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字考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记载了秦代“襲”衣的尺寸和制法,其“襲”字的含义在古代服饰与“三礼”研究中具备特殊性,厘清“襲”字释义并对“襲”的使用价值作出判断具备必要性。梳理历代典籍文献及学者对“襲”的注释训解,并与同时期汉墓遣策记载相比较,得出以下结论:秦汉时期,“襲”在服饰名称、穿戴动作及礼仪方面有规范的用法;《制衣》中“襲”为无下裙拼接的短款上衣,结合遣策、文献典籍记载,证明其为真实存在的;“襲”衣的形制、用途、使用人群在秦代、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晚期经历了快速变化;“襲”字在“裼襲礼”中的使用有吉丧之分,结合遣策推测,在丧礼中“襲”衣为地方官府所赠裞衣,用以抚恤已故之人。

西汉敦煌郡聚落与移民、水渠关系研究——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大穰里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聚落的形成与移民到来、水渠修筑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大穰里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得知,西汉敦煌郡效谷县设置大穰里,该里与悬泉置长期密切合作,大穰里从民房、牲畜、车辆乃至人力等层面对悬泉置工作形成支持,并得以增加收入。大穰里的得名有祈求丰收之意,另外还有可能该里是由南阳郡穰县移民建立,因而得名。此外,敦煌文献记载敦煌东部有大壤渠、大让渠、大让庄,其名称来源可能都是源自西汉大穰里,并且唐宋时期的大壤渠、大让渠可能也是继承自西汉时期。足见西汉敦煌郡所建立的聚落与水渠在唐宋敦煌地区还仍旧发挥着作用,大穰里等村落的得名是西汉移民文化的标志,而这些地名或渠名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继续使用,亦可彰显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简牍所见战国秦至汉初“内史”及其沿革

“内史”一职西周已有,春秋战国以降秦因之,一度作为位次丞相的中央职官参与国家立法,掌治国家财政、上计等事务。秦统一前后,“内史”作为京畿地区治民长官的职能不断加强,“内史”职能或经拆分,将仓廪谷货部分析出,别置“治粟内史”。汉兴,“治粟内史”职权重归“内史”,直至高后执政后期,因现实需要,才又重新析为两职。

关于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乙种》的综合研究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有三种前所未知的数学著作,《算书乙种》是其中之一。本文首次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体例与编纂特点、知识类型与数学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并修正了以前学术界的若干不当认识。此书为撮编之作,结构上有一定层次,体现出编排的意图但考虑不周。作为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此书不属于从“九数”发展至《九章算术》的经典系统,但它的内容仍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源于其先秦祖本的记载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此书也为研究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原始文献。

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衣研究

“襲”衣在近两千年的“裼襲”礼辩中一直未被准确定论,致使部分学者质疑“襲”衣的存在。随着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的出世与解译工作的开展,其中有关“襲”衣的记载证实其真实性。结合《制衣》所记载的“前襲”尺寸与制法,以及对相关文物、遣策及典籍文献展开研究,将“襲”衣的形制分为“前襲”“反襲”,色彩分为了“素襲”“彩襲”,特征分为了“襌襲”“复襲”,并对“襲”衣的“反襲”形制进行推测与讨论,认为可能为“外削服”“内削服”、“正缝”“反缝”或“正图腾”“反图腾”3种类型之一。

秦基层政治生态管窥:以“尉史‘文’詈‘赵’案”为中心

“尉史‘文’詈启陵乡‘赵’”一案发生于公元前219年的秦迁陵县启陵乡。启陵乡啬夫“赵”鉴于“文”作为军事系统吏员的特殊地位,将棘手的“送鸟”事务交予其完成。但由于责任重大、且迁陵县同年在处理同样发生于启陵乡的“送马”案时存在严重不公,故“文”拒绝执行指令,并对“赵”进行威胁与辱骂,遭到“赵”的关押。以此管窥,一方面,迁陵县等新占领地的统治权力正在从军吏逐渐转移到文吏手中,文官制度逐步确立;另一方面,权势的有无、大小是影响秦基层政权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形单影孤或者失势的吏员更容易遭受权力的滥用与不公正的对待。中央集权制度下,如这些缺陷难以得到弥补与修正,则会孕育帝国新的统治危机。

