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Tourism in the Area around Poyang Lake

Leisure agriculture tourism is the combin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The area around Poyang Lake is rich in flora and fauna,landscape,agricultural and fishing products,folk and other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so it has good infrastructure of leisure agriculture tourism.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rmal approval of "Planning of eco-economical region in the area of Poyang Lake in Jiangxi Province" by the State Council,which aims to escalate the constructing of Poyang Lake from eco-economical region to national strategic policy,leisure agriculture tourism in the area around Poyang Lake has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advantages,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tourism in the area around Poyang Lake,and als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环鄱阳湖城市群景观格局变化与人为干扰的关系研究

探讨景观格局演变与人为干扰的关系,可为区域景观格局优化及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以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例,分析其2000—2020年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时空变化特征,并运用景观格局指数、人为干扰度模型、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探究人为干扰度时空变化规律及其与景观格局变化过程的空间耦合关系。结果显示:2000—2020年,环鄱阳湖城市群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林地为主,建设用地扩张迅速,面积增加18.85万hm^(2);斑块密度、香农多样性指数和分形维数呈上升趋势,平均斑块面积、蔓延度指数和聚合度指数呈下降趋势,景观破碎化程度增加。2000—2020年,环鄱阳湖城市群平均人为干扰度由0.4623增至0.4689,人为干扰较强的区域位于鄱阳湖平原,尤其以南昌市区、南昌县、鹰潭市区人为干扰较突出,且干扰度高值区范围不断扩大;干扰强度由中部向边缘逐渐减弱,低值区分布于鄱阳湖湖域,建设用地和耕地为干扰贡献主要类型;人为干扰度与斑块密度、蔓延度指数、香农多样性指数呈空间正相关,与平均斑块面积、聚合度指数呈空间负相关,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及权衡协同关系

[目的]量化和分析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时空变化,探讨其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提供决策参考。[方法]以环鄱阳湖城市群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为依据,采用ESV当量因子法、生态贡献率以及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度模型等方法,探讨环鄱阳湖城市群ESV时空变化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结果](1) 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4 163.50亿元、4 219.53亿元、4 202.93亿元,整体呈先增后减的变化特征。研究期间各地类中林地的ESV最大,在单项服务功能中水文调节的ESV最大。(2) ESV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稳定,中高值格网分布于大型湖泊水库以及水系主干道,低值格网分布于城镇建成区和耕地开发程度高的乡村聚集区。ESV增加的区域主要为鄱阳湖外围,ESV减少的区域为南昌市区、九江市东北部、鹰潭市等区县的城镇建成区。(3)水域对ESV变化的贡献率最大,是影响环鄱阳湖城市群ESV增减变化的主要因素。(4)研究时段内协同关系为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主导关系,权衡关系集中存在于水资源供给、净化环境、水文调节与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结论]修复和保护水域和林草地、严格管控建设用地扩张是维护环鄱阳湖城市群ESV良性增长和生态安全的有效措施。

环鄱阳湖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传导效应及预测

[目的]量化地类转化视角下土地利用碳传导效应,预测环鄱阳湖城市群未来土地利用碳排放趋势,并为区域低碳土地利用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基于2000—2020年环鄱阳湖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结果,构建碳传导效应测度模型揭示土地利用转移内部碳排放变化情况,并借助FLUS-Markov模型和GM-Markov模型对未来土地利用碳排放进行了预测。[结果]2000—2020年环鄱阳湖城市群共有1.01×10^(4)km^(2)土地发生转化,耕地与林地间的相互转化以及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最为活跃。2000—2020年环鄱阳湖城市群土地利用净碳排放由8.79×10^(6)t增至3.63×10^(7)t,碳源/碳汇比值逐年上升,其中,建设用地为主要碳源,林地为主要碳汇。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碳传导效应均表现为碳排放,且呈先增后减态势,研究期间共产生4.05×10^(7)t碳排放,主要由耕地、林地和水域向建设用地转化引致。2025年、2030年、2035年环鄱阳湖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预测结果为4.13×10^(7)t,4.69×10^(7)t和5.39×10^(7)t。[结论]未来环鄱阳湖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仍会持续增加,减排重心应集中在减少建设用地碳源和增加林地碳汇两方面。

