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警察职权的拓展与调适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入,警察职权不再仅限于物理空间的执法,而是必须在新的网络疆域内重新定义、确立和实施。这种变革体现在警察职权在网络空间的有效延伸,在打击犯罪和维护公民权益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能力提升,以及警察职权行使的社会化透明度增强等方面。公安机关亟需通过制度创新来科学引导决策权力,以灵活应对快速变化的网络环境;强化制度韧性以重构执法权力的高效执行体系,确保在打击网络犯罪时不滞后于犯罪手段的演变;借助严格的监管规范确保监督权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从而实现对警察职权的整体调适,以期在网络社会下更好地履行治安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有效保障网络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安全秩序。

审计机关调查权域与处理处罚权域的差异:现实困境与弥合路径

我国审计机关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处理处罚权域小于调查权域。文章基于经典审计理论,分析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域和调查权域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审计权域差异的弥合路径。现行审计法律法规确定的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域小于调查权域,这种权域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专门经济监管部门在提出本部门法草案时未将审计机关作为执法主体,以及现实中相关人员对“法定职权范围”存在不同的理解。这种权域差异严重影响了对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处罚效率。弥合权域差异的路径是将处理处罚权域扩展到调查权域,虽然这会导致对经济行为的双重监督,但因专业经济监管和审计监督是不同性质的监督,二者在监督目的、监督重点和监督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因而不会造成重复监督。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从权力到权利:新《体育法》的理念遵循

原《体育法》存在较多公权力管控条款,行政色彩较浓,体育权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虚置化现象。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变迁以及体育职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立法滞后性问题凸显。新《体育法》积极回应行政改革的要求以及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公民的权利诉求,对行政权力与公民体育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增加了诸多体现公民体育权利的条款,注重“权利本位”,强调以社会为中心的多元主体治理;同时,新《体育法》重新整合了现有的行政权力管控条款,明确了行政权力对体育事业干预的界限,突出了政府的引导、服务和监管职能,为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论网络平台私权力滥用的公法治理

网络平台假借算法中立和服务协议的外衣大肆滥用私权力,给平台内用户的财产和隐私权益造成巨大损害。法官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往往只是把平台视为普通的私法主体,而忽视了平台的公共属性,平台用户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管控措施欠缺程序正义、格式条款无效为由主张平台行为不合理通常难获支持。面对私法调节的局限性,应该借鉴公法机制和公法原理赋能平台生态。有必要引入公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和比例原则规范平台私权力的运行;加重平台运营公司对自身管控行为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可以有效矫治平台用户在诉讼能力上的天然弱势;设置平台纠纷复议委员会有助于平台争议的实质性化解。

贯彻落实《体育法》,提升政府治理效能: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监管策略研究

对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的具体表现。研究表明,体育行政部门开展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监管工作面临概念混淆以及监管能力不足、标准不清、流程不畅、监督不力等问题。在“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体育行政部门需完善“专职化”的监管运行机制和“清单式”的权责边界以提升监管能力,制定“多线程”的人员培训和认定体系“、多主体”的场地标准共创机制“、多层级”的赛事活动等级制度,以改进监管标准,加强全流程监管,构建“一站式”数字服务端口,引入“契约式”告知承诺制度以优化监管流程,培育“一体化”协同执法监督机制和“系统化”体育社会监督机制以加强执法监督,从而达成贯彻落实《体育法》监管要求的目标。

何以千差万别:关于行政执法权下放的观察与反思

行政执法权下放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呈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在下放清单的制定主体方面,就有省级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地级市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和县级人民政府制定下放清单这三种模式。在下放事项的范围方面,经济发达地区下放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城管综合执法事项的多少、执法事项的专业程度、街乡的承接能力和职能部门的执法能力都会对执法权下放的范围产生影响。授权、委托和派驻是执法权下放的主要方式。这三种下放方式各有其最佳适用场景,执法权下放改革应当因地制宜,不宜一刀切地将某种方式作为标杆。在人财物配套方面,少有地方能做到人随事转,执法经费欠缺、执法物资保障不足均是相当突出的问题。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的千差万别是我国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下一步改革应充分尊重地区差异,尽可能地给予地方政府较为充分的自主空间。

我国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的优化研究

双轨惩戒制度在激活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主体责任,规范监察机关监督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存在任免机关、单位对违法公职人员实施惩戒的依据分散,监察机关的政务处分和任免机关、单位处分在具体适用上尚待进一步明确等问题,影响到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的实践运行。为此,我国可从优化任免机关、单位惩戒法律规范,明确监察机关和任免机关、单位惩戒管辖权冲突适用规则等方面完善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

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有关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模式是一种新兴的处罚权配置方式,其通过将原本分散于各个部门的行政处罚权进行整合,从而实现权力的科学配置和高效运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顺应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有助于解决“权责不一、多头执法”等问题,实现行政处罚权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我国的法治建设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提供制度支撑,改革实践为其积累了经验,社会诉求是其改革动力。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法律依据不完善、部门利益难以协调、执法机构职能重叠、执法能力仍不足的困境。需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划分部门职责、统筹推进体制改革、加强队伍能力建设,集中行政处罚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行政执法职权下放的实践与探索

乡镇是基层治理的主要阵地,行政执法职权下放对于连通基层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执法权限和人员向基层乡镇转移,亟待将各级主管部门的专业化、规范化的执法队伍移植入乡镇基层。文章从水务部门行政执法职权下放的角度出发,提出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过程中存在的难点与重点,为基层水务管理部门提升水行政执法能力提供经验与借鉴。

