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拘留的紧急性要件

学界通说认为刑事拘留是紧急状态下的临时强制措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刑事拘留不再以紧急性为要件,实践中其系逮捕的常规前置程序,成为非紧急羁押措施。然而,刑事拘留定位为紧急强制措施才符合宪法精神,否则会扩张警察权力,架空检察机关批捕权,损害犯罪嫌疑人权利。未来的改革应使之回归紧急强制措施,取消需要拘留证的规定,缩短刑拘期限,弱化对逮捕的程序控制,并以事前证明标准、事后权利保障防止刑事拘留权滥用。

中国刑法理念的现代化

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刑法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变革。中国刑法的现代化首先是刑法观念的现代化。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实质是社会本位,只能“入罪”而不能“出罪”的犯罪构成缺失人权保障,过于追求报应或社会效应的重刑主义浓厚。这些观念问题反映出重社会利益轻个人利益、重国家权力轻个人权利的倾向。以以人为本、关注个人权利保障的基本理念为导向来构建中国现代化刑法应该是中国刑法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对完善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人身检查是一种重要的侦查取证手段,在实践中容易侵犯被检查人的身体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刑事人身检查的法律属性应为强制措施。完善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应规定人身检查的原则、身体检查的种类和适用条件、赋予被检查人员应有的诉讼权利、建立对违法进行身体检查所取得证据的排除规则以及样本销毁制度。

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的建构

刑事人身检查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取证手段,容易导致对被检查人的身体不受侵犯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造成一定程度的侵犯。立法应当将证人列入身体检查的范围;具体规定身体检查的种类和适用条件;赋予被检查人员应有的诉讼权利;完善身体检查的执行规范;建立对违法进行身体检查所取得的证据的排除规则。

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构想

逮捕在我国是一种审前羁押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刑事诉讼的进行,但逮捕措施如被滥用,必将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逮捕必要性条件。但逮捕必要性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对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效果还不明显和均衡。我们有必要建立完备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明、审查、评估等方面进行规范,从而更好地体现出逮捕必要性对保障人权的价值。

对台湾地区羁押审查与我国大陆审查逮捕规定的几点比较与思考

1997年我国台湾地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具有惟一的羁押决定权,大陆2012年《刑事诉讼法》完善了逮捕条件,依旧规定检察官行使批捕权。文章从审查过程的到场参与者及审查后结果的角度对两岸的羁押审查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及由此引发的司法实务问题进行了对比和思考。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的法律有许多共通之处,两岸法律的对比有利于我国大陆在完善刑事诉讼制度过程中吸收借鉴台湾修法的经验教训,取长补短,使我国进一步完善人权保障制度、控制公权力滥用、尽快实现法制现代化。

论逮捕必要性——兼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9条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制度的设计上,不仅应注重打击犯罪,还应注重保障人权。而在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逮捕必要性存在规范设定上的缺陷,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逮捕被滥用,其余刑事强制措施遭到虚置,一些本不应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我国立法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修改旧法时凸显了对逮捕必要性的规制,以明晰、限缩对逮捕的适用,来凸显、昭示人权保障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回归。

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研究

刑事人身检查是对与案件有关联的人,采集血液、尿液,提取指纹等样本的一种侦查措施。如果适用不当,可能会侵犯公民的人身权、自由权和隐私权等,因此,必须进行适当的限制和监督。比较分析我国与美国、德国的刑事人身检查制度,找出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的缺陷,提出相关完善措施,从而实现人身检查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论我国审查逮捕程序中当事人权益的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逮捕作为一项最严厉的强制措施,起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但实践中由于办案人员普遍存在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观念,导致很多不该捕或无逮捕必要的嫌疑人都作了批捕,以致打击面过宽,其结果无疑对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应当建立和完善我国审查逮捕的立法规定及有关制度,保护审查逮捕中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探析

刑事人身检查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取证手段,容易导致对被检查人的身体不受侵犯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造成一定程度的侵犯。立法应当将证人列入身体检查的范围;具体规定身体检查的种类和适用条件;赋予被检查人员应有的诉讼权利;完善身体检查的执行规范;建立对违法进行身体检查所取得的证据的排除规则。

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刍议

在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十分必要。但在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必须严格限定案件范围。目前的刑事和解缺乏法律的规定,矛盾较为突出,且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应修改刑事立法,加快刑事和解的立法进程,引入人民调解委员作为调停人参与刑事和解案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防止检察权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