环鄱阳湖城市群县域数字乡村空间分异及障碍因子识别

数字乡村建设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途径之一。基于2020年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从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础设施、乡村经济、乡村治理和乡村生活数字化4个维度刻画了环鄱阳湖城市群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利用障碍度模型剖析了环鄱阳湖城市群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主导障碍维度和障碍指标,提出了促进区域数字乡村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全面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金融投入、释放区域数字消费潜力是推动环鄱阳湖城市群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

环鄱阳湖区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研究

该文以环鄱阳湖区88个国家级和省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统计学等技术方法构建GIS数据库,对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和规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环鄱阳湖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边缘密集,腹地稀疏,多核心连片分布”的分布特征,形成了“一高两次”3大集聚区和多个过渡扩散区的格局,在各历史时期内呈聚集分布,多分布于低海拔缓阳坡丘陵地区;2)环鄱阳湖区各历史时期新增传统村落呈增长趋势,宋代增速最高,明清时期增速开始回落,并伴有显著的圈层扩展和点—轴扩展趋势;3)影响环鄱阳湖区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其中山水环境是在自然环境因素中的主导要素,因各类时代因素而导致的人口迁徙则是在社会经济因素中的主导要素.

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安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研究

生态安全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底因素,且在湖域城市群表现得尤为明显。基于2000—2019年环鄱阳湖城市群42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生态安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利用门限模型考察生态安全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门槛特征。研究表明:(1)生态安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受湖泊分区影响,呈现出由环湖核心区—边缘区—外围区逐渐递减的特征。(2)受生态安全的约束,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完全中介效应,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出显著的负向部分中介效应,表明生态安全和外部投资具有替代效应。(3)生态安全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以FDI为门槛的非线性效应。具体来说,生态安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单门限效应,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双门限效应,随着地区FDI水平的提高,生态安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大。因此,湖域城市群可以借助生态优势汇聚外来资本,进而达到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

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及其空间格局

[目的]分析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保护重要区域的空间变化特征和空间聚集特征,为区域划定“三区三线”、合理规划国土空间提供基础依据,为促进大湖流域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以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例,2000,201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借助InVEST模型、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USLE)和GIS空间分析方法,选取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和水质净化等生态服务类型以及水土流失敏感性和水环境敏感性识别研究区生态保护重要区域,分析其空间变化特征。[结果]①2000,2010,2020年,研究区生态保护重要区域面积分别为6.34×10^(4),6.35×10^(4),6.28×10^(4)km^(2),地类以林地和水域为主,呈现“两边高,中间低”分布特征;②在2 km×2 km格网尺度下,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保护重要性在空间上显著聚集,高高聚集区主要分布在东西部山区等人为活动较少、生态保护良好的区域;低低聚集区主要分布在环鄱阳湖平原区,该区人类活动密集,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系统本身的某些功能与结构受损;③2000—2020年,生态保护重要性变化稳定区位于怀玉山区和鄱阳湖平原,增强区位于浮梁县、婺源县和鄱阳湖区,减弱区位于宜春市、萍乡市和鹰潭市。[结论]对于极重要和高度重要区域,稳定森林覆盖率和提升森林质量是首要任务,其次,应采取措施有效促进湿地恢复和自然保护区建设,以达到遏制生境退化的目的。对于中等重要、一般重要和不太重要区域,应处理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人类活动较为密集的区域,应提高城市绿地覆盖率,在城市周边建立生态缓冲区,以此缓解生态空间生存压力。

生态安全约束下环鄱阳湖区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

经济韧性是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前提,而生态环境往往制约经济韧性的各个维度。构建环鄱阳湖区生态安全约束下城市经济韧性测度指标和方法,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对其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城市经济韧性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其空间分布大体上呈现由环湖核心区向环湖外围区递减的环湖分布特征,表明生态安全约束下的湖域地区社会经济稳定性在增强,而空间分布差异显著。(2)研究区城市经济韧性空间关联网络整体特征呈现一主多次的分布格局,成员联系愈加紧密,网络密度呈上升趋势,但中心城市核心地位逐渐减弱,次核心地位逐渐上升,表明生态安全约束下环湖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核心边缘模式”在逐渐减弱。(3)生态安全约束下环湖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空间关联网络具有地域分异特征,并呈现出“抱团取暖”的动态联系规律。