行政审批中权力寻租的惩治困境与解决路径——行政法与监察法的交叉视角

行政审批中权力寻租问题既关乎社会资源的分配,又影响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既关乎行政法领域,又涉及监察法领域。因此在行政法与纪检监察法的交叉视角下对行政审批中权力寻租的基本特征、种类、表现方式和危害等方面展开“解剖式”分析,探讨三大惩治困境:行政法与监察法衔接难,表现为两法中的滥用职权范畴不一致;监督难,表现为法院的法律监督缺乏处置权限和纪委监委的监督缺乏专业性;预防难,表现为减少利益驱动难和纠正违法犯罪难。针对三大惩治困境,具体的解决路径有:加强立法衔接,将“限制公民权利、增加公民义务”作为权力寻租违法与犯罪间危害后果的标准,将行政诉讼法中的“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统称为“滥用自由裁量权”;从严惩处,并罚受贿与滥用职权,追究党员的双重责任;减少利益驱动因素,对公正履职的行政审批人员予以政治性、经济性和荣誉性激励,对权力寻租的行政审批人员予以通报曝光。

行政执法视域下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之运用路径

在行政自动化和污染源自行监测制度的背景下,重视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的运用是环境执法部门的理性选择。然而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作为由企业一方提供的电子数据,且证据资格和证明力限度未能在立法中得到明确以及法律地位的模糊,使得其在执法运用中存在一定障碍。基于系统论视角,应从证据的基本属性入手,厘清真实性、合法性等基本问题,再以实务需要为指引,加强证据链的运用,并且在后续实践中不断平衡多方利益,以找到一条在行政执法中最大限度发挥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价值的可行路径。

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经营者集中执法实践:中国国企如何面对欧盟的挑战

面对中国国家资本的持续涌入,欧盟采取了既欢迎又审慎的态度。欧盟委员会适用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而中国国有企业的抗辩理由通常无法阻止欧盟委员会采取“最坏情形假设”,由此面临赴欧投资的最严峻挑战。有必要对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问题进行探源,在学理和法理层面对国资委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独立决策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以期在现有欧盟体制下提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抗辩理由和应对策略,更好维护我国国企域外投资的生存空间和合法权益。

“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的“兜底”属性及其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第24条第1款(简称“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为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提供了规范依据,开启了乡镇(街道)扩权赋能的新篇章。该条款制定前后,理论界围绕该条款展开了诸多探讨,但已有研究并不足以让该条款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达到逻辑周延的程度。将“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置于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系统考察,宜将其定位为行政处罚权通过行政授权或委托方式交由乡镇(街道)实施的“兜底”性条款。同时,为更好地指引实践,有必要进一步对该条款的适用展开探讨,即处罚权下沉的决定主体宜由省级政府主导逐步转向多元主体协同、以提取“最大公约数”的方式确定交由事项、“交由”方式宜限定为行政授权或委托,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以规范处罚权运行。

反垄断行政执法体系的权责配置与监管能效——理论分析和中国的经验叙事(2008—2022)

2008年到2021年,中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模式经历了从初设、重组到再构的三次重大变革,这些变革的频率和幅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十分罕见。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责配置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它对执法机构的资源、行为和监管效能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首先使用制度变迁和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逻辑,建立了一个从立法模式、权责配置、执法者行为到监管效能的分析框架,比较了多元和一元化两种权责配置方式的优劣势;其次,以中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体系的设立和变革为考察对象,观察和总结权责配置和执法效能的内在关系,论证了理论范式的合理性;最后,结合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现,围绕如何完善国家反垄断局的权责范围、执法体系和制衡机制等实际问题,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和建议。

数字时代政府数据治理的法律隐忧与规制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各种技术的成熟,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类迈入数字时代。当前的政府数据治理在宏观上呈现出领域全面性、必然选择性与动因自发性等特点,微观上也表现出政府收集数据方式隐蔽多样、数据关联性分析方法普遍使用、数据自动化运用越来越多等特点。上述新的特点可能引发政府数据治理动因偏差、比例原则解构、第三方组织游离法治轨道等诸多法律隐忧。为了缓解公众对政府数据治理的法律担忧,避免出现“科林格里奇困境”,必须重申法治原则的重要性、构建以实现人的价值为数据治理终极目标的法律制度,并不断增强政府数据治理决策的透明度。

免罚清单的正当性证立

在我国,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出台免罚清单统一“不予行政处罚”的法律适用有其正当性。首先,在规则制定权方面,免罚清单具有在法律授权下进行行政立法裁量的规范性质,此类行政自治规范在我国宪法框架下具有合宪性;其次,免罚清单的规范内容能够符合上位法律规范及相关立法目的的要求;再次,免罚清单的规范效果有其正当性,能够实现对个案处罚裁量权的有效控制和对包容审慎监管政策的规范化实施。

新时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问题及法律规制探究

近年来我国在立法层面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重视度,着力于构建现代化生态文明城市。在我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作为由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发展而来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制度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立法和政策也不断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提供愈来愈细化的支持,使其逐渐成长为城市管理领域的跨部门综合执法,并最终演变为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并不相同的概念。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理论基础和概念阐释入手对我国当前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现状进行了条分缕析,指出其存在的诸如立法体系不健全、执法机制不成熟、配套机制不完善等困境,并对其背后的法律层面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后,认为应当从健全立法,有效保证执法依据;规范执法,落实法律保障人权;完善配套措施,形成执法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从而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我国的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回应——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行政机关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获得了在法理基础和法律规范方面的正当性。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和监管都存在不足。在民法和刑法保护的局限性、行政机关的专业高效性,以及现代法治对权力控制的价值追求的背景下,行政机关承担消极不侵犯和积极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说,行政机关应当受到法律保留、最少必要、安全保障等行政法原则的规制,通过对“限制的限制”,实现个人信息在行政法领域得到充分保护的目的。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