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失败对公司债券发行定价的传染效应--基于共同审计师的视角

审计失败会对客户公司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可能波及拥有共同审计师的公司。基于共同审计师视角,选取2007-2022年公司债数据,实证检验审计失败在债券发行定价中的传染效应。研究发现,当发生审计失败后,拥有共同审计师的关联公司债券发行定价显著提高,即审计失败对债券发行定价具有传染效应,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风险信息传递、低质量会计信息是审计失败产生传染效应的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聘用学历较高或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投资者面临风险更小、投资者保护更好时,传染效应有所减弱。

上市公司ESG评级分歧的审计溢价效应——基于信息生产的视角

近年来,ESG评级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审计定价功能并影响着审计质量,但囿于缺乏完善的评级体系,不同评级机构间存在明显分歧,导致其对审计溢价产生不确定性影响。基于此,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探究ESG评级分歧的审计溢价效应。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会显著提高审计定价,但是审计费用的增加并未显著改善审计质量。机制检验发现,ESG评级分歧延长了审计时滞、增加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篇幅,并加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和舞弊风险,即审计费用的增加是对其工作量及风险增加的补偿,而未能显著提升审计质量。异质分析发现,企业及时的信息披露、分析师的准确预测以及审计师的丰富经验能够缓解ESG评级分歧的负面冲击。

ESG评级分歧与审计风险溢价

ESG评级分歧反映了不同机构对同一企业ESG表现的评价差异,这可能导致利益相关者对企业ESG表现的认知偏差。本文以2009-2021年我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审计风险溢价视角研究了ESG评级分歧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越大,企业的审计风险溢价越高。机制检验发现,审计风险在ESG评级分歧与风险溢价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ESG评级分歧与审计风险溢价之间的正向关系被削弱;而市场竞争地位、地区法制环境增强了上述正向关系。本文将ESG表现延伸至ESG评级分歧,对理论界和实务界深入理解ESG评级分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丰富了审计风险溢价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高管晋升激励、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

职位晋升带来的利益差距在激励高管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可能诱发高管自利性动机,带来激励负效应。基于此,本文利用2010—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高管晋升激励对审计定价及审计延迟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晋升激励与审计定价、审计延迟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审计定价的提高源于审计投入的增加和风险溢价的收取。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晋升激励与审计费用的相关性在CEO变更频繁时更为明显,此时审计师会进一步收取风险溢价以增加审计费用;产权细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时,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定价、审计延迟之间的关系差异显著;代理成本在高管晋升激励与审计定价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高管晋升激励与审计师定价行为的文献研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高管晋升激励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机理。

审计师声誉机制研究: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视角

基于中国弱法律风险环境,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提升审计师声誉的视角检验审计师的声誉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资本市场普通投资者已经关注审计师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在公司股价上得到了正面反应。在具体合并形式上,总部设在非北京地区的会计师事务所间合并以及合并一方为非国内"十大"所的,更能得到市场认同。但没有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合并能显著提高审计收费。

控制风险、风险溢价与审计收费——来自深市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的经验证据

理论上,内部控制质量是审计收费的决定因素之一,但是由于内部控制信息难以获得,因而鲜有这方面的经验证据。而2007年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提供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规定为评价内部控制质量提供了契机。根据审计价值理论,以2007年深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控制风险(内部控制质量)和诉讼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风险和审计收费之间的确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审计收费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风险溢价。

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溢价的相关性检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06年1332家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审计事务所的行业专长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审计事务所的专业化水平对审计收费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专业化水平愈高,审计收费愈多;但从发展阶段来看,在高度专业化以前,专业化程度愈高,事务所的审计溢价收入愈多;而在专业化达到较高程度后,溢价收入消失。研究还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子公司数量、分部报告数量、近三年是否亏损以及审计意见等因素均对审计收费有显著影响,而企业的净利润额、应收账款额和年末存货额的影响不明显。希望该研究发现,能为审计事务所制定专业化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2—2014年由事务所分所审计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以事务所分所拥有的注册会计师数量衡量分所规模,检验分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进一步研究事务所声誉保护机制对分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事务所分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分所规模越大,越能抑制盈余操纵行为,审计质量越高;事务所声誉保护机制对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与非"四大"分所相比,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正相关关系在"四大"分所较弱。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门化投资与审计定价——以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审计市场为视角

通过对2001年—2009年中国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审计相关数据进行模型检验后发现,在中国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审计中,行业专门化的审计师通过实施差异化的竞争战略获取审计收费溢价,进而获得超额利润,行业专门化的发展道路可以成为会计师事务所行之有效的一种竞争战略。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溢价的研究

对审计市场结构的统计检验表明,我国的审计市场已经分割为两个子市场,一个由大事务所与大公司构成,另一个由中小事务所与中小公司构成。我们将会计师事务所细分为三个群体,即"四大"、"中资十大"及其他事务所,对事务所规模的差异是否导致审计收费差异进行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群体的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有不同影响,"四大"对大公司及小公司均收取规模溢价,"中资十大"仅对中小公司收取溢价,而其他事务所收费没有溢价。

