方政府的兴学活动考察——以巴县新式学堂为例

清末一场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运动席卷全国,作为皇权在地方的延伸,各级地方政府在兴学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重庆为例,细致考察政府的兴学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发现,此时的兴学活动,除了要解决民众教化、增进知识等问题外,更重要的是面临新的挑战,如国家认同、国民塑造、强国强种等,而后者影响了截然不同的兴学内容和方式,形成了行政权力与士绅长期主导学务活动的竞争。所以,看似单纯的兴学活动背后隐含了行政力量在知识领域的强力渗透,以此作为维持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晚清地方政府与新式货币的推广研究——以巴县档案所见重庆为例

清末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的货币制度濒临崩溃,为防止国家财政金融领域发生重大变故,清王朝开始了近代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币制改革,银元被改造成为国币,逐步实现了对制钱的取代。长江上游的重庆城,商贾云集,百物萃聚,自开埠通商后,商业更是蓬勃发展,货币的改革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档案反映的史实来看,在朝廷的谕令下,重庆地方政府采取了系列推广银元的积极措施。这不仅能稳定地方的经济,更为国家银本位制度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2019年清代档案汇编编纂成就解析

目前国内保存的清代档案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而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对清代档案的整理与编纂工作也日益繁荣。本文对2010—2019年清代档案编纂成果进行统计、整理与回顾,并分析其具有的特点,以期能对今后的清代档案研究与编纂工作提供参考。

近代重庆地方政府的报刊出版活动

川东重镇重庆在近代遭受西力的强势冲击,被迫开埠通商,加上清廷自上而下推行新政的影响,地方社会风气逐渐出现变化。在内外合力影响下,具有近代性质的传播媒介——报刊在川东地区应运而生,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关注重庆府辖巴县县政府的新闻出版活动,窥见地方政府在近代报刊订阅、报馆开办过程中的身影,论说地方行政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并非总是阻碍的角色,也有发挥积极的作用。

清代重庆育婴慈善活动的历史考察——以育婴堂为中心

清代社会保障事业普遍兴起,针对不同人群的各种慈善救助机构、组织在全国广泛设立。在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创设了辐射城乡的拯婴善堂——育婴堂,以拯救婴孩、挽救社会颓风,同时推动了清代重庆慈幼事业的较快发展。政府扮演积极角色,是清代重庆育婴事业发展的一大特点。从整体上看,清代重庆育婴事业还存在救助规模有限、经费不足以及管理混乱等问题,使得救济效果受到一定影响。

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

在清代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移民通过集资、捐献、缴纳厘金及罚没等方式形成了大量以会产、庙产、学产为名的各类乡村公产。清代重庆乡村公产形成方式、存在形式及管理模式具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和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清代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现象始终存在且呈加剧态势,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乡村公产被地方执政者改变用途,提拨他用。晚清新政,国家以筹办新学、警政及办理实业等名义不断提拨各类乡村公产。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地方的公共建设,政府成立公产提拨机构,加速了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体现了州县财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特征。

商人、牙行与书吏:清中后期重庆城的商税包揽及其变迁

在清代正额财政短缺的背景下,本文以重庆府巴县为例,展现出早在嘉道年间,一个经制外的、实质上的地方财政体系已经形成。乾嘉以降,重庆地方官府开始以差徭为名向工商业者征派陋规。随着官价补贴日渐不足,工商业者只得自筹经费,并以铺户帮差、牙行包揽的方式供办,由商人、牙行与书吏构成的商税包揽群体逐渐形成。咸丰年间,重庆厘金的征收名义上委任士绅办理,但实际上依然高度依赖牙行包揽,并将其正式化、制度化,形成"厘局-牙行-行帮-铺户"的多级征派组织。本文揭示出,清代"耗羡归公"后州县陋规的长期存在,不仅为地方行政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来源,也为晚清厘金的开征奠定了制度与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