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事实认定的贝叶斯人工智能模型

自由心证面临难以厘清证据、隐性主观判断和内心确信模糊三重困境。贝叶斯人工智能模型作为一种可视化、透明化和数量化的智能工具,可以辅助事实认定者完成心证过程,揭开心证黑箱,提升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它以贝叶斯网络图为知识系统,可视化呈现证据与事实之间的推论关系;以概率数字为数据系统,透明化展示证据与事实之间的依赖程度;以概率算法为推理系统,智能化计算出后验概率,数量化测量内心确信的推论强度。然而,它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它需要大量概率数字作为输入,但事实认定者对证据的主观判断却较难精准地转化为概率数字,从而影响模型输出结果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它是显性表达主观性的工具,但不能消除主观性。

自由心证与法官依法独立判断

自由心证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自由心证更不等于自由擅断。现代自由心证已经克服了传统自由心证擅断的弊端,既强调法官的自由判断,也强调法官应遵守法律的规定以及判决结果和理由的公开性,是法官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依据良知和理性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而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过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吸收了现代自由心证的合理因素,体现了主客观的统一,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

论证据共通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证据共通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有利于证据资源的有效利用与案件事实的最大发现。证据共通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包括对立当事人间的证据共通与共同诉讼人间的证据共通两种形态。为保障程序的正当性,防止发生突袭性裁判,在法官决定适用证据共通原则之前,应当有一套有效保障当事人权利的程序。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规则演变规律探究——我国证据规则立法方向的理性选择

证据规则立法演变呈现出如下规律:首先,在证明力问题上,法官的判断经历了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证据证明力日渐脱离法律的规定,而进入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其次,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应当成为各国证据立法的重心所在。我国当前证据立法与上述规律背道而驰,其中,证据能力规则不仅数量稀疏,而且质量不高;相反,证明力规则却显得相当庞杂,占据了证据规则体系的主干地位。为此,在将证据立法重心由证明力转向证据能力的同时,又要防止矫枉过正。一方面,我国尚未形成自由心证约束机制,仍然需要一定的证明力规则来制约法官的心证;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证据资源有限,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又不宜规定过多,以避免对案件事实真相认定产生障碍。

达马斯卡证据法思想初探——读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

两大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世界著名证据法学者达马斯卡所著的《漂移的证据法》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对我国证据制度的建构和完善不乏启发意义。英美国家具有独立的证据法,大陆法国家则倾心于法官的自由心证,而缺乏独立的证据法。我国应当实行规范证明和自由证明的混合制度。

足球裁判自由心证及其对证据自由裁量的分析

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足球裁判裁判证据的形成和认定进行了法理性分析,认为裁判在比赛事实判断中运用自由心证及其对证据自由裁量是足球裁判活动中核心内容之一。在此基础上,界定了足球裁判自由心证和证据自由裁量的概念并分析了两者关系,分析了足球裁判在临场执法中因自由心证而产生的实践问题,最后提出提高足球裁判自由心证准确性和规制自由裁量权的相关途径。

跆拳道裁判与自由裁量权判决方法的探讨

跆拳道裁判执法与法律上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具有类同性,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方法,从法理学角度对跆拳道裁判自由裁量权在自由心证层面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分析跆拳道裁判在判决过程中的实践问题,最后提出规范裁判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相关建议。

证据制度的法哲学基础

中外证据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法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从西方古希腊的法律思想到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 ,从我国的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都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对证据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寻求真实和保障人权的结合将成为新刑事证据规则的价值取向。

论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结合之证明模式——以我国民事证明模式的选择为中心

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相结合,代表了当今世界各国证据制度发展的潮流,我国的证据制度应采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结合的证明模式。在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上,应采自由心证原则,证据规则应以规范证据能力为主,例外场合可对证明力作出直接规定。我国应制定统一的证据规则,从而保障法官形成合理的和科学的心证。

论案件事实的智能认定

将案件事实与制度事实进行匹配是实现公正裁判的重要前提。案件事实的形成是各种证据综合证成的结果。基于人工智能的形式性、程序性特点,司法人工智能可以解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问题,并使得法律逻辑与人工智能的优势得以充分彰显。通过人工智能认定案件事实,需要将案件证据数据化、自然语言可计算化,并不断整合碎片化的证据数据,同时设计算法承认规则、算法排除规则和算法改进规则,制定以推理为主要形式的逻辑程序。当前,在对案件事实的智能认定方面还存在自由心证、因果联系等问题的困扰,这需要通过技术的不断提升来解决相关的法律问题。