鄱阳湖北部沙山一处具有条带状砂层的粒度特征及光释光年代分析

鄱阳湖中部及北部分布着若干沙山。目前,大部分研究认为这些沙山为风成堆积的产物。通过野外调研发现鄱阳湖湖滨沙山的中上部存在具有水成沉积构造的砂层或粉砂层。选取了鄱阳湖北部湖口县沙洲村一处条带状层理的砂层作为研究对象。整个条带状砂层厚度超过20 cm,其平均吴淞高程约为40 m。剖面中黄色与红色砂层交替发育,每个砂层单元厚约数厘米,总体上黄色砂层比红色砂层略厚。从黄色砂层(HGDS-Y)和红色砂层(HGDS-R)各采集了一个粒度分析样品,并在该条带状砂层中采集一个光释光样品(HGDS-OSL-1)进行测年分析。粒度分析结果显示:1)HGDS-Y的频率分布曲线表现为一个明显的主峰和一个不明显的次峰,而HGDS-R红砂的频率分布曲线表现明显的双峰曲线特征,该特征不符合典型风成沉积物的粒度分布;2)HGDS-Y和HGDS-R的概率累积曲线均呈现为八段式,而典型的风成沉积物一般为二段式或三段式;3)利用萨胡判别公式计算Y值,Y_(HGDS-Y)=0.22,Y_(HGDS-R)=15.44;2个样品的Y值显示此次研究的砂层为水成堆积的产物。在对光释光样品(HGDS-OSL-1)分析时,一方面对石英颗粒和钾长石颗粒光释光信号的回零情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分析该样品的光释光年代。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1)石英样品的光释光信号以快组分为主,但是石英等效剂量(De)分布较为离散,离散度值为~27.3%;采用多步升温红外激发法测试钾长石时,激发温度50℃~250℃区间未发现等效剂量坪区。以上结果显示石英和钾长石在搬运过程中,有部分颗粒晒退不完全,这与典型风成颗粒曝光时间长、晒退完全的特性不一致;2)石英最小年龄模型年代为36.2±4.8 ka,表明该条带状砂层为MIS 3个阶段的产物。该条带状砂层吴淞高程虽然高于建国以来鄱阳湖最高水位(22.63 m),但基于本研究的粒度和光释光分析结果,认为其可能并非风成堆积,而是水成沉积物。

环鄱阳湖城市群耕地面源污染时空演变研究

为提供合理的区域环境和耕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研究2005-2020年环鄱阳湖城市群耕地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总磷(TP)面源污染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时间上看,环鄱阳湖城市群COD、TN排放总量分别由2005年的50.56万、13.51万t下降至2020年的46.14万、13.26万t,而TP排放总量由2.65万t增加至2.74万t;COD排放强度由2005年的258.22 kg/hm^(2)下降至2020年的248.97 kg/hm^(2),而TN、TP排放强度分别由69.00、13.53 kg/hm^(2)增加至71.55、14.79 kg/hm^(2)。3类指标的主要污染源均是畜禽养殖。(2)空间上看,耕地面源污染程度高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西南部地区、南昌市区及崇仁县,污染程度较低的地方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部地区。

环鄱阳湖浅层地下水水化学特征的时空变化

系统采集了鄱阳湖周边地下水,分析测定各单元的水化学参数.结果表明,环鄱阳湖浅层地下水整体偏酸性,呈低矿化度,局部地区出现微咸水.环鄱阳湖浅层地下水丰、枯水期的优势阴离子为HCO3-,阳离子为Ca2+和Mg2+.运用SPSS软件做离子相关性分析,各离子间均呈正相关性,说明可能有相同的来源.地下水的水化学类型整体表现为HCO3-Ca-Mg型,丰水期相对于枯水期出现较多的NO3-型和SO24-型水体,局部区域优势阴离子改变,出现了NO3-型、Cl-型地下水,可能受到农业化肥和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整体上地下水的水化学类型受当地岩石类型的影响比较大,个别地区受人为的活动干扰较为强烈.

