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歌”识理:红色歌谣的听觉叙事(1927-1937)

通过红色歌谣传播马克思主义,让人民群众听“歌”识理,是中国共产党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创举。红色歌谣以听觉为渠道,以叙事为手段,符合通感特征、场域特征、互文特征及当地固有的民歌传统特征,将马克思主义抽象化理论转化为形象化、故事化、情感化的受众体验话语,使面向苏区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成为可能。红色歌谣的传唱促进了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启蒙了广大革命根据地人民,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先进的思想理论基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永续价值的新境界。

南音活态旋律构建路径研究

南音独特的工乂谱记谱体系,只记录南音显性的骨干音和琵琶演奏法,而隐藏着丰富多元的唱腔旋律和其他乐器的演奏旋律。南音演唱、演奏者在工乂谱基础上,通过有规则的程式性和把握内在规律基础上的即兴性做韵融合,形成各自的唱奏旋律。做韵后的唱奏旋律,每一次、每一遍都有所不同,构成南音独特的多样性活态旋律。

另一种民间表达:英格兰内战时期的保王派政治民谣

英格兰内战时期的保王派政治民谣构成了议会派主流话语之外的另一种民间表达,也是长期被忽略的一种政治论述。与议会派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民主权等主流话语针锋相对,这一时期大量保王派政治民谣通过揶揄、嘲讽等修辞手段,系统性地解构了议会派的上述主张。它们不仅揭示了议会派话语背后的经济利益,而且反对议会以投票方式剥夺民众财产和自由的做法,进而表达了对破坏既有社会秩序者的批评和厌恶态度。此类民谣的叙述框架普遍延续了时人熟悉的“君臣模式”,即议会派及其领袖人物在时局变动中并未开创出对民众有利的新制度,而只是成为新君主。同时,这些民谣对议会主权的消极认知也构成了这一时期英格兰制度文化的重要面向。大量保王派政治民谣的存在表明,议会派在战场之外承受着巨大的民间舆论压力,这些反对议会的民谣是当时出现的暂时性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粤东北苏区宣传思想工作中客家革命山歌的运用及成效影响

粤东北革命山歌是苏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武器,在保障苏区革命斗争顺利进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宣传价值而又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文章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粤东北各革命根据地革命山歌应用的历史经验,研究红色山歌宣传思想工作的运用方略以及成效影响。

中华文化建设视角下的海口传统歌谣研究

中华文化建设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海口传统歌谣作为一种传统口头文化,记录着海口、海南及中国特殊时期的印记,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被更多地关注。但现阶段,一方面,社会中愈发多元的文化形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冲击着传统歌谣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关于海口传统歌谣的保护与研究还九牛一毛,因此海口传统歌谣研究工作急需跟进。文章提出研究歌谣的“三结构”框架,即以“全国歌谣—地方歌谣—区域歌谣”为视角,觇其在中华文化符号不同体系中的位置。最后结合新海口传统歌谣发展的态势,从自生层面探讨海口传统歌谣在中华文化大背景下承载的更多意义,以使海口传统歌谣这一文化符号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西和乞巧歌》英译本中的西和方言翻译策略研究

西和乞巧歌是一种歌谣,其内容丰富,合辙押韵,语调诙谐风趣,语言口语化特征明显。通过分析《西和乞巧歌》英译本中使用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探讨了西和特色方言的翻译策略,对方言翻译和歌谣翻译研究有较高参考价值。此书译者在翻译时灵活结合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运用了异化翻译策略中的音译法、直译法和逐词翻译法,以及归化翻译策略中的意译法、仿译法和改译法,对不同的方言词汇根据语境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使得译文流畅、地道。然而,由于汉语方言书面化的困难,《西和乞巧歌》中部分方言词汇并未在书面文字中表现出来,且原语文本中所有的西和方言特征和口语化特征在译语中全部被抹杀了。尽管如此,用归化策略来翻译方言是让方言作品走向世界的方式。作为第一部关于西和乞巧歌的英译本,此书对于乞巧文化的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其翻译策略使乞巧文化内涵在译入语中能够流畅表达,使得英语读者能较好地理解中国北方的乞巧文化。

