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Digital Economy Paves the Way for the ＂New Fashion＂ of Transnational Investment

The volume of e-commerce trade is surging, mobile payment is taking over the world, and the sharing economy is a worldwide phenomenon.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domain, which has garnered attention from a wide range of sources.

Deepening China's Investment System Reform——The State Develop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t up the State Development Bank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system being transformed from planned to market. In May 1995, the State Develop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 was established. Does this mean that China’s investment system reform is advancing at a much

商业银行数字化能否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本文基于中国246家商业银行及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数据,探究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能否改善贷款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通过调节错配企业短期贷款金额、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该效应在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较强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小规模企业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商业银行战略、管理及业务的数字化均可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产生影响,但前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探究商业银行数字化的微观错配纠偏功能,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层面投融资期限错配引发的风险,也为进一步优化银企互动和挖掘商业银行数字化意义提供了新的证据。

研发投入分布特征与研发投资强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基于我国30万个工业企业面板数据

利用我国2005-2007年30万家工业企业数据,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分布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我国仅10%左右的企业有研发活动,在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中49.25%的企业研发活动不稳定;年销售收入大于3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其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也只有0.52%;研发投入产业分布具有明显重型化工业结构特征、地区分布不均衡;政府引导企业研发投入的特征明显;大规模、寿命期长的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比例高、研发投入总量大,但研发投入强度反而更低;研发投入集中度较高,约1/4的研发投入集中在有研发投资活动的3%的企业里,研发投资还没有成为一般企业的自主行为。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得到:第一,企业规模、年龄等内部因素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总量,但显著负向影响研发投资强度,企业规模与"研发投资/总资产"表示的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企业利润显著正向影响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但对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第二,地区财政的科技支持、银行信贷资金支持显著提高了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但对国有企业的作用大大超过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投入存在两难: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大、强度高,主要来源于财政和信贷支持,企业缺乏内生的激励与资金来源;私营企业创新投入有内生激励,但缺乏政府财政支持、尤其信贷大力支持。

高技术产业不同来源科研经费投入绩效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政府经费投入、企业经费投入、银行科技贷款、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作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投入变量,新产品销售额作为产出变量,首先采用面板数据研究投入要素贡献的弹性系数,然后采用SBM超效率模型测度科技投入产出效率,最后运用系统广义矩(SYS-GMM)分析投入要素节约对效率提高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经费贡献的弹性系数和资源利用率最高,拥有最高的绩效;政府经费投入与银行科技贷款的绩效较低,要素贡献的弹性系数和资源利用率较低。提高企业经费投入的利用率对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政府科技投入,提高银行科技贷款的利用率对效率提高的影响较小。我国科技绩效总体处于缓慢升高的状态,发展态势良好。

数字金融与企业投资:银行风险承担视角

企业投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但近年来却呈下滑趋势。利用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银行风险承担视角下数字金融能否提升企业投资水平进而提振实体经济。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水平,且这种作用在成长期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非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的提升作用有赖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体来说,表内风险承担强化了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而表外风险承担则对其有所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协同作用对企业投资呈U型影响,且二者目前已经由竞争跨入竞合阶段。据此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与金融融合的配套政策,通过科技赋能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升级,优化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协同配合效应,以形成稳投资、促投资的金融生态环境。

国企高杠杆、影子银行活动对R&D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

在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和利润率相对较低的当下,国企高杠杆、充当影子银行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R&D投入,损害了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企创新发展的根基。以2007—2016年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企参与影子银行活动以及高杠杆条件下该活动对R&D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国企参与影子银行活动的规模越大,其下一年的R&D投入就越低,影子银行活动对企业创新活动存在挤出效应,高杠杆加剧了这种挤出效应;进一步,短期负债带来的短期杠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企业参与影子银行活动对R&D投入的抑制作用,长期负债带来的长期杠杆会加剧上述抑制作用。这一经验证据丰富了影子银行、财务杠杆和R&D投入之间关系的理论文献,也为国企贯彻"三去一降一补"提供了支持。

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路径与对策

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金融体系支持企业创新存在的障碍,包括商业银行异质化竞争程度低,创新不足;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缓慢,可得性不高;股票市场激励创新的制度不健全;数字金融面临信贷风险。我国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发展思路:一是推动商业银行竞争,改变传统以抵押为主的融资模式,提高其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二是完善股票市场的发行、并购和投资者保护等制度;三是推动风险投资行业发展;四是引导数字金融等新型金融中介服务创新;五是加大金融开放,在全球范围内为我国科技创新配置资本。

银行能够替代风险投资吗

风险投资产生于企业家的创业活动。风险投资产业化是风险投资家和有限合伙制相结合的结果。尽管银行在对企业融资和独立风险投资基金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但银行参与风险投资不存在规模和范围经济。银行和独立的风险投资基金在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中是互补关系 ,而在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中是替代关系 。

数字金融削弱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吗?——来自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证据

