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笔录制作的突出问题及完善途径

侦查人员在办案侦查活动中,依法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所制作的笔录是诉讼法律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讯问情况的如实记录,更起到证明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以及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等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执法实践工作,以职务犯罪侦查讯问笔录的制作为例,通过调研侦查部门工作人员在讯问笔录制作的实务,查找出司法实践中侦查讯问笔录制作中存在讯问重点模糊、讯问细节模糊等问题,依据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司法文书制作的新要求,厘清执法工作人员侦查讯问笔录的首部、正文、尾部的制作重点和难点,提升讯问笔录制作内容的规范性,以期对一线法律文书的制作有借鉴和参考的意义。

监察机关取证录音录像的价值、功能与过程规制

《监察法》要求调查人员在进行取证时应当对"全过程"录音录像,这与《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相比适用范围更广,要求更严格。这不仅确保了调查人员问询的客观公正性,而且凸显了被调查人员的合法性权利。如若被调查人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录音录像可以对案件审理情景进行真实还原。同时,录音录像也是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需要。监察机关录音录像的功能定位主要体现在收集言词证据、实物证据等两个层面。讯问、询问和谈话构成收集言词证据的基本措施,而搜查、查封和扣押属于收集实物证据的主要方法。同时,录音录像的保管、移送、调取以及播放都必须贯穿"全过程"的法制流程。因此,科学且合理地运用录音录像,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且规范了监察机关调查取证行为。

新刑诉法中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程序规制:困境与出路

虽然我国新刑诉法已经明确确立了录音录像制度,但是依然存在选择性录音录像、录音录像证据移送不明确、控辨双方缺乏有效质证,以及不录音录像后果不明确等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成因的分析,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在借鉴域外有关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之上,对录音录像证据的诉讼地位,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质证问题以及违反录音录像规定的后果等问题予以进一步明确、完善,以确保该项法律制度能够得到良性运行。

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细化完善

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21条对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进行了规定,这是法律第一次明确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它提高了录音录像规定的位阶,意味着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自此走上法治化道路。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只有细化程序运行的步骤和元素,才能增强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活力。

我国侦查讯问笔录制作现状探析

侦查讯问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又是一项法定必经程序,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查明案件事实的必要手段和方法,而作为固定讯问成果的讯问笔录而言,它则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又不可忽视,讯问笔录在刑事诉讼中被作为一种重要的证据而广泛使用,其制作的质量不仅关系到侦查讯问的质量,而且也会影响整个案件的侦办质量,甚至可能直接影响法官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由此可见,讯问笔录的重要性。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只是对讯问笔录做了一些原则性、总括性的规定,没有对讯问笔录的具体制作作出严格统一的规范和明确详细的规定,导致讯问笔录在实践制作中呈现出各种问题,鉴于讯问笔录的重要性,有必要对其予以规范。

审判中心视角下的监察调查讯问录像问题

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从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发展起来的一项规范讯问程序,并有望逐步过渡到刑事证据规范。监察调查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立法原则,然而目前调查录像“留存备查”的规定及其解释方式不能够满足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要求。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要求确立侦查调查程序的可视化为理论基础,确立监察调查讯问录像的电子口供证据资格。应通过对《监察法》的法律解释或实施细则,将“留存备查”扩大解释为对讯问录音录像进行全面移送,或至少能以便捷方式调取,尤其应当允许辩护方有调取的申请权,并且能有效参与调取审看程序。

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偏离与矫正——以讯问录音录像应否限制性使用为切入点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从2012年首次入《刑事诉讼法》至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出台已发展近十年,其中关于讯问录音录像的调取与使用范围受到各界长期关注。本文以辩护律师阅卷权受限为切入点,层层剥离,从讯问录音录像证据属性到制度功能定位,以期能更深入地挖掘问题本质。矫正制度的前提是准确定位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功能,最大化讯问录音录像效用,在理想与实践中把握平衡。同时,应客观认识讯问录音录像本质,遵循诉讼规律,明确讯问录音录像证据属性;放宽威逼利诱的讯问非法性门槛,降低侦查人员心理负担;要求随案移送讯问录音录像,在查阅基础上赋予辩护律师复制权。

侦查讯问语言的开放与闭合——基于38份讯问笔录的实证分析

侦查讯问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重要环节,将应用语言理论与侦查实践相结合,以38份讯问笔录为语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开放式提问在侦查讯问中信息获取的关键阶段具有重要作用,而闭合式提问多用于程序性问话。只有在理论上全面认识开放式提问和闭合式提问在侦查讯问中的适用情形和注意事项,在实践中合理运用开放式提问和闭合式提问,才能有效提高侦查讯问的工作质量。