“永葆童心”——鲍勃·迪伦歌曲绘本儿童伦理教育价值探析

媒介融合背景下,适当选用歌曲和绘本有益于儿童初步塑造道德品质、探索伦理身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的歌曲Forever Young表达了关于儿童养成友善、平等和诚挚道德品质的期望。该歌曲配套绘本将音乐、绘画、歌词有机融合,不仅能使儿童在接受绘画艺术熏陶时同步感受歌曲传递的伦理价值观念,还能凸显儿童伦理身份重要性。绘本主要展现儿童伦理身份的构建过程,引导儿童思考何为社会伦理身份,并帮助儿童调整伦理身份定位。“因时、因地制宜”运用该歌曲绘本,有助于儿童对各类伦理品质的理解由语音层面提升至语义层面,再逐渐内化到观念层面,从而引导他们永葆纯洁善良的“童心”,为其成年后步入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生命的悲剧意识:关于“苦”的符号学漫谈

从符号学的视角看,悲剧意识赋予生命中的种种痛苦以意义,由此将这些苦“识别为”并“创造成”悲剧经验。悲剧现象可以从“历苦”(经验)、“知苦”(理解/阐释)、“述苦”(表征/再现)三个方面加以理解。这三个方面的划分,是以悲剧现象作为意义生成的具体例子而做出的。举凡意义生成,均发生在相对独立的个体身上,个体作为意义的主体和生成场而存在。“苦”与“消苦”的努力,也只能在主体上完成。因为符号活动,主体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面临着“双重符号悖论”。但符号活动并非生命唯一必要的标准属性。对这一问题的反思,能够为理解生命的悲剧意识提供一个独特的切入点。

基于“主位”视角的黄土台塬传统村落风土景观解析——以八景和歌谣民谚为线索

选取黄土台塬的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借用景观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以田野调查中采集到的村落“八景”“八怪”和歌谣民谚等民间话语所提供的村民“主位”视角为线索,识别该地域风土景观的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总结地方风土景观的表达模式,并揭示其背后的生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口头文学对地方性风土景观的表达主要存在4种模式:1)表达与特殊地貌相关的村落周边环境;2)表达与文化意向相关的村落轮廓特征;3)表达与当地旱涝频发的极端气候相关的村落骨架结构特征;4)表达与地方历史脉络和生产生活方式相关的关键节点特征。

社会史视域下的大众音乐——兼评珍妮·海德《歌唱新闻:都铎中叶英格兰的民谣》

珍妮·海德的《歌唱新闻:都铎中叶英格兰的民谣》是近年来英语学界第一部专门研究16世纪英格兰民谣的社会史专著,该书同时运用了音乐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集中阐述了既作为歌曲又作为新闻的民谣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作用。通过对这部专著内容与研究方式的论述,作者试图从方法论层面探讨社会史研究与音乐学研究是如何进行整合的。同时,这种社会史与音乐社会学对大众文化的聚焦融合,也能在长期关注于古典音乐形式与特征的传统音乐学解释之外,为大众理解音乐及人类社会自身提供另一视角。

顺应论视阈下《天堂蒜薹之歌》的乡土话语建构研究

本研究以顺应论为理论框架,以《天堂蒜薹之歌》为研究对象,旨在对其乡土文学话语建构规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乡土文学话语的构建一方面要从语境入手,实现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的顺应,包括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的顺应,以及篇内衔接、互文性和线性序列的顺应;另一方面要从语言结构入手,实现四个方面的顺应:语言、语码、语体的顺应;话语构建成分的顺应;话语和语段类型的顺应;话语构建原则的顺应。本研究对乡土文学话语的构建和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

论谢重光的客家歌谣研究

在客家民间文学的研究热潮和个人学术情怀与眼界的影响下,谢重光对客家歌谣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对客家歌谣的研究不仅影响了其后来的研究方向,而且推动了我国客家歌谣和客家研究的发展。谢重光从多角度探究客家歌谣的源流、强调客家歌谣中的人文关怀,并结合时代浪潮探究客家歌谣的不同样态,提出的许多观点对当今探讨客家歌谣研究的发展规律仍有重要意义,实现了客家歌谣研究的突破与超越。