枯水期鄱阳湖及其滨湖水体氮磷等污染物分布与藻华风险研究

在以往研究重点关注鄱阳湖主湖区水生态环境基础上,在枯水期对鄱阳湖及其滨湖水体等鄱阳湖邻近污染汇湖网络进行了氮磷等主要营养物质及浮游植物调查,并从全局角度对结果进行了主成分分析评价和藻华成因Pearson相关分析,为系统全面评估鄱阳湖整体水环境污染状况及藻华风险预警提供科学依据。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枯水期鄱阳湖及周边水体的营养盐浓度普遍偏高,如藻华关键指标因子总磷主湖区平均达到0.22 mg·L-1,"五河"平均为0.12 mg·L-1,鄱阳湖主湖区营养盐浓度如总氮和总磷总体呈现南高北低分布,如总磷南部平均0.29 mg·L-1,北部0.14 mg·L-1,可能主要受南部受污染较重的入湖支流赣江和饶河污染输入影响。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枯水期湖泊型水体水质主要受总磷、总氮、温度及p H影响,上述指标值越高,主成分分析的水质评价结果越差;河流型水体则主要受总氮、氨氮、温度、p H和透明度影响。滨湖湖泊中柘林湖水质良好,对修河和鄱阳湖水质起较好的促进作用,入湖河流的中小河流如博阳河水质较"五河"水质好,"五河"中赣江和饶河污染尤为严重。枯水期鄱阳湖和艾溪湖均发生了蓝藻水华,微囊藻是鄱阳湖蓝藻水华的绝对优势种。对鄱阳湖蓝藻水华区水体毒素分析表明,其水体溶解性微囊藻毒素浓度达到了1.60μg·L-1,其中MC-RR占蓝藻毒素总量的92.6%,MC-LR占5.2%,MC-YR占0.8%,其它类型毒素异构体约占1.4%,总体毒害风险尚不高。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表明,秋季高温气候、湖区高浓度的氮和有机物污染可能是该区域湖泊藻类增殖和水华暴发的主要成因。

鄱阳湖环湖区非点源污染负荷估算

由土地利用、农村生活和畜禽养殖等产生的非点源污染是湖泊的主要污染源。为了研究鄱阳湖环湖区非点源污染负荷特征规律,对传统的输出系数模型改进修正后,对2008年鄱阳湖环湖区非点源污染产生量进行了模拟估算。其结果为:COD产生量全年为20.45万t,TN为3.52万t,TP为0.22万t,NH4+-N为1.07万t。经分析表明,农用地施用的化肥农药伴随水土流失流入湖区对鄱阳湖造成了较大的污染;非点源污染受降雨影响,6月产生量最大;鄱阳湖水体污染主要由入湖"五河"产生,赣江产生量最大。

环鄱阳湖区地下水中氟含量特征及成因分析

于2011年对环鄱阳湖区56口井的水质进行调查研究,应用SPSS和数学统计方法,研究了环鄱阳湖区地下水中氟含量特征及成因分析。结果显示:环鄱阳湖区地下水中氟化物普遍存在,F-离子浓度变化范围为0.001～0.418mg/L,平均值仅为0.089mg/L,氟含量普遍偏低,不能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对当地居民的口腔健康存在一定威胁;土壤与岩石性质是影响地下水氟含量偏低的主要因素,另外,地下水的化学成分、气候条件、水体pH值及地下水径流条件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地下水中氟的含量与分布。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土地利用分区研究——以环鄱阳湖区为例

在主体功能分区基础上,对环鄱阳湖区进行土地利用分区,以实现空间有序发展和土地利用的差异化管理,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土地保障。根据环鄱阳湖区主体功能分区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图,在ArcGIS9.2中进行叠置分析和空间聚类分析,通过制定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土地利用分区属性赋值规则,得到环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分区图。在土地利用政策层面协调主体功能分区和土地利用分区的基础上,将环鄱阳湖区划为农业用地区、生态林用地区、城镇及工业用地区和湿地保护区,并提出了相应的土地用途管制措施。