同步讯问录音录像资料的法律属性分析

讯问录音录像在讯问的密室中扮演着"第三只眼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遏制刑讯逼供的作用,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未将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予以明确,导致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对该资料的处理方式也不统一;学界亦未形成一致观点。其实判断刑事诉讼中形成的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应当审查该材料是否具有证据的"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因此,在具体案件中,应当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准确判断讯问录音录像材料的法律属性。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探析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作为一种现代刑事技术,不仅可以极大地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而且还能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其作用已被我国司法界所认可。然而,在实践中我国司法界对其诉讼价值还未达成共识。本文通过对此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明确认识,以此推动我国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逐步完善。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案件适用范围刍议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案件适用范围,呈现出强制性与任意性的二元对立格局,形成了管辖主体、案件性质与量刑幅度的多重界分标准。对该案件适用范围进行阶段性检视,发现立法例外规定缺位、能力结构承接乏力、控辩启动权能失衡,以及证据使用禁止困境丛生等衍生问题。要廓清立法的除外规定、强化获取客观证据的侦查能力、促进录音录像制度转型、完善证据使用禁止的相关规定,以厘清侦查讯问录音录像案件适用范围的规制路径。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探析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作为一种现代刑事技术,不仅可以极大地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而且还能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其价值已经被我国司法界所认可。然而,在实践中我国司法界对其诉讼价值还未达成共识。应进一步明确认识,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

公安机关侦查讯问笔录实证研究——以S市X县侦查卷宗为样本

学界在以往的理论探讨中，往往存在人云亦云、主观臆想等情况，因此探讨的问题以及提出的解决对策也时常不切乎实际。为改变这一现状，有必要遵循实证研究的精神，采用实际调研的方法，并以某市某县侦查卷宗为研究样本，从不同讯问场所的讯问时间、次数统计比较以及律师辩护率统计分析等方面，来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应的探讨，以服务于司法实践需要。

浅谈如何做好环境执法调查询问笔录

环境执法人员做好调查询问笔录很重要,其制作笔录的好坏可直接决定和关系到办案质量的好坏甚至办案的成败。根据执法实践经验,探讨了做好调查询问笔录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公安机关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思考

在当前刑讯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备受关注的情势下,于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对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予以纳入,对于规范侦查讯问程序,保障被讯问人人权,提高办案准确性,维护司法尊严,树立司法权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低,因此有必要在借鉴我国检察机关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经验以及英国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F》的合理规定基础上,对公安机关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加以完善。

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科学构建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对于规范执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全程录音录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性措施,其构建应当放在整个刑事诉讼架构中进行,辅以必要的配套措施,明确违反全程录音录像规定的制裁性后果,合力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在当前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构建尚难以"一步到位",仍需循序渐进推行,并在主客观条件具备之时全面实施,切实发挥制度的应有功能。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发展路径

从历史沿革和立法意图看,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目的在于规范侦查讯问行为,防止刑讯逼供;证明讯问过程的合法性;客观记录审讯内容,保障讯问笔录的公信力和确定力,防止翻供。基于决定主体的不同以及录音录像口供功能的有无,不同国家和地区讯问录音录像的制度模式可以分为权利保障型和权力主导型。权利保障模式更加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沉默自由和自主选择录音录像的权利,在此模式下,被讯问人供述的自愿性以及肖像权、隐私权等得到充分保障,录音录像具有口供功能。权力主导模式以规制侦查讯问行为为目标,赋予侦查讯问方录音录像的决定权,犯罪嫌疑人一旦放弃沉默往往会被强制录音录像,其供述自由和肖像权、隐私权等权益面临被侵害的风险,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被弱化。因亲缘于权力主导模式,加之我国的侦查讯问环境,我国讯问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难以发挥,所以有必要向权利保障模式转型,实现其功能的多元化。

被保障的权利——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功能的反思

录音录像的实质是侦查内卷中的口供电子形式,是控方掌握的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在辨方无权分享录音录像、结构性失衡的程序中,录音录像具有固定证据、内部监督以及培训教程等程序管理功能。录音录像的人权保障功能多被学者所夸大,或为实务界的特意言说,人权保障功能具有间接性和非制度性。在犯罪控制、保持稳定的大局中,深陷侦查中心主义构造中的录音录像,仍然坚守程序管理功能;但在刑事诉讼目的、权力结构、诉讼构造可能变化的未来,录音录像人权保障的潜在功能将逐步实现。

从规范执法到诉讼证据——以检察机关侦查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为视角

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证据的属性,而且,不会突破现行法定证据种类。赋予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证据效力,对检察机关既是机遇,也有挑战。赋予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证据资格,必须规范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制作过程,确立统一的技术规范、确定事前告知义务、完善始后全程和档案保存制度等。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基于其特殊性,应该在示证提起权、举示决定权、示证过程等方面作特别规定。

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证据能力

在讨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证据能力时,既有研究往往陷入证据概念、证据法定种类的泥潭,应当更新研究方法,着重讨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证据方法,如果彻底贯彻严格证明法则下实质直接性的要求,在证明实体争点时,作为间接证据方法下的证据替代品,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原则上应当被禁止;在证明程序争点或者量刑事实时,采自由证明法则,无此限制。《刑事诉讼法》第121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强制性录音录像的要求,宜将其链接至《刑事诉讼法》第54条非法证据排除之规定,作为自白任意性的证明规则予以理解,如有违反,应当一律先行推定自白无任意性,但控方得以反证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