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及启示

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中通过加强思想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健全完善财经制度和强化制度保障;加强监督,构建长效机制;厉行节约,精兵简政,奠定廉洁政治的物质基础;从严治吏,狠抓“关键少数”等有效措施取得了长效的实践效果,为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提高思想认识,以更加积极的历史主动精神将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推进;勇于自我革命,夯实党风建设的主体力量;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汲取党建工作的历史能量,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粮政机构研究

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粮政机构基本上是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组建设置,经历了草创、创建、完善、成熟四个阶段,由陕西食粮管理处到陕西省粮食管理局,到田赋机关与粮食机关分立时期的陕西省粮政局和陕西省田赋管理处,再到陕西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构成了省—县—乡镇的多层级粮政机构体系。该省粮政机构益趋健全成熟,真正承担起粮政责任,粮政机构完成了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变。但是,其粮政机构的创设明显具有滞后性、战时性,且人员更迭太过频繁,亦影响其稳定性。庆幸的是,其粮政机构的多次变更,总体上朝着有利于粮政的方向发展,在抗战经济史上亦可圈可点。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以医疗卫生展览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华北革命根据地迷信思想存在、卫生防疫意识缺乏,再加上战争频发和敌伪投毒,疾疫严重威胁着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健康,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和生产力下降,影响到军队士兵战斗效能的发挥。为此华北抗日根据地举办了一系列包括建立医疗机构和培养医务人员、强调公共卫生与家庭卫生、反对封建迷信与提倡科学就医、自主研发医疗器械与药品等为主要内容的医疗卫生展览。这些展览由专业人士和卫生部门参与筹办,注重展品的选取陈列和观众的互动反馈,增强了根据地人民的卫生观念和政治认同,促进了根据地中西医的进一步合作和卫生防疫事业的进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的民众动员及现实启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进行广泛的民众动员,以坚持平等促汉畲团结,以普及教育促畲民觉醒,以通俗化宣传促畲民奋战,激发了畲民英勇抗战的决心和行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的民众动员,对推动新时代各民族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有一定的现实启示:必须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观念,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思想文化教育,掌握宣传主阵地。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对敌货币斗争研究

抗战初期,冀鲁豫根据地货币金融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确保根据地经济安全,对敌开展持久斗争,要依靠稳定可靠的货币金融秩序才能实现。对此,中共制定了相应的货币政策,并根据现实发展的需求进行了及时调整和完善,开辟了根据地对敌货币斗争的坚强阵地,极大保障了根据地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力打击了敌人的经济掠夺和破坏,为保障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供给并最终战胜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模式与演变——以艾青、朱光潜、黄药眠为中心

抗战大后方的诗论建构大体存在诗人、学者和革命家三条路径并交织形成各具典范性的诗学模式。这其中,艾青、朱光潜与黄药眠尤具典范意义。在欧洲现代派诗歌影响下,艾青凭诗人的经验对诗美、诗的形象、散文美及象征、联想等语言问题进行诗性传达,在以诗论诗中率先建构起感性诗学的诗论模式。朱光潜以学者的态度在中西互证中对意象、情趣、格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在以理论诗中建构起理性诗学的诗论模式。久经马克思主义洗礼的革命理论家黄药眠则以时代论诗,关注文艺政治关系、诗人的战斗性并倡导诗的精神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在介入现实中建构起政治诗学的诗论模式。在诗学与政治间,这三种诗论模式与威廉·燕卜荪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在大后方形成理论呼应,不仅填补了战时本土诗论的空缺,构建起中国自主的诗论话语体系,还清晰凸显出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内外缘由。

八路军115师入鲁后医疗卫生工作探析

八路军115师入鲁后的医疗卫生工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密切了军民关系,发展了山东医疗卫生工作。入鲁初期,八路军115师在经费供给上转向以自筹自建为主,在战场救护、伤员治疗护理、药品获取方面积极依靠自身和紧密联系群众,与地方密切配合,建立隐蔽医院救治伤病员。在疫病防治上,注意部队卫生防病的同时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与卫生知识宣传,军民防治同步开展。入鲁后期,八路军115师与山东纵队合并成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进一步向着正规化与地方化发展。

抗战后期中共沦陷城市工作政策探析——以晋察冀和山东分局城工部门工作为中心

抗战初期,中共在沦陷城市坚持开展秘密抵抗活动。在抗战困难时期,中共加强了沦陷城市工作,积蓄力量。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中共中央为推进沦陷城市工作的开展,以便里应外合夺取敌占大中城市,制定了一些政策,并进行了广泛的动员。中共动员全党,在思想上促使各级党委加大对城市工作的重视力度,在组织上健全各级城工组织机构编制,配备专职城工干部,促进了城市工作的快速发展。但各地党委在贯彻落实政策环节也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及时检讨并纠偏,最终促使城市工作总体上取得了突出成效,对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抗战时期竹沟根据地战略地位形成及原因探析

