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类封建承袭到诸房并重——中古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变化的探究

中古时期,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魏晋南北朝的类似封建承袭形态演变成了隋唐的诸房并重形态。魏晋南北朝,士族家族累世数代居官上品,血缘亲疏关系对任官影响较大;东晋以降,士族在姓望内逐渐分化出房支;隋唐时,大士族往往有数个主系并列,这些主系又经历了盛衰变化。河东裴氏“三眷五房”的分化是中古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变化的典型案例。这种变化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昭穆疏远后的自然分化,“为门户计”的主动选择,战乱、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催化。

甘丹颇章时期的贵族婚姻契约解析

甘丹颇章时期贵族婚姻的契约文献中,记载了诸多贵族婚姻的财产分配及保护问题。诸如规定了贵族初婚必须签定婚姻契约,离婚按亲属离异律(Nye-Vbrel-Vbral-Sdum-Gi-Zhal-Lce)判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婚姻需获地方政府承认等,反映出贵族婚姻已然形成攀权附贵之风,为有效地保护贵族婚姻存续间的财产问题与阶级地位,贵族婚姻契约应运而生,形成了一种婚姻等级制度。

枝巢老人夏仁虎的家世

夏仁虎是清末的京官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政要 ,同时又精于诗词骈散 ,著作等身。这和他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兼书香门第是分不开的。本文对他的家世做了详尽的介绍 ,资料翔实 ,考证缜密 。

出土文献所见北魏早期的士族制元素--杨琏、刘玉墓志比较研究

出土文献是研判中古历史的第一手素材,北魏早期史料匮乏赖以补充和校正。新见北魏杨琏墓志是透视北魏前期社会历史的重要素材,然其丰富内涵惟有结合同籍人士刘玉墓志方能深入解读。二人同为西恒农胡城人士,先祖为汉将李陵部众,出击匈奴兵败被俘,从此流落草原诸部,艰辛繁衍生息,直至北魏辗转投靠,以匈奴化汉人的姿态成为代人集团之特殊成员。他们顺应士族化趋势,伪冒郡望,攀附弘农名族,反映时人门第速成之功利心态。其近世功绩履历构成实际的姓族门资,杨琏高居华腴等级,刘玉跻身甲乙丙丁层位,彰显北魏遴选士族体制至上、酬赏勋绩的特性。他们根据世资拥有相应的仕进通道,即以禁卫武官释褐,而后外放地方郡县。两方墓志洋溢贵族气息,其中反映北魏早期士族制成就的节点尤为关键,说明士族化是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绝非孝文帝厘定胡汉姓族一纸改革诏令那样简单。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改革的3个维度

体育社会组织改革是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深化体育社会组织体制机制改革的难题。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分析法,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的家国情怀、官民关系、公私分界3个维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改革主要面临的困境是:各级体育社会组织的作用是顶层强、基层弱,满足体育服务需求力有不及;各类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官方体育社会组织稳定、草根体育社会组织弱小,体育社团建设无力兼顾;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推广运动项目侧重集中示范、忽视分散推进,引导运动项目发展力有不足。基于以上提出:弘扬家国情怀,引导我国各级体育社会组织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从行政调拨到市场机制,深化我国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改革;厘清公私界限,兼顾公益性和私益性,进一步促进我国社区体育社会组织改革。

明清以来地域商人对身份的自我超越--以叶开泰叶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从徽商家族发展变迁的视角看,于明崇祯十年(1637)创立了著名的汉口叶开泰药店的叶氏家族,先后经历了从徽州迁居江苏溧水、再从江苏溧水迁居湖北汉阳的两次重要迁徙,其根本目的是以家族的地域流动来推动家族商业发展。叶氏家族并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而是把叶开泰药店的商业利润作为养家和提升家族政治、文化地位的资本。叶氏家族通过对“徽州人”身份和“商人”身份的自我超越,不仅实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推动了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使其从休宁淄溪一个普通的徽商家族蜕变为驰骋于政商两界的汉口著名世家。叶开泰叶氏家族的发展史,开创了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经营和自我发展的新模式,为我们跳出商帮史的视角,超越地域和职业,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商人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

清代八旗世家子弟的选官与家族任官问题初探

八旗贵族世家伴随清王朝创建而崛起,作为清代的八旗巨姓甲族,他们一直受到清廷的眷顾和倚信。顺治以后,清王朝针对旗人文化相对落后而开辟广泛的入仕门径,也使得一些八旗世家子弟借助笔帖式、荫叙、挑补侍卫、世职对品补用等方式入仕并成为清代大员的情况层出不穷,而某些家族世代任官的情形更是值得特别关注,这些家族在王朝政治中的地位无法撼动,其影响有的延续上百年乃至与清王朝相始终。

宋代科举制度对世家大族的影响——以山东东平梁颢家族个案为例

宋代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对宋代的世家大族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以宋代梁颢家族为例,展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家庭发展成为延续百余年的世家大族的过程,说明宋代的科举制度在担任为政府选拔官员功能的同时,也是造就世家大族并使之得以维持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浙江秀水朱氏家世考