系統觀在訓詁研究中的重要意義——以《金瓶梅詞話》爲中心

本文以《金瓶梅詞話》中的系列詞語訓詁問題爲例,從音、形、義三個角度展示系統觀在訓詁研究中的運用。認爲不同學科有不同的研究對象,研究對象本身、研究對象存在的背景以及與研究對象有關聯的事物構成一個具體的信息系統,這個信息系統構成研究視野,對這個系統中的信息掌握得越豐富,瞭解得越深入,研究視野就越開闊,也便更容易看清現象之間的内在聯繫,從而發現規律,解決疑難問題。如果目光只是局限於研究對象本身,那就是孤立摸索,往往“不識廬山真面目”,難得真相。

数字媒介下白族大本曲的自我重塑

说唱艺术活态展演的特性为其立足传统的创造性发展预留了空间。经由抖音、微信的呈现与传播,白族大本曲从村落之壤拓展至网络空间。短视频、网络直播、微信唱曲以贴近民众日常行为的方式,使得媒介展演成为村落弹唱的形式拓展与功能延续,激活了先前处于半沉寂状态的大本曲演述传统。民众将地方文化因子整合进大本曲影像中,具象化地再现了存续于特定区域的人文景观。依托网络空间的开放格局,民间艺术得以互赏互鉴,走向尊重文化多样性的美妙境界。

论20世纪20年代歌谣的民间表达与方言新诗的生成

国语运动对“国语文学”概念的建设中,民间文艺成为被发现的资源从而进入概念的核心位置。从刘半农、沈从文等人自觉的歌谣收集到方言诗歌的创作来看,歌谣运动对民间童谣、山歌、唱本的收集影响到了新文学家诗歌语言及诗体的试验。从江阴民歌与婉转细腻的吴语诗、北京童谣与爽朗粗疏的京话诗、凤凰山歌与蛮野活泼的镇筸土话诗的关联看,方言及作为口语韵文的歌谣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新诗的语言、结构及风格。作为诗人诗体及语言试验的成果,“说话”的诗在新诗史上数量虽不多,但对初期诗苑“百花齐放”的丰富及“言文一致”可能性的探索而言无疑意义重大。这个一直为文学史家忽略的事实只有在“国语”建设及语言发展的聚焦下才能被打捞、发现并细致地辨析。

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歌谣对客家山歌的继承与创新

红色歌谣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时期,为了发动广大老百姓参与到推翻黑暗势力统治、寻求获得解放的事业中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了红色文化的建设。红色歌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文化建设的一大特色,它继承并发展了客家山歌原有的针砭社会时弊、讴歌男女恋情、称颂客家妇女坚韧性格等内容,进而对歌谣的内容和创作群体等进行开创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对客家山歌的继承与创新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在创作中体现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权、秉持文以载道的文化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等。

蒲松龄组诗《悲喜十三谣》赏论

康熙二十五年(1686)张嵋任淄川知县,二十八年(1689)升职离任。蒲松龄与之多有交往,《聊斋诗集》和《聊斋文集》中都有多篇作品和张嵋有关。《悲喜十三谣》组诗是《聊斋诗集》中的重要作品,是张嵋离任时蒲松龄的送别之作。蒲松龄用13首七言绝句,分写对于张嵋的离任有六种人“悲”、七种人“喜”,通过通俗诙谐的带有俚俗意味的诗歌语言,表现了对张嵋的离任,淄川良善之民的悲伤和奸邪之徒的欢喜,反映了淄川社会的真实面貌,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可称为“诗史”。

The Betrayal in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Oscar Wilde's poems are rarely researched in China,especially his last famous poem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which focuses on the story of the execution of a convict for the brutal murder of his wife and shows Wilde's meditating on betrayal and the need for prison reform.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betrayal of form,content and theme in the poem through the brief analysis of the text to give a better appreciation of the thematic and artistic values.

Analyzing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with Actantial Model

The actantial model is an appropriate and universal way to analyze the deep structure of any novel.By analyzing Carson McCullers'famous novel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with actantial model,the theme and the beauty of the novel are easier to acquire.

A Wasteland of Love: An Existentialist Approach to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is one of Mc Cullers’masterpieces.By depicting the triangle love story among the main characters—Miss Amelia,hunchbacked Cousin Lymon and Marvin Macy,the novella reveals the incredibl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By analyzing the absurd town,Miss Amelia’s free choices and the hellish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main characters from the Existentialist perspective,the main propositions of Existentialism have also been vividly reflected and also help to reveal the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realistic significances behind the novel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