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回屯京旗生活述论

为解决驻京八旗的生计问题,清政府曾于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几朝移驻京旗满洲闲散回屯至东北地区的拉林、阿勒楚喀、双城堡、呼兰从事屯田活动。为了使这些京旗更好地适应回屯生活,在乾隆朝移驻初期,清政府给予京旗优厚的待遇,出发前发给置装银,到屯后发给立业银,用于采买衣服、籽种、农具、车辆和碾磨等,但由于京旗素来不知节俭,银钱到手随即荡尽,为此,嘉庆、道光时期,清廷改变了对回屯京旗的管理模式,其所用器物均由吉林地方事先代为准备。此外,京旗到屯后所需的米粮、庭院和住房等也都事先配给齐整,并在回屯区内建有相应的水井、街道、桥梁、驿站等基础设施。京旗的到来加强了东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种植棉花和养蚕等技术相继传入东北地区,加速了东北地区的开发。

近代变局与庆宽的仕宦人生

庆宽是晚清民初的“奇人”,以民籍混入内务府旗籍,借助绘画的特长和办皇差的机会,在晚清拥堵的官场上,逐级升迁至候选内务府三院卿,积累了大量财富,也引发了官场侧目,遭到光绪帝下旨抄家的惩罚。戊戌之后,庆宽利用往日的关系网成为访日特使,又因为辛丑议约的劳绩,获得保举,恢复了原有旗籍和职衔。晚清最后十年,庆宽在仕途上做最后一搏,但最终止步于四品道台,遂决心离开官场。在民初的十年,庆宽以平民视角观察政局,时而以旗人身份筹划旗人生计,时而作为普通市民关注城市自治,逐渐淡出了时代舞台。

“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对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旗民界限”视角的反思

“旗民界限”视角在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备受重视,但学界对于“旗民界限”的性质存在重大争议。在“不分满汉,但问旗民”这一话语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惯于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旗民界限”。然而,大量研究表明“旗民界限”的性质不是“二元对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二元合一”的。在辨析各种观点基础上,笔者提出反思“旗民界限”视角的若干进路,以飨学界同仁。

试论清代满洲旗人的特权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由满族人建立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洲的旗人在这个封建王朝中居于最高的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旗人较为优越的地位,赋予了旗人一定的特权。正是这些特权极大地维护了满洲旗人的地位,同时也巩固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在清末时也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激化了民族矛盾,加速了清王朝走向灭亡。本文主要分析并总结了满洲旗人的各种特权及这些特权的特点,并阐释了这些特权的存在给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历史影响。

清代东北旗人经商现象探赜

女真人在历史上素有经商传统,清廷也未明令禁止普通旗人经商,但东北旗人在驰禁前参与商贸活动多以农副产品、渔猎品等的兜售为主。由于务农比经商更易维持生计,八旗旗署的管控也挫伤了东北旗人经商的积极性。在弛禁后,清廷放松了对旗人的人身控制,东北旗人的经商规模有了较快发展,经商地点愈发集中于城镇,贩卖人参、开设车店、揽运货物、开设商铺是主要的经商方式。

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旗民刑事案件与满汉关系

清代中后期,关内移民大量涌入东北,给当地社会的管理造成了巨大压力。其中,发生在旗民之间的刑事案件关乎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维系。本文以清代中后期关内移民东北为历史环境,利用嘉庆朝刑科题本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后期刑部档案等资料,选取东北地区州县及以下基层社会的旗民刑事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力图从基层社会司法案件办理层面,还原当时旗民间在司法层面的关系,以求对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做进一步考察。

晚清东北旗人的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探析——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使用中国双城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了晚清(1866-1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社会中的婚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别,未婚、丧偶和再婚等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要高于初婚人口;不同婚姻行为对死亡风险存在不同影响,结婚降低死亡风险,丧偶提高死亡风险。研究验证了婚姻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机制及其时期效应,表明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存在重要影响。

清代子弟书兴衰时间考

子弟书是清代八旗子弟创造的说唱艺术,从雍乾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沈阳、天津传播。根据目前最早的子弟书版本,可以断定子弟书于雍乾时期在北京诞生。从嘉庆到光绪中期,子弟书在八旗子弟之间十分流行。光绪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子弟书渐渐衰落,湮灭不闻。

用生命诠释文化——浅谈老舍小说的文化意蕴

特定的文化内涵和作者自身的人文品格与悲剧意识,使老舍小说文化意蕴深厚。从孕育老舍创作的北京文化与旗人文化入手,探寻老舍文化心理的形成,并从市民阶层这一特定的人群出发诠释老舍小说的文化内涵及其审美理想。

老舍小说的北平文化意蕴

北平文化以其浓郁的民族性,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老舍先生在小说中常借用众多人物形象及其特殊时代背景,表达出对北平文化的深切关注。从家族文化、商业文化、旗人文化3个方面探求了老舍小说中展现的北平文化意蕴。

清代东北旗人婚礼中跨鞍礼述论

跨鞍礼常见于传统汉族婚礼中。清承明制,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均出现法明现象。在汉族婚俗影响及本民族婚俗自身发展双重因素作用下,清末东北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的婚礼中已普遍盛行新妇跨鞍礼。对清代东北旗人婚礼中行跨鞍礼出现的过程、寓意、跨鞍礼在婚礼中的序次以及出现原因进行梳理,有助于了解清代旗汉融合发展的情况。