浙江秀水朱氏出了状元宰相朱国祚和文坛宗师朱彝尊,具有官宦世家及文化世族的双重性质。朱氏家族崛起、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历史,与明际之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密不可分。

西汉酷吏对豪族的社会治理

西汉的酷吏主要被派遣治理关东地区的豪族大姓,其官秩在官职体系中处于相对较高的层次,有些酷吏甚至列为九卿之一,而在如此有利的环境下酷吏却没有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派别势力。酷吏与豪族的关系方面,出现了几种关系类型:酷吏严厉打击豪族的同时,会任用豪族为掾属;酷吏在任职期间自身发展为豪族;酷吏曲解刑罚,打击或扶持豪族。就酷吏对豪族的社会治理效果方面,短时间内社会秩序稳定,但长时间内引起了地方社会的不稳定。

论门阀士族与南朝官方史学的发展

南朝时期,皇权重新主导了官方文化事业建设,官方组织了参与程度深浅不等的各类史学撰述活动,在国史、起居注、典章制度、谱学等史学领域取得不俗成就。南朝官方史学发展,离不开门阀士族的广泛参与。门阀士族以浓厚的撰史意识和活跃的史学实践,完成了南朝史学官修与私撰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南朝官方史学乃至整个南朝史学的发展。

“中甸之争”:清初丽江改土归流原因探析

清初,滇西北地区形势复杂多变,康熙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对中甸等地的控制权进行了近40年(1682-1720)的争夺。“中甸之争”涉及云南、四川、和硕特蒙古、丽江木氏土司等多方势力,并一直延续到丽江改土归流前夕,与丽江改土归流有重要联系。中甸的战略地位以及“中甸之争”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内因,罗卜藏丹津叛乱是外因,“中甸之争”的影响是高其倬奏请清政府丽江改土归流的直接理由,而土民控诉、请求改土归流则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导火索。

春秋世族世系考证中的几个问题

清代学者考订春秋世系者,皆以"世族"指代春秋时代之卿大夫。然"世族"一词,并不源于春秋时期。另外,诸位前辈在考订世族世系时,又没有对世族作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各家所考订的世族也是千差万别。后世学者虽用此概念,但在判断哪些卿大夫属于世族的问题上,又与自己所作的定义自相矛盾,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晚清高门望族不良子弟管理与地方治安惩处的伦理困境——以苏州潘氏家族为研究视角

对族内不良子弟的管理与惩戒,是晚清高门望族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苏州“贵潘”对家族后代因材施教,但仍有一些子弟染上赌博、抽望族烟等恶习,在当地为非作歹,使整个家族蒙羞。从新近出版的《贵潘友朋信札》可见,潘遵祁、潘霨、潘馥、潘钟瑞、潘嘉穗等人为管理这些不良子弟煞费苦心,但终因有规不依,执规不严,顾虑重重,难以达到预期的管教目的。苏州地方官府因“贵潘”的人脉与社会威望而推卸责任,不敢依法惩处其犯错子弟,从而助长了望族不良子弟的嚣张气焰。究其原因,宗族因维护其整体利益而不愿依照族规严格管控和惩处族内不良子弟,而地方官府畏惧望族特权亦不愿插手宗族人事和依法办理相关社会治安事务。在“自治”与“官治”双重失效的情势下,望族不良子弟成为难以规约和惩戒的社会毒瘤,而苏州地方社会治理也因此难以达到“善治”的水准。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中家属行为漫谈

在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中,家属卷入其中的不是少数。家属的多数不法行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相伴相随或互相交织在一起、使贿赂案件呈现出复杂性和复合性。

论元朝政府对阵殁群体的抚恤

元朝时期战争频率较前代较高,众多军吏在早期统一战争、中期内部战争、晚期农民战争中阵殁,元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抚恤政策。阵殁的军吏可以分为身陷困境,捐躯殉职;参与作战,英勇牺牲;战斗负伤,不治身亡;行军途中,不幸卒殁四种阵殁群体。政府采取的抚恤手段主要有:追封阵殁者及上谥、官方料理丧葬事宜、赏赐钱物土地户民、荫叙亲属袭晋职位、亲侍汤药关怀伤者、旌表立祠后世传颂、政治指定结为姻亲等。除此以外,后抚恤时代的抚恤则是统治者个人情感的转移与承接,是另外一种“非抚恤”的“抚恤”。

明珠家族佐领承袭初探——以明珠二世孙瞻岱满文奏折为中心的考察

康熙朝大学士明珠出自满洲著姓叶赫纳喇氏。分析乾隆二年十月明珠二世孙瞻岱的一份满文奏折,探讨明珠家族佐领承袭的背景、过程及变化,可以发现明珠一支在康、雍、乾三朝的势力消长。从根本上说,满洲著姓叶赫纳喇氏王系内部主要二支裔围绕佐领继承权展开的纷争,与康雍乾祖孙三代皇帝一向注重笼络满洲世家大族的既定国策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