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中的吊销驾驶证,从行政法角度而言,是行政的强制执行。用吊销驾驶证之"手段"去追求处罚当事人放弃合法听审权利之"目的",手段与目的间并不存在实质之内在联系或合理正当之连结关系,属于立法上违反"不当连结禁止原则"。从宪法角度看,是对人民工作基本权的侵害,且这种侵害已达侵害最强烈之职业禁止的程度,没有特别重大的法益,应属违宪。从学理上讲,当事人应当可以声请违宪审查,由宪法法院宣告定期实效,以符"法治国"保护人民拥有基本的"社会正义"及"人的尊严"的生活权利。

吸收还是摒弃: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反思——基于相关裁判案例的实证研究

我国《合同法》并无关于违约方解除权的明文规定,相关裁判以《合同法》第94条或第110条作为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依据,均难谓妥当。考察相关裁判背后的实质动因,可以发现通过现有规则即可直接或间接达到目的,并无创设违约方解除权的必要。为违约方解除权提供正当性支撑的效率违约理论,渊源于诞生地的特殊制度背景,其自身亦存在不少盲点,且与我国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及我国《合同法》设置的违约救济路径不相容。违约方解除权这一制度“创新”过分侵蚀合同拘束力,不符合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应予以明确摒弃。

因第三人原因造成的违约与责任承担——兼论《合同法》第121条的理论解构

《合同法》第121条严格恪守债的相对性,规定在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债务人违约的情况下,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仅在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后,债务人才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据此,除不可抗力这一狭窄的免责事由外,债务人近似承担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超级债务"。过错责任、客观责任两大立法例下的履行障碍或者违约风险的分配结果极为相似且都为债务人的责任承担设置了合适的边界。基于现实的需要与理性的要求,解释上应认为第121条没有完全排除债权人向第三人求偿之可能,在第三人的原因是引起债务人违约的直接原因且第三人主观上存有故意、债务人主观上无过错时,应允许债务人根据具体情形选择适用不可抗力、情势变更、风险负担、合同解除四种方式来免除其责任承担。

《合同法》第167条对股权买卖之准用——《指导案例》67号评释

《指导案例》67号'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以《合同法》第167条应否准用于股权买卖为主题,展现了清晰的问题意识,但具体观点值得商榷。第167条之规范目的在于防止出卖人遭受额外的风险,所以配套司法解释要求当事人约定买受人分三期以上支付价款,学说又增加了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后买受人还有两期以上价款有待支付的要件。基于第167条及其规范目的,股权买卖与有体物买卖具有实质的相似性,应当准用该条第1款之解除规定。但从规范体系上看,该款因缺少催告要件而存在漏洞,应通过整体类推的方式予以填补,以形成适用于股权买卖的完整规则。由此还可以充分展现《合同法》第174条之法定准用的思考方法。

论《合同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兼谈《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功能

《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是对《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强制性规定"的限缩解释,但强制性规定中的非效力性规定向《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逃逸"可能架空该限制的意义。《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是立法者就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的事项对司法者的概括授权。《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是对该概括授权的行使路径的说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因欠缺但书规定而导致的功能减损。

再论《合同法》第121条的存废——以履行辅助人责任论为视角

债务人为履行辅助人的不当履行负担合同责任的理论基础,来自债权人对合同上之预见的尊重,即债务人得以免责的诸项要件不会因其役使第三人而发生变更。其实定法依据是有关违约责任的一般规定——《合同法》第107条,并不需要《合同法》第121条或者其他的实定法规定补强。出于政策考量在某些情形或许需要债务人为非履行辅助人之行为负担特别保障责任,但这时需要特别立法,《合同法》第121条依然全无用武之地。

《公司法》第16条强制性质解释的误区及重构

《公司法》第16条为公司提供担保规定了"限制性"要求。当前主流裁判认为,该条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且"不具有对抗或约束第三人"的效力,据此得出了违反该条并不导致担保无效的结论。这种法律适用的思路是错误的。只有斩断《公司法》第16条与《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联结,才能纠正公司担保效力认定问题上的法律适用错误。现有理论试图构建新的解释路径,以求摆脱适用困境。然而,新的路径,要么拘泥旧有框架,要么需付出更大的理论代价,均不足取。《公司法》第16条具有积极强制与消极强制两个方面。积极一面,以公司自治行为——章程和决议——为对象;消极一面,以排除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为担保为目的。两者均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

法学发展的“十字现象”——以物权行为制度与《合同法》第51条为说明主体

由于我国法学发展忽略“十字现象”,民法典不采物权行为制度似已成定论,并决定采用意思主义辅之以交付、登记制度;惟此一制度确有窒碍难行之处,是否即应采用,兹事体大,仍值再予辨证。本文论述不限于理论,并提出数例说明;此外《合同法》第51条规定之误,亦一并叙之。文中分别介绍不采物权行为制度的主要见解,及本文对其之评释;并分举数例以说明不同制度的优劣;同时探讨意思主义下的物权变动模式,其内容涉及法国民法模式、日本民法模式,与我国学者所创设的模式;最后并以法律经济分析法,探究是否应采用物权行为制度与《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交易成本辨析,以为我国民法典立法应采用物权行为制度之佐证。