论约束性自由心证制度的构建

自由心证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绝对自由心证"到"相对自由心证"的转变。其主要表现,就是建立了一系列法官自由心证的约束机制,如经验法则、论理法则,法定证明力规则,法定的证明标准,法官的资质和身份保障等。此外,还出现了对法官自由心证内容的外部审查和救济机制,如判决理由公开制度和上诉制度。构建约束性自由心证制度,对于规制法官心证活动的随意性具有重要意义。

论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效力之评价模式——兼评《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14条

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实践中存在自由心证和法定规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模式。在国际法域视野下,此种两可式做法实属孤例,其模糊性特点不仅会损及程序的安定性,而且可能诱发司法的不公正。而如此怪象之所以产生,表层原因是,法官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属性及其证明评价依据存在分歧;但深层原因在于,人们对自由心证原则与法定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并未划分准确。考察大陆法系的立法例及理论可以发现,公文书证的形式证明力确由法定规则加以规定;但其实质证明力则由法院依心证自由裁量。鉴于我国民诉法理论与制度多沿袭大陆法系的传统,作为公文书证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也应以此为借镜,从法律、实践两层面重塑其证明力评价模式。

自由心证的“自由”与“不自由”——民事诉讼自由心证原则解读

自由心证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纳的证据规则,本文在对自由心证原则进行基本概念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以及在心证客观化趋势下对自由心证的种种限制,并对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确立自由心证制度进行了分析。

自由心证与心证公开的冲突与选择

心证公开是审判公开原则的核心要求,通过心证公开,可以防止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恣意,保护当事人程序和实体利益,进一步实现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益。自由心证与心证的公开具有本质上的冲突,审判方式的进一步改革需要在自由心证和心证公开之间进行理性选择。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辨析——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传统法学界对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的认识存在诸多不甚明晰之处,准确界定二者概念并厘清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证据理论上的其他制度。以这种错乱认识为基点,传统证据理论对证据规则、自由心证原则和证明标准等问题也产生了一定的误解。上述认识的混乱和误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有着突出的体现。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印证主义诉讼模式下催生出的孤证不能定案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潜规则。在司法实务中,孤证不能定案的运用存在着三大缺陷:混淆和错用孤证概念,难以准确界定孤证内涵;以证据数量替代证据质量,忽视对证据证明力的审查;证明形式化,缺少对证据审查的裁判说理。为了打破学界和实务界对孤证不能定案司法潜规则的信奉,修正该规则的内在缺陷,应通过准确界定孤证的概念和类型、明确孤证定案的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运用证据补强规则并附加情态证据以实现孤证认定案件等路径,实现对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重新解读、认知和破解。

论民事侵权诉讼的证据制度

在民事侵权诉讼中 ,侵权行为归责和举证责任分配是密切关联的两个基本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民事证据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司法解释 。

毒品案件主观认定中的自由心证

在并未明确和确立自由心证制度的我国,自由心证已在刑事证据审查的广大领域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证明作用。基于毒品犯罪证据收集中的实际困难,司法人员在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并否认自己主观明知的案件中,较多地从客观证据出发,运用经验规则与逻辑规则形成自己的主观判断(心证)。然而,自由心证是否公正和理性,则取决于司法人员的学识、经验和道德操守。

司法公正视野下的法官心证公开

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应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但司法公正的实现有赖于众多制度与措施的保障。法官的心证公开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是各种保障司法公正的制度与措施得以落实的必要条件。心证公开包括心证的条件公开、心证的过程及理由公开、心证的结果公开与心证结果的监督机制公开。法官心证公开要彻底实现,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也应当跟上。

检察官之“准自由心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内心确信活动的辨识

审查起诉阶段中检察官的主观活动可划分为运用证据进行的"事实判断"与考虑其他因素进行的"起诉裁量"两个阶段。长期以来,学界多聚焦于与后者相关的起诉法定主义、起诉便宜主义等理论,而对审查起诉阶段必经的前一阶段却少有论及。事实上,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依证据进行内心确信的过程是十分独特的,与法官自由心证的事实认定过程有很多相近之处,也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方面,因此可称之为"准自由心证"。辨识并研究这一内容,在理论上有重要的价值,对实践也或将产生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