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官班制的渊源、创立原因及性质考释

萧梁官班制的渊源是多元的,既有魏晋以来的班例、官班,也有宋齐时期的勋品、勋位,更有官班与中正品第的密切结合。正是由于中正品第与官班的密切结合,成为区分流内十八班与流外七班的重要分界线,进而成为萧梁官班制的重要标志。官班制度并非官品制度的变体,而是融选举制度与官职升迁制度于一体,以上品、下品、勋位(含蕴位)为不同的任官层次,分别为门阀士族、寒门庶族、吏姓寒人量身定制的仕宦升迁路线图,是一种涵盖了各种不同身份等级的官职晋升制度。萧梁官班制度具有浓厚的门阀等级色彩,并在确保士庶区分和清浊分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碑刻“班/斑”俗字源流考察及误释误混探析

“班”“斑”乃古文献常用字,古代碑刻用例很丰富。其中部分俗字源流关系未明,字际关系不清,再加人为不辨字形、以词定字等原因,字书误归、碑刻文献整理成果误释误混“班”“斑”俗字的现象时有发生,成为需要重新分析的文献用字的典型实例。文章在全面梳理两字形体俗变源流基础上,补正国内外十余部字书或文字编有关收录缺误,校正历代碑文数十处成类型的识辨错误。这些研究表明,碑刻俗字繁杂是表象,系统和规律才是其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总结汉字发展演变规律,从形、音、义、用相结合角度考字、定字,确定文字职用,就可有效避免文字误释、误归等问题。

《汉书·艺文志》注注者补考及其史料来源探考

《汉书·艺文志》注可以确定为班固所为;从编撰《七略》的目的与功能上看,刘歆缺乏为《七略》所著录的书籍撰写说明或解题的必要性;基于刘向没有为相关书籍撰写"书录",或者虽撰有"书录"而仍有补充的前提,刘歆才会为相关书籍撰写说明或解题;以班固《汉志》注为据《七略》删减、改写而来不能成立;班固《汉志》注的史料来源,包括《别录》《七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等,班固当也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对相关书籍作了注释。弄清以上问题的意义在于:其一,可以进一步确定班固在《汉志》编撰中的地位,及其为古典目录的体式制定所做出的贡献;其二,对于《汉志》总序中所说的"今删其要"可以有新的理解,所"删其要"之对象,除了《七略》外,还当包括刘向《别录》在内;其三,对于班固为《汉志》作注释的用心也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南宋词人李曾伯生平著述及版本流传考

李曾伯乃南宋后期诗人、词人,今考证其生平著述及版本流传如下:淳祐十二年(1252)夏,李曾伯自刊《可斋杂稿》三十四卷于荆州家塾杞梓堂。宝祐二年(1254),李曾伯于荆州又成《续稿》八卷,收录两年间新作。《续稿后》则收录宝祐二年(1254)至景定二年(1261)七年间之新作。后,其子李杓于咸淳六年(1270)将文集三刊于书市,印成巾笥本。然是集现已无刻本传世,今所见均为清抄本。又有嘉定十三年(1220)至绍定三年(1230),李曾伯在蜀,曾与老儒王揆合作《班马字类补遗》,然宋版《补遗》今已不存于世,今《班马字类》五卷提行本(附补遗)主要有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涉闻梓旧》本。

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

焚书是可靠的史实,史料来源于《奏事》。坑儒是三重伪造的历史,其第一个版本是收入于《说苑.反质》的历史故事,第二个版本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其定本是《诏定古文尚书序》。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家的经师,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

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兼论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

《史记》不是史料是史书,而且是带有战国秦汉子学特点的史书,属于历史学的第三世界。《史记》的可信度的问题,可以还原到史料来源和史书编撰的问题上作深入的考察。考察今本《史记.秦始皇本纪》,是由四篇不同作者的独立文章拼凑而成的:1.司马迁撰写的《秦始皇本纪》;2.贾谊的《过秦论》下中上三篇;3.《别本秦公世系》;4.班固著《评秦始皇本纪文》。这种状况的形成,与班固家族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合理推想,《班氏家藏本史记》可能是今本《史记》的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