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规定性质的探讨——从一个案例谈起

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规定性质有利他合同说、非真正利他合同说和宽泛说三种不同解读,通过对上述三种观点的分析得出宽泛说是对《合同法》第64条的最优解释。

再议公司章程之性质

目前对"公司章程的性质"有多种学说,其中以"契约说"、"自治法说"、"宪章说"三者最为典型。文章对这三个学说进行探讨,分析这三个学说的特点及利弊,并提出公司章程的发展趋势。

公司章程性质探析

公司章程具有自治性和规范性相统一的双重属性,是公司设立者之间的组织性契约,是适用于公司组成者的类法规范。公司章程与公司规章制度共同构成公司的自治规范体系。公司法主要是任意法,公司章程的适用顺序、效力优先于公司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劣于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公司设立者的违章行为实质为违约行为,公司组成者的违章行为实质为侵权行为。

论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放弃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了在法定条件下承包人的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不仅仅是保护承包人自身利益,更是为了保障建筑工程实际施工人的利益。但实践中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承包人可能会作出放弃该权利的承诺,这种放弃是否有效直接影响到实际施工人的利益。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各异的判决结果。根据第二百八十六条,权利人明确规定为承包人,基于意思自治原则,权利人当然可以自由处分其权利,而因此受到不利影响的实际施工人当可通过其他手段寻求救济。

论公司章程性质

针对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 ,学者们意见纷纭 :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为契约说及自治法说 ,另外还有宪章说、折中的观点等。契约说为英美法系大部分学者所主张 ,认为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设立公司的权利义务达成的文件 ,是股东自由意志的体现。自治法说为日本通说及为部分大陆法系学者所主张 ,认为公司章程是在国家强制性规范指导下订立的旨在平衡股东权益的公司内部根本法。公司章程不仅约束制订章程的设立者或发起人 ,而且当然地约束着公司机关及新加入公司组织者。文章分析得出 :公司章程采“自治法说”为佳 ,即实质意义上的章程是依社员们法律行为而成立 ,具有对成文法的补充性、变更性效力 ,并以此对公司的团体性质的法律关系进行规律的规范的总称。

合同法第122条的程序视角批判

合同法第122条是关于民事责任竞合的重要条款,但该规定的实际运作并不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至今为止,中国民法学者对该条的研究,没有能够实现纷争一次性解决的目的;民诉法学者的研究,则在利益保护的周全性方面存有缺陷。鉴于从实体法路径进行突破的巨大困难,可以考虑从程序视角对第122条作简单的修正,允许当事人合并提起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

以合意为基础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兼谈我国《物权法》之相关条文

正确理解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有助于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物权法制度;正确认识和理解物权变动的概念、物权变动的原因、合理地评价物权行为理论是正确解读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必要理论前提;对大陆法系国家三种典型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之正确理解是正确理解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必要立法认识;对大陆法系国家三种典型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科学合理的评析是正确解读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关键。

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辨析

作为诈骗犯罪的特殊形式,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混淆。对两罪的区分应从各自的犯罪构成入手,通过对比分析找出两罪的相似点和不同之处,揭示两者的法理关系。然后提出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竞合时的处理原则,希冀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中美两国利他合同相关立法的比较研究——以我国《合同法》第64条为核心的分析

本文比较了美国合同法中的利他合同制度与我国《合同法》第64条所涉合同的不同规定,认为我国《合同法》肯定了第三人给付受领权和给付保有权,但没有规定第三人履行请求权,不能很好地保护第三人的权利。基于此,文章建议在我国今后的立法中,应完善履行请求权的保护,明确利他合同制度。

关于《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溯及力的法理分析

《劳动合同法》第14条引起了广泛争议并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争议的焦点是有关年限的规定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劳动合同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但由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意图旨在保护劳工利益,加之《劳动合同法》吸收了《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因而使某些有关年限的起点具有溯及力。这样把握既不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同时也保护了劳工的正当权益。不过应该有个过渡办法,《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企业对劳工的福利欠债可以考虑由政府"埋单"而不能完全推给企业。

约定放弃缴纳社保之合同效力认定

《劳动合同法》第38条以强行性规范的方式规定了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然而在实践中存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司法实践和地方性规范文件对此类约定之效力认定存在较大差异,学术界对此也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无论从法社会学角度还是规范法学角度考察,肯定弃权条款的效力都更具有合理性。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司法机关可以直接适用诚信原则,在确定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的前提下,对弃权条款的效力做出肯定性裁判。

《合同法》第114条评析

《合同法》第114条对合同当事人违约支付违约金及约定损害赔偿的规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该条款及司法解释在确定违约金具体数额及调整违约金过高或过低的标准等方面均有缺陷。应视不同情况适当调整违约金的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