抗战时期的竹沟根据地是中共在国统区建立的一个红色据点,是中共指挥中原抗战的战略支撑点和战略要地,被誉为“小延安”。但竹沟根据地战略地位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主要经历了鄂豫边省委、中共河南省委及中共中央中原局三个历史时期。竹沟根据地战略地位的形成与中共注重自身建设及灵活开展统战工作有着密切关系,为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的实现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保障。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抢收”动员论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动员军民进行“抢收”,对敌后抗战的长期坚持起着重要作用。发动抢收与日军大肆抢掠、中方“坚壁清野”策略密不可分,军民间的互动配合推动其得以持续。中共对“抢收”的宣传使其逐渐演变为抗战动员的“代名词”。抢收过程中,中共应对具体问题做出的反馈,体现了其切实科学的动员策略,彰显了关怀民众和服务抗战的独特优势。

淮北抗日根据地干部教育及成效

淮北抗日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鉴于根据地初创期干部短缺的情况及动员群众全面抗日、坚持与维护统一战线的需要,干部教育成为根据地教育工作的核心。在中共中央和淮北区党委的领导下,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整顿干部思想、创建干部学校、融入具体项目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促进干部教育。通过以上实践,淮北抗日根据地干部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干部政治觉悟提高,根据地得到巩固;干部文化素养提升,根据地各项工作向纵深发展;迎合了抗战需要,培养出众多抗战人才。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粮食统制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后开始推行粮食统制政策,此政策的实施,不仅化解了粮食危机、保障了军粮供应,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沦陷区城市青年的生存与心态——以北平、上海两位青年的日记为例

学术界对沦陷区民众史的考察,部分存在研究对象＂客体化＂的倾向。《北平日记》和《1942-1945：我的沦陷生活》,系沦陷区青年的两部私密日记,堪称部分扭转过度依赖档案文书倾向的一手史料。这两部日记证示,对以求得基本生存为条件的底层社会来说,生活上的妥协是沦陷区外部环境的产物,内心的反抗却是永恒的民族情感底色。＂南下＂或＂到内地去＂,是他们情感世界的精神追求,而留守在沦陷区艰难度日,却是物质世界困顿的无奈之举。二者间难以调适,体现了其在沦陷区的生存艰辛和内心痛楚。

抗日根据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抗日根据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党的历史上所进行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这种在特殊的民族战争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建党路径、建党方式、整顿组织、党内教育、领导工作、核心和堡垒作用的发挥等方面都有鲜明的特点,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团结和带领各抗日根据地群众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的一些做法对处于和平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文章针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缺乏整体研究和学术规范的现状,将中国抗战大后方置于中国抗战历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大背景之下,第一次对抗战大后方的概念、研究对象、地位作用、研究价值及发展趋势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学术梳理和系统回答。在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表现为,抗战大后方是支撑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政治舞台,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东方战场的战略支柱。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充分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强化"天下为公,民族至上"的理念,推动两岸人民和执政党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有利于全面展现中国战场全貌,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贡献;有利于还原二战真相,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华的战争罪行,为开创中日关系的光明未来奠定基础;有利于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和谐世界;有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让中国学术成果走向世界,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促进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合作与共赢。

论彭真与《抗敌报》

《抗敌报》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重要报刊。彭真作为边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抗敌报》的成长壮大给予了足够的关怀和重视,既下大力解决报社各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又对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保证报纸正确的舆论导向、真实反映民意等诸多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从而使《抗敌报》得以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环境中生存下来井成长为边区舆论界的旗帜,为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和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面抗战与中国社会变迁特征述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快速进击并迅速建立伪政权'以华治华',中共出兵华北、华中地区并建立起了敌后根据地,中国出现了国民政府统治区、中共领导根据地和日伪控制沦陷区三种政权并立的局面;为防止经济与文化资敌,国民政府出资并倡导工厂、高校内迁大西南诸省,形成了中国社会与经济重心西移的景观;日本侵华打断了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但西南诸省却在厂校西迁和抗战救国的建设中,形成了近代化工业的最初形态.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妇女职业活动研究

本文主要以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妇女职业活动由高潮到低潮发展为线索,展现这一时期国统区妇女职业的状况、从属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妇女职业的战时和传统性别歧视特征,以揭示出这时期国统区妇女职业不平等状况的根源。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大后方的农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良。首先,积极调整战时农业政策,确定农业改良为基本国策,设立了中央农业改良机构,调整充实了省县及县以下各级农业推广机构,并推行农业推广督导制度,为战时全面、大规模的农业改良奠定了组织和制度基础。其次,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和发展经济作物,主要抓了六个方面的工作。战时农业改良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之,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成绩是大后方农业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当时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大后方农业生产发展的方针、政策与措施分不开的。应当承认,抗战期间,大后方农业经济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干部流动论析——以阜平县为中心的考察

基层政权干部作为抗日根据地政权干部队伍的基石,其流动呈现出复杂的面相,主要包括向上、向下、跨系统、域外四种流动方式。每种流动方式各有相对特殊的因素、路径、规模和效应,在整体反映中共政权干部政策取向和运行实态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干部个体的选择性影响。阜平县作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县,中共政权的稳固性使基层政权干部的流动呈现出比较完整的形态,也因此具有了个案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