夏季环鄱阳湖区典型养殖水体富营养化特征与评价

为了解环鄱阳湖区典型养殖水体夏季富营养化状况,于2014年7月和8月对环鄱阳湖区48个标准化精养池塘水体的物理化学指标及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进行随机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在气温较高的夏季,总氮污染以泥鳅(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养殖水体最为严重,总磷污染最严重的水体主要养殖中华鳖(Trionyx sinensis),高锰酸盐指数与Chl-a含量均以泥鳅养殖水体最高;所调查的精养池塘水体中共鉴定出浮游植物8门10纲16目40科61属95种,各养殖水体中均以蓝藻门(Cyanophyta)为最优势种群,硅藻门(Bacillariophyta)、绿藻门(Chlorophyta)为次优势种群;不同养殖水体中浮游植物密度与生物量变化范围分别为(5.53~63.98)×10^6 cells/L和9.24~55.04 mg/L,其中中华鳖养殖水体中浮游植物密度最大,而泥鳅养殖的浮游植物生物量最高;不同养殖类型水体浮游植物的Margalef丰富度指数变化范围为1.12~2.78,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普遍偏低,且以铜绿微囊藻(Microcystis aeruginosa)为单一优势种,其中中华鳖养殖水体中浮游植物群落结构最为简单、不均匀;评价结果表明环鄱阳湖典型养殖水体已经达到严重富营养化程度,且处于重度污染水平;除此之外,随着水体中各类污染物质浓度升高,浮游植物群落丰富度随之下降,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将趋于简单和不均匀,从而出现单优物种。

环鄱阳湖区地表尘土重金属污染及健康风险评价

通过2010年4月采集环鄱阳湖区地表尘土样品,对其重金属污染物进行分析研究,并运用美国环保局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所引起的健康风险做了初步评价。结果表明,地表尘土中Cd、Cr、Cu、Pb、Zn平均含量分别为0.909、74.64、78.37、78.33、213.62 mg/kg,5种重金属平均含量均高于江西土壤背景值。重金属非致癌风险Pb>Cr>Cu>Cd>Zn,均小于非致癌风险阈值1,对人体不会造成健康危害;致癌重金属致癌风险Cr>Cd,均低于癌症风险阈值,表明不具有致癌风险。暴露模型计算表明,重金属慢性每日平均暴露量为手-口接触摄入量>皮肤吸收量>吸入空气量,经手-口直接摄入是地表尘土暴露风险的主要途径。

环鄱阳湖地区浅层地下水化学特征及成因分析

[目的]分析环鄱阳湖地区浅层地下水化学特征及成因。[方法]于2010年对环鄱阳湖地区7个县市的地下水质状况进行调查,从矿化度、硬度、水化学类型等方面对鄱阳湖区域不同地区浅层地下水质状况进行分析对比,揭示区域浅层地下水质现状及其变化特征与原因。[结果]环鄱阳湖地区地下水质指标除pH外均较好,均属Ⅰ类水质标准;其中南昌市矿化度、硬度、电导率、Na+、K+、Ca2+、Mg2+、Cl-、HCO3-为最高值,都昌县pH和SO42-为最高值,鄱阳县Mg2+和pH为最低值,永修县硬度、K+、Ca2+、SO42-、Cl-为最低值,进贤县Na+、矿化度和电导率为最低值。江西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是环鄱阳湖地区地下水质较好的主要原因;南昌市地下水多项水质指标最大,甚至趋于Ⅱ类水质标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类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结论]该研究为区域浅层地下水管理对策提供依据。

生态安全约束下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动态演变及关联特征分析——以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例

基于景观生态安全理论和引力模型,探讨生态安全约束下的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动态演变及关联特征,不仅能为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优化提供新视角,而且可为促进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环鄱阳湖城市群为研究区,将景观结构安全指数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结合来构建生态安全指数,并引入到改进的引力模型中,对研究区空间网络结构动态演变及关联特征进行定量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1)2005年—2015年环鄱阳湖城市群整体生态安全度有所降低,部分区域经历了由高生态安全度向低生态安全度的转化,生态风险提升;2)在不考虑生态安全约束情形下,整个研究期间南昌市区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城市空间网络结构变化呈松散趋势.在生态安全约束下,研究区多中心网络结构特征逐渐凸显,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发育程度逐步走向成熟,向协同方向优化;3)在不考虑生态安全约束情形下,多数城市关联强度低且处于稳定的均质状态,形成以南昌市区为首位关联城市的单核心特征.在生态安全约束下,城市群空间网络关联整体呈现异速非均衡特征,并形成以南昌市区、九江市区、抚州市区和景德镇市区为首位关联城市的多中心发展模式.可见,结合生态安全指数的引力模型能有效测度生态安全约束下的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动态演变及关联特征,可为环鄱阳湖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