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起来”的革命文艺——论陕甘宁边区文艺机构的体制化生成

在陕甘宁边区文艺发展进程中,“组织起来”作为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革命话语,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文艺机构的体制化生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革命文艺(陕甘宁边区文艺、解放区文艺)乃至20世纪中国文艺的创造形态和生成传播。立足于原始文献史料,对中国文艺协会、边区文协、边区文委等文化机构的建立和转型进行梳理,发现在特定社会生存空间和历史—文化语境中,各文艺机构通过整合文化资源,开展文化工作,实践党的意志,完成了身份转变,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建构和党的意识形态传播。

艺术制度论的再度阐释与反思

20世纪60年代以后所涌现的先锋派艺术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艺术观念,也带来了美学的转向,分析美学对艺术作出了制度性的定义。艺术的制度论一方面迎合先锋派艺术,缺乏批判性;另一方面自身也存在理论困境,难以充分说明艺术的本质。对艺术制度论不可盲目接受,而要作出批判性回应。

论文艺的科学发展观及文艺制度的建设

文艺的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文艺思想中,指导延安文艺、新中国文艺、新时期文艺及文艺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文艺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为文艺的社会发展观、文艺的科学辩证发展观、文艺的创新发展观和文艺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措施、法规及其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文艺制度、体制、建制、机制的实施,保障了文艺的健康顺利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文艺及文艺制度发展模式。

体制与规训之外——明代苏州文人的绘画教育

明代科举教育十分发达,科举考试竞争也异常激烈。这一背景下的一些文人厌倦了规范化的考试,向往绘画等艺术活动。由于绘画活动本身是对体制化的科举教育和考试制度的反抗,绘画教育也体现出业余和非体制化的特点。基于士绅家族的丰富的、多元化的教育资源是这种非体制化教育得以开展的保障。绘画教育在理念上强调学古和综合,强调考据、品鉴等理论活动和创作实践的一体。在明末、清初的政治动乱中,苏州文人绘画教育较之画院体制的教育更具生命力和持续性,从而促成了南宗文人画主导地位的形成。

阶级性文学理论的体制化政策化:延安文艺整风与《讲话》

延安文艺整风和毛泽东的《讲话》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延安文艺整风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和毛泽东的个人因素,而其首创的文艺整风方式,将文艺界人士及其创作、思想均一并纳入到组织、政府的体制性框架中来,使之体制化。而《讲话》则由于其政策性质和经典地位,在理论上有着超越个人著述的无比尊崇的权威地位。体制化和政策化作为一种强大的外来力量,成为扰动并左右着文学理论走向及内容的重要因素。

中华传统艺术的组织传承体系建构、现实困境与效能提升——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

组织是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重要载体,其组织化程度和组织效能是进行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重要保障。基于国家政策文献的深入研究和对传统艺术的组织传承体系和现实困境的深入分析,借鉴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应“以规制性要素为保障,确保制度供给稳健长效;以规范性要素为补充,完善组织传承的准则结构;以文化-认知性要素为核心,营造稳定宽松的文化生态环境”,为组织传承构建良好社会制度环境提供理论支撑。从组织层面考察组织在传统艺术传承中的功能发挥,可为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研究探索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对社会组织参与传统艺术传承发展的分析,可为企业和民众等其他组织力量参与艺术传承提供重要参考。

西方艺术体制批判的三条路径——基于本雅明·布赫洛艺术体制批判理论的分析与思考

20世纪60年代以降,去物质化形态的观念艺术得到充分发展,同期出现的体制批判作为艺术策略,因其内在的观念性也广受艺术家的欢迎,但此时的"体制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含义还并不明确。当70年代初"体制批判"首次作为术语被提出时,所指涉的只是某种以博物馆为中心的政治化艺术实践;之后的80年代中期,新的"体制批判"作为理论概念又被本雅明·布赫洛和克雷格·欧文斯建构起来,其内涵是"对体制机构的批判"。作为实践策略和理论的两次提出,让其讨论范畴越来越具体化。本文将通过深入把握理论文本的话语体系,重新解读和构建"体制批判"艺术实践的几条线索,同时,利用新的视角帮我们拓展艺术理论与批评研究的新方法。

中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对新中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在结构性变迁上,宏观制度背景和经济因素、利益关系和意识形态等政治变量决定或影响艺术表演团体体制的形成与演化;在历时性变迁上,"关键节点"的出现导致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断裂,而制度断裂后,报酬递增、自我强化等因素使艺术表演团体体制进入"路径依赖"下的制度延续状态;在互动性变迁上,制度与执政党、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互动也不断推动体制变迁的发生。我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要重视相关政治变量及其结构关系的影响,并不失时机地创造"关键节点",打破路径依赖困局。同时,还应积极发挥相关主体的自主能动性,推动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

论唐代社会对茶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唐代以前开始萌芽,在唐宋之际得以形成,在元明时期广泛传播。因此唐代是茶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唐代社会对茶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在经济上,茶叶贸易是唐代经济贸易的动脉所在,茶文化在贸易交往中得以流行化普及;在政治上,为满足宫廷用茶需要,唐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茶发展的政令,故而茶文化得以制度化保障;在文化上,唐代文人的咏茶诗直接对茶文化进行雅化处理,因此茶文化获得巨大的精神内蕴支持,从而得以艺术化升华。把握唐代社会对茶文化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对于综合理解唐代社会以及理清茶文化发展脉络有着重要意义。

学科建制化的逻辑及其前提批判——新文科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

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国家发展对理论工作的基本要求。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文科建设和发展绝不是原有学科上的简单延续,它必须具有更为整全而深入的理论建构,以超越当前学科建制化造成的理论困境。学科建制化形成的中层理论有着基于常态正态思维针对某一狭窄领域从事常规研究的特点,导致它对变局或极端状态应对乏力。新文科建设绝不是凌空虚蹈,在原有理论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对此前多年理论工作的成果积累的充分占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以实践概念为基础,对当前诸理论的前提预设、价值倾向和理论展开逻辑加以前提批判,解除隐蔽前提的逻辑强制,推动理论思维的跃迁,构建适应大变局下新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新文科体系。

Institute for the Art of Peking Opera

CHANG’AN Grand Theater,locatedon the eastern side of Chang’an Avenue,is regarded as the place toperform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s.1998’s demonstration performance wasgiven there by excellent youngpostgraduate performers of Peking opera.

文理学院的死与生:自由教育与制度化的精英大学体系

文理学院是西方大学为本科生进行自由教育或通识教育的组织。19世纪的欧洲大学体系经历了古今之变,同源于中世纪巴黎大学艺学院的文理学院在欧陆和英国遭遇了死与生的迥异命运。研究发现,由于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两套不同的制度逻辑及相应的制度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欧洲文理学院的演变呈现了制度渐进变迁的四种理想类型,而文理学院和自由教育的存在形态取决于它与制度化的精英大学体系之间的关系:当前者与后者相龃龉,产生"制度漂移",导致文理学院与精英大学体系的脱耦、依附或相斥关系;当前者与后者必须共存,新旧制度逻辑协调平衡,出现"制度叠置",衍生出融合古典文理学院与现代专业院系的新组织体系;当现代专业教育重新定义了人们对大学的共同认知,自由教育被除魅,仅仅被理解为专业教育的基础教育,则文理学院从被"转换"走向被"替换"。四种理想类型几乎呈现了文理学院命运的全部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