在新古典投资理论框架下,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微观面板数据,探讨数字金融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在当前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利率并轨的推进时期,数字金融并非强化而是更多地弱化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基于企业内在特征和外部市场环境的异质性讨论显示,这一弱化效应在民营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子样本中,以及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尤为突出。微观机理上,数字金融是通过弱化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两个渠道削弱了货币政策有效性。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价格型货币政策实施框架,并完善对金融科技监管体系的制度建设,将是日后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重要着力点。

数字经济发展、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

数字经济以数据为主要构成要素,以现代化网络为主要载体,对银行业的结构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中国36家上市银行2010—2019年的年度经营数据,研究数字经济、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的关系,分析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银行异质性问题,并从数字经济发展和银行资产、负债以及非利息收入等方面探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银行数字化投入的增加有利于改善银行治理,银行管理者的非理性程度、管理层代理成本以及技术效率会影响银行数字化与银行治理之间的关系,非国有银行数字化发展更有利于银行治理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发展、银行融资成本的上升、资产收益能力的提高以及非利息收入的降低有利于促进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会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吗?

数字化转型在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是否会给企业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即数字化转型助长了企业的“短贷长投”倾向。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更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较大时更加明显,而较优的人力资本结构则有助于缓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经济后果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高了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本文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为企业加强风险管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战略研究

本文简述投资银行的含义与作用;提出在目前传统存贷款业务经营日趋困难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进军新兴投资银行业务领域将是必然选择的新观点。文章还突出论述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可行性与发展战略,并说明商业银行目前可涉足的投资银行业务领域包括公司财务顾问、项目融资、基金业务和积极全面地与证券公司展开合作等。

国际投行财富管理发展模式比较及其启示

本文分析了摩根士丹利、瑞银、摩根大通、高盛等国际投行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的模式及实践。研究发现,国际投行财富管理成功经验在于,以客户为中心,打造平台化、配置化、差异化的产品能力,培育优异的客户服务能力和全谱系客户触达能力,最大限度发挥组织协同能力,以及科技赋能等。借鉴国际投行实践经验,国内券商财富管理业务应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培育买方文化,打造"平台化+配置化+差异化"的产品体系,践行"全员投顾化、投顾专业化、赋能一体化",以"组织协同"和"数字化"赋能财富管理全流程。针对国内券商财富管理转型,本文提出政策监管、行业创新、产品服务等方面政策建议。

数智化转型背景下物流企业投资项目价值评估——基于改进实物期权模型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发掘数智化领域投资项目的期权价值对企业未来投资方向的深化布局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数智化投资项目未来收益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运用灰色预测模型改进B-S模型中标的资产收益的测算方式,再运用改进后的B-S模型对案例企业数智化投资项目的实物期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引入案例企业同期常规投资项目,与数智化投资项目进行期权价值比较,分析不同投资项目期权价值产生差异的原因,为物流企业未来的投资方向提供合理建议。

银行金融科技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与其贷款银行的配对样本,考察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显著促进了企业新增投资,提高了投资不足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未能提高投资过度企业的投资效率。从影响机制来看,一是银行金融科技提高了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企业的融资便利性,即降低了信贷成本和准入门槛。二是银行金融科技对债权治理的作用具有部分有效性,降低了投资不足企业的代理成本和盈余管理,但未对投资过度企业形成有效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困境、较好的外部数字基础设施与较高的市场和媒体关注度时,银行金融科技对投资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研究为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政策制定者、银行和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企业委托理财?

本文匹配了省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上市公司数据,将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委托理财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抑制企业委托理财行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少超额银行信贷、降低金融回报率、缩减影子银行规模,从而抑制企业委托理财;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融资约束较低、企业内部风险较低、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国有企业以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中,该抑制效应更加显著。

美国投资银行危机及其转型剖析

本文通过分析美国投资银行经营模式的缺陷,找出2008年美国投资银行危机及其转型的深刻原因。分析结果显示,融资模式的缺陷、过度依赖高风险业务是美国投资银行危机的内因,而外部监管漏洞放任了投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是投资银行危机的重要外因。投资银行危机促使美国主要独立投资银行转型为全能银行经营模式,这是美国银行业发展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危机仅仅是投资银行转型的诱因,全能银行经营模式的相对优势是美国独立投资银行转型的根本原因。

投资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与优化对策

证券公司进行数字化转型,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承揽、承做、承销和持续督导等投资银行业务场景。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考察投资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建立战略规划、基础支撑、系统建设和管理协同四个维度的评价体系,研究确立投资银行业务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包括制订战略总体规划,加强基础支撑建设、把握合规风控底线,推动数字系统一体化建设和打造数字化协同体系、促进管理协同等。本文从监管层面、行业层面和证券公司层面为优化投资银行业务的数字化转型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官员更替、银行授信与企业研发投入

利用官员更替数据匹配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质量调查数据,旨在从实证的角度探究官员更替、银行授信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和银行授信都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官员更替这种强烈的外生冲击会强化银行授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不过,官员更替和银行授信对规模不同企业的研发投入的直接和交互影响存在着差异。上述结果表明,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丰富和完善官员更替制度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