地方官员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地方官员变更会导致相关政策的不连续,并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文章利用2007～2015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公司所在地区市委书记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公司所在地区市委书记发生变更时,会计师事务所会提高对公司的审计收费,表明审计师会将客户所在地区官员变更所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视为一个风险标志,进而通过提高审计努力程度或者收取风险溢价来应对这一风险。并且,上述影响在与地方政府关联不紧密以及盈余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监管强度在官员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研究提供了官员变更对审计费用影响的经验证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治环境对审计行为的影响。

制度环境、审计声誉机制与收费溢价

有效的审计声誉机制体现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行业专长和声誉受损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同时,声誉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选用2001~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采用两阶段模型和分组检验实证考察制度环境、审计声誉机制和收费溢价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影响声誉机制功能的发挥,较好的制度环境下,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机制发挥作用产生的收费溢价为20.8%,而较差的制度环境下,会计师事务所的收费溢价仅为7.8%。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分类检验与股份制改革和新会计准则前后模型结构稳定性的检验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该结论对政府监管部门、市场参与者和会计师事务所本身都具有参考意义。

审计师声誉、行业专长与审计定价

审计定价是一个受到审计领域研究者广泛关注的问题。文章利用2012-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及相关财务指标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审计师声誉、行业专长与审计定价的关系,结果表明:审计师声誉、行业专长均与审计收费正相关,其中,审计师声誉溢价约为89.89%,按市场份额及客户数量认定的审计师行业专长溢价分别为10.08%、4.7%;进一步的分组研究表明,国际四大中行业专长的作用不显著,而非国际四大中行业专长的作用显著,两种方法认定的行业专长、审计师专长溢价分别为8.87%、2.4%。文章结论对引导我国事务所实施"做强做大"、"做精做专"战略,形成品牌声誉,发展行业专长,提升核心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品牌声誉与审计收费溢价

西方研究通常将"四大"的审计收费溢价归因于其品牌声誉,这亦可能得益于其寡占型的市场地位。然而,"四大"在中国证券审计市场并不占有寡占型的市场地位,事务所规模、品牌声誉与审计收费溢价之间的关系需重新加以审视。研究发现,与规模相比,声誉占主导地位,另外,在声誉达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规模大的事务所能够享受审计收费溢价,否则,规模并不能给事务所带来审计收费溢价的好处。这说明"四大"在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上的审计收费溢价得益于其品牌声誉而非垄断地位,亦说明在我们执行"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时,应使行政干预让位于市场力量,否则,"做大"不能"做强"。

盈余管理、诉讼风险与审计费用溢价

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6-2008年经验数据,运用完全信息非对称动态纳什博弈模型,考察了公司客户在诉讼风险约束下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溢价的作用机理。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诉讼风险不对称性会导致上市公司减少(增加)收入的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溢价负(正)相关,正向盈余管理比同幅度负向盈余管理产生较弱的审计费用溢价效应,高增长型客户正向盈余管理导致的审计费用溢价效应在诉讼风险环境中被扩大。这表明审计师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充分考虑了公司诉讼风险的不对称性,修正了审计的风险判断。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影响审计师定价策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审计成本与风险溢价是影响审计师定价的两个重要因素。以2007—2014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师定价的影响,并考察了产权性质、审计师特征以及法制环境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相较于非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审计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越高,审计定价越高。进一步地,在民营企业、"四大"审计的企业及在法制环境好的地区,审计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司的审计定价都更高。这表明审计师能够识别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带来的风险,并将其反映在审计定价中。

会计师事务所法律责任与审计收费溢价

目前,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正从有限责任制转变为合伙制,组织形式的变化意味着事务所法律责任的增强,事务所的收费行为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在给定的法律体制下,大规模事务所应比小规模事务所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当事务所法律责任增强时,一方面需要审计师加大审计投入并增加审计程序;另一方面为了补偿更高的审计风险带来的损失,审计师需要提高审计收费;大规模事务所相比小规模事务所,其提高审计收费的比例较低,从而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溢价幅度应降低。

特殊普通合伙制、法制环境与审计保险价值

本文以20092015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事务所转制对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影响,寻找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检验审计保险价值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事务所转制提高了公司的审计收费风险溢价,但具有时滞效应。进一步地,在法制环境建设水平较高地区,事务所转制后公司的审计收费风险溢价显著增加,而在法制环境建设水平较低地区,事务所转制对审计收费风险溢价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对考察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的政策效果具有借鉴意义。

发审委社会资本影响审计需求和审计收费吗?——来自中小板IPO的实证证据

以中小板开板至2010年12月31日止参加过会审核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对事务所发审委社会资本的需求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审计收费溢价差异。实证结果发现,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有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审计师,而国有企业对审计师的发审委社会资本没有特别的偏好。此外,当民营企业选择有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审计师时,需要为审计师的社会资本支付10%左右的审计收费溢价;而国有企业组中,发审委社会资本不能为审计师带来审计收费溢价。

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与内部控制审计定价

基于信号揭示理论,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A股单独披露内控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内控缺陷定量认定标准对内控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实证结果发现上市公司自由裁量的认定标准宽严程度与内控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但与反映内控审计投入的审计延迟无显著关系,这表明认定标准越严格,审计师通过收取风险溢价这一路径来降低风险,而非增加努力程度;审计师对严格的权益类认定标准更为敏感,良好的控制环境对认定标准宽严程度与内控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上述结论不仅为认定标准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理解认定标准对内控审计定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