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试析

[目的]探析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为现代中医临床运用酒提供借鉴。[方法]以《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周家台秦简医方》以及《天回医简》等出土文献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出土文献中酒的应用进行对比总结研究。[结果]出土医学文献中对酒的应用虽没有具体说明用酒的原因,但从同时期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进行综合分析。酒在先秦秦汉时期多为黄酒,使用方法多是以酒调服,酒煎剂和浸渍法,并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治疗。酒有“改变药性,直达病所”“温经通络,祛瘀止痛”“矫除臭味,增强药效”等功效。后世文献中对于酒的运用,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皆是在秦汉时期酒应用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结论]酒在现代中医临床治疗的运用中存在巨大的潜力,但酒浸泡药物的时间、煎煮法等对药效的影响等方面均值得深入研究。

从经筋视角探张家山汉简《引书》

[目的]从经筋的视角来阐述张家山汉简《引书》中的导引术式,为《引书》中古老的导引术应用于现代临床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方法]从先秦秦汉时期出土文献及文物中的记载入手,对先秦秦汉时期的导引术进行概述。探索导引术与经筋之间的深入关系,选取《引书》中运用导引术治疗的骨伤科疾病,如项痛、踝痛、膝痛和肩痛,对相关导引术式及导引动作进行分析,并从经筋的视角对导引术式进行医理探讨。[结果]先秦秦汉时期所叙述的导引以单纯肢体运动为主,《脉书》中所阐述的经脉多为经筋。运用经筋理论分析,《引书》中治疗项痛的导引术主要是治疗太阳经筋的项痛;治疗外踝痛主要是调理足少阳经筋,治疗内踝痛主要是调理足太阴经筋;治疗膝痛的导引术共同调节足六经的经筋。运用导引术“猿行三百”治疗手少阳及手阳明经筋所生肩痛,运用导引术“前掾”治疗手太阳经筋病所致肩痛,运用导引术“支落”治疗足太阳经筋病所致肩痛,运用导引术“後復”治疗手太阴经筋病所致肩痛,这些案例运用经筋理论解释更加合理,并可进一步阐释导引术的治疗原理,明确不同导引术对应的适应病证。[结论]从经筋视角分析《引书》中的导引术式,能够进一步明确导引术所治疗的病位,使治疗更加精准有效,可为导引术在现代临床的应用提供更多的思路。

数字人文视域下简帛文献的分词研究--以《里耶秦简牍》为例

简帛文献是一类不同于传世典籍的传统文化载体。本文以两卷里耶秦简为例,结合数字人文的文本数据计算及分析方法,对其进行自动分词研究。基于经过人工标注的里耶秦简文本构建里耶秦简语料库,分别使用3类分词方法进行实验,对比并讨论其结果。实验显示,Bi-LSTM-CRF模型的分词效果最佳,准确率达到94.54%,召回率94.82%,F值为94.68%。实验结果不仅验证了深度学习的分词方法在里耶秦简等简帛文献中的有效性和泛化能力,还表明其可应用于简帛词汇研究、语料库深加工以及文本分析等多元任务中。

出土文献与考古视野下“中华”观念的形成

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中,蕴含着在先秦时期“中华”观念形成的历史信息。“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

秦代县级行政文书传递用印规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秦代县级行政文书传递用印规范分为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两个方面。一般情况下的行政文书传递,使用令、丞印是主要方式,诸曹少吏用“迁陵印”传递其职权范围内的文书。特殊情况下的行政文书传递,“假官”用印遵循相应等级,使用本官印或小官印。使用私印的情况,是由于未建立完备的用印规范体系,受旧俗影响相关的规范也未被很好地实施。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所见“毋害”考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中所见“毋害”一词,是对官吏的评价用语。“害”为“造成危害”,“毋害”作为评价官员品性的用词,是由“没有瑕疵”引申而来的“严谨、认真”之义,强调官员提拔、任用的个人品行,将其作为察举官吏的标准之一。在秦汉律令文献中,“毋害”与“不害”在表达危害程度上有所差别。“毋害”强调从未发生具有危害性的事情;“不害”强调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具有严重危害性,即危害程度较轻。