主体重塑与文化式微——论当代京味小说中旗人形象的流变

"主体重塑"是旗人文化式微的现实语境下,旗人群体的自我调整。新中国成立后,京味小说中的旗人形象经历了三次"主体重塑"过程。60年代,老舍的《正红旗下》表现了辛亥时期旗人通过"汉化"重塑自身"国人"的主体性,展现了政治原因导致的旗人文化的急剧衰落。80年代,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邓友梅的《那五》等作品展露了文革后旗人后裔在"汉化"外表下的寻根冲动。90年代以来,叶广芩《采桑子》《状元媒》等小说将旗人塑造为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剖析了社会转型中传统文化式微所引发的价值危机,表现出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内涵。

田文镜旗籍考

田文镜是雍正朝名臣,雍正帝赞为“天下巡抚第一”,是有清一代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现当代学者一致认为他原属汉军正蓝旗,后抬至正黄旗。田文镜的自陈奏本及《缙绅录》等材料,可以确证他原属汉军镶蓝旗。这一错误,源于清国史馆对他的记述,而地方志等的记载反倒是正确的,这提示我们,面对清人旗籍记述有歧异时,应高度重视地方文献的价值。

探析清代中期旗债的原因及危害

清代中期,由于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八旗兵丁安逸度日,逐渐堕落腐化。八旗生计出现问题,不事生产的大批旗人开始"指饷借贷"。旗债盛行,旗人遭受旗债的高利盘剥,给社会各方面带来危害:八旗兵丁战斗力削弱,社会风气逐渐奢侈腐化,政府财政压力加大。

清代东北驻防官兵装备与操演枪械状况考——基于咸丰二年军兴以前的研究

清代向来重视武备,视整军讲武为军政要务。为利于战阵中克敌制胜,部分清军较早就装备了火枪等枪械。顺康年间,清军在抗击沙俄侵略的军事行动前后,已渐次加强了东北驻防八旗官兵的枪械装备,基本形成了满洲八旗官兵以习练弓马骑射为主,汉军八旗、鸟枪营等以操用鸟枪为主的格局。乾嘉道三朝时,应参战、捕猎等现实需要,东北旗籍官兵开始陆续破除固守弓马骑射观念,对操演施用鸟枪、抬枪等枪械兴趣浓厚。然而,乾嘉二朝皇帝仍以恪守祖宗遗训,谕令八旗官兵以习练弓马骑射技艺为重。

清末民初珲春地区旗人精英的乡村统治(上)

丰富的满汉文档案和方志史料记录了清末民初珲春地区旗人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消长情况,揭示了这一地区旗人精英阶层所经历的经济、政治和地位的变化,同时反映出清末民初剧变时期旗人集团所经历的变化。进而可知,东北地区的旗人并未受到清末新政或辛亥革命等政治变革的影响,并未沦为受歧视的被统治阶层,而是依然保持着其统治地位,掌控着地方统治秩序。

再论祖大寿与“祖家将”

李洵《祖大寿与"祖家将"》一文,发表迄今已近三十年,有关史料和研究环境有很大的变化。文章以从军事家族到汉军旗人的历程为中心,探究晚明祖氏家族的崛起和"祖家将"的形成,以及祖大寿和"祖家将"归附后金(大清)国后编入八旗的情形。通过考察揭示如下:首先,祖氏家族的崛起,追溯到其父祖承训的世代。祖承训参加李成梁的"辽军",得到了卫所武官的身份,开拓祖氏家族的前途。祖大寿以其军籍身份、居住在宁远地方的长处等为基础,形成了"祖家将"。其次,通过大凌河之役和松锦大战,编入八旗后的"祖家将"表面上把将领"均分八家",参与政权中枢及任职八旗高级武官。然而,"祖家将"核心集团,都隶属于皇太极麾下。对皇太极而言,这是在后金(大清)国"八家均分"体制下,提高汗(皇帝)的地位和权势的必要手段。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述评

刘小萌著《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填补了北京旗人社会研究的空白。本文对该书的内容进行评述,并对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珲春衙门档》看官府对旗民乡村的治理

通过对《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相关资料的解读,结合其他历史文献,以流民、荒务与赋税、治安、交通为例,力图管窥满族主导下的晚清珲春官府对乡村社会的专项治理,梳理出旗民分治历史变迁的基本脉络,尤其是族群、地理与互动的历史场景中,旗民分治语境下的旗人乡村社会向多民族语境下移民乡村社会的时代演变,这种历史发展内在逻辑驱动下的大势所趋既非满族统治者所愿,亦是无法驾驭的。

从族类到户籍:“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含义析

“不分满汉,但问旗民”,是清史和满族史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语。长期以来,研究者均未说明此语来自何处,因此,这句话多被理解为强调清代满汉或旗民之别的表达。然而这句俗语毕竟暗示了某种变化,这就是从强调满汉族类差异到强调旗民户籍之别的变化,因此具有“民化”或在地化的意涵。而由“入籍”成为国家编户的“民化”或在地化过程,是从明代甚至更早时期一直延续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