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日本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关系是日本银行最棘手的问题。金融危机前后的日元升值和2021年以来日元急剧贬值期间,货币政策均成为被指责对象。日元升值背后是日美货币政策趋同引发日美利率差缩小和日元避险货币功能的强化,而当前日元贬值主要源于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利率差扩大,同时作为非货币政策因素的日元避险货币功能减弱和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促进日元贬值,并影响日元汇率走势。

美国贸易逆差:增长惯性与可持续性

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特别是贸易逆差“历史悠久”,尤其是近年来高速增长,已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贸易逆差已很难单从汇率、贸易政策及产品竞争力等单个变量来加以解释。通过运用滞后一年的时间数列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当期美国贸易逆差是前期美国贸易逆差的惯性增长,并且只要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盈余足够冲抵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便具有可持续性。针对近期美国人制造的“人民币升值论”,结合近十年来中美双边贸易现实,说明美国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人民币升值也不可能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状况。

辽宁省养老保障地方财政支持能力研究

辽宁省作为国家养老保障改革试点,目前正面临着养老统筹收支缺口日益扩大的危机,需要财政作为最终支撑。本文通过分析辽宁省养老统筹和地方财政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研究"统账"式养老保障供求平衡决定因素中财政支持的作用与能力,从而提出政策性建议,以推动社会保障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辽宁经济运行的健康与稳定。

美国国际收支结构的持续性及调整分析

从近期来看,以"逆差+顺差"为特点的美国国际收支结构是可以持续的,从中长期来看,以亚洲国家为外围主体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融资这一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长久存在。面对日益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美国试图通过货币重估来转移其经常项目调整负担。美国试图通过东亚经济体货币联合升值来调整外部经济失衡,有其理论上的可行性,但实践起来有困难。美国经常项目失衡问题应该从美国自身着手加以解决,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经济体要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配合。

美国的利息平衡税及其效果和影响(1963—1974)

国际收支逆差困扰着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美国历届政府。肯尼迪政府试图通过利息平衡税限制长期资本外流,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约翰逊政府通过《利息平衡税法》将此税合法化、常态化。尼克松政府逐渐放宽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并于1974年中止利息平衡税。利息平衡税在扼制长期资本外流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改善美国整体国际收支状况上作用有限。利息平衡税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美元市场的繁荣,并促进欧洲货币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约翰逊政府调节国际收支逆差的货币金融政策

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林登.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面对美国的收支不平衡局面,约翰逊政府通过实施"利息平衡税"、推行"自愿合作计划"和强制性的限制海外直接投资计划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下的合作等途径,从货币金融领域部分缓解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困境,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问题。

国际收支与金融市场效率问题的探讨

以“逆差+顺差”为特点的美国国际收支结构是很难长期持续的,美国经常项目很可能会经历趋向平衡的调整过程。由于中美两国国际收支结构存在较强的互补性,美国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对目前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提出了严峻挑战。金融市场的行政分割、金融资源结构及流向的不合理是影响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应该完善和发展金融市场,积极主动地调整目前失衡的国际收支结构以应对美国国际收支结构调整可能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约翰逊政府削减旅游逆差的尝试

旅游逆差是导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重要因素。为了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约翰逊政府对旅游政策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推出了诸如降低美国公民出国旅游的关税豁免额、开展"浏览美国"等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美国旅游逆差的发展,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旅游逆差问题。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与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

美国不断积累的贸易逆差和美元贬值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东亚经济体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就越容易成为美元本位制中的“人质”,一旦美元全线失守,最大的受损者不是美国,而是持有美元资产的外国政府和投资者。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以及金融业的冲击值得高度警惕,但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来临,政府应该果断地采取措施,从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转变为有管理的低频浮动汇率制度,在汇率政策调整的同时积极推动金融体制和市场体制改革。

肯尼迪政府调节国际收支逆差的政策

肯尼迪在美国面临巨额国际收支逆差的背景下入主白宫。严重的逆差导致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引起西方世界对美元信用的置疑。因此,调节逆差成为肯尼迪政府的重要使命。肯尼迪政府调节逆差的政策主要体现在肯尼迪提交给国会的两份特别咨文中,即1961年2月6日的“黄金和国际收支逆差特别咨文”和1963年7月18日的“国际收支特别咨文”。以两份咨文为蓝本,有关部门展开了系列的开源节流行动。美国的逆差调节行动使美国政府内部和北约盟国间的斗争起伏跌宕,充分暴露出权力政治的实质。

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的国际收支困境与对策

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美国的国际收支陷入困境,黄金大量外流。为了改善国际收支,维护美元垄断地位,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增加国际收入、降低国际支出的措施,其中最关键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60年11月16日颁布的总统指令,该指令提出了撤回驻外军事人员家属等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的措施。但是,由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束缚,艾森豪威尔政府调节国际收支的努力效果不佳。

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及我国的对策探析

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全球经济失衡是长期形成的,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调整是一个极其困难和缓慢的过程,然而它已经并将长期影响到世界及各国的均衡性和持续性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日益严峻的问题。文章将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并提出一些对我国有益的建议,力求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健康和可持续。

浅析吉林省逆支逆差差距的来源及影响因素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国际金融业务的日益增多，银行结售汇、跨境收支和进出口数据已逐渐成为衡量和分析一国涉外经济发展的重要统计指标。统计范围、统计环节、统计时间的不同以及经济活动中复杂多变的各种因素，导致三者始终存在一定差距。本文以吉林省涉外经济发展为研究背景，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探讨了吉林省对外贸易中逆支逆差差距的主要来源以及影响其变动的主要因素。

FDI投资收益汇出与潜在国际收支危机的理论及经验分析

人们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优质的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很有帮助,提倡外商直接投资多多益善。然而,研究发现由于投资收益的汇出,外商直接投资将导致东道国经常项目逆差,进而可能诱发国际收支危机。几次金融危机的经验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中国的情况潜藏着这种风险,需引起警惕。

美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特征、趋势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和庞大的净对外债务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不确定因素。长期来看,以亚洲国家为外围主体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融资这一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长久存在,因而以“逆差+顺差”为特点的美国国际收支结构是很难持续的,美国的经常项目很可能会经历一次趋向平衡的调整过程。同时指出了中国对美国经常项目调整可能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冲击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