武威汉代医简虚词研究

汉语虚词在语法结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语法手段。学术界对武威汉代医简的研究多注重其医学价值,语言文字角度的研究多是古文字领域内的文字考释,虚词研究的成果不多见。该文试图对武威汉代医简的虚词首次做全面的调查和整理,这是汉语史领域有意义的工作,不足之处还请各方指正。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虚词是重要的表示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虚词的研究在古籍作品研究领域一直具有较高价值。经过整理,发现武威汉代医简共出现虚词74个,总使用量为497例,由于武威汉代医简92枚医学简册多记载医方,对话少,所以其中出现的语气词、叹词不多,副词是武威汉代医简虚词中使用最多的一类虚词,其次是介词和连词。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秦汉病方类文本发展初探——基于北大秦简《病方》的考察

北大秦简《病方》等新材料的公布,使秦汉病方类古书的发展线索更为明晰。秦代病方往往没有目录,内容构成相对驳杂。西汉病方常附有以病名分类的目录,正文抄写格式与目录配合。秦代病方中常见的家畜方在西汉初年已经消失,祝由方也在西汉中期以后逐渐边缘化。秦代病方中的祝由方所涉对象广泛,病方因此与其他类型的数术文本边界模糊。西汉以来,祝由方成为与药石对举的治疗人类疾病的方式,病方类古书与其他数术文本的边界也随之变得清晰。从秦到两汉之际,病方从内容、结构到体例逐渐定型,其形态更近于后代的医方。

基于简牍材料的秦代文书退回制度考察

岳麓秦简“家弗能入而环者”之“环”,不当释为“还债”,与债务追偿相关的文书或律令所见“环”和“环书”,应是指退还文书、校券及相关欠债凭证,引申含义则是拒绝履行来文申请。与文书退回相关的词汇有“环”和“却”,两者含义相近但绝不相同,各有其特定的使用场景和语汇内涵。通过对“环书”“却书”的分析,发现文书从发出到退回再复请是个动态生成的过程,文书的性质、构成和形态随着文书运作不断发生变化。秦代还通过律令对文书退回的原因、用语、退回文书的处理机制等方面进行规范,以此提高文书处理的效率,推动地方政务有序运转。

论先秦儒家“慎独”的三种形态——以安大简《仲尼曰》的出土为契机

先秦儒家的“慎独”包含三种形态:其一,安大简《仲尼曰》和《中庸》的“慎独”是指闲居在家时的慎言慎行;其二,简帛《五行》和《礼记·礼器》的“慎独”是遵从心本体而舍弃外在形式;其三,《大学》和《荀子》的“慎独”是“诚其心”。后两者的含义又可归纳为“慎其心”,只是两者对“心”的看法不一,前者认为心是德行之本,是至善无恶的,因此需要遵从本心,而后者认为“心”容易不正而倒向恶,故而需要“诚其心”。“慎独”含义的变迁反映了“心”在儒家思想中的逐步凸显。在孔子、子思之后,“慎独”由一种外在的修养工夫朝着两种面向发展:一种是《大学》和《荀子》的偏向于内心的修养工夫,另一种是思孟学派的顺从心本体。

印文誊录与汉代地方行政:基于简牍公文书的讨论

汉代简牍文书誊录了一些印文内容,在文书作业的不同环节,各有特色。文书传行环节多数照实抄录,但有时简写印文或简述印文,比如机构和官称的省写,也有对印章责任人所做的描述性誊录,这些都以能准确辨识发文者为原则。西北地区简牍的收文记录则几乎完全照录印文,而长沙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则由发文者事先写就,比印文内容更翔实。传的印文也会被关吏忠实记录下来。汉代公文书印文誊录,反映了地方行政事务责任落实到人,秉承灵活务实原则,其流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等特征。

新出简牍所见秦代官吏荐举制度

官吏荐举制度是秦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秦代荐举制度的形式主要有制度荐举、私人荐举和自我推荐三种。国家从才能、功劳、年龄、籍贯、社会身份、过往经历和资财等7个方面规定了被荐举人的条件和资历,要求明确且严格。“任”即担保,是荐举程序中的首要环节,不可或缺。“任”后一般以文书形式逐级上报,荐举文书的内容有固定要求,需经上级审核和考察。在“任”的法律关系中,荐举双方互相承担着连带责任。荐举制度作为一种灵活选拔人才的方式,对推动秦国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其弊病也阻碍了荐举实效的发挥,给国家发展带来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