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时代的《刑事诉讼法》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本次修改中应当回应数字时代的需求,关注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新型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基础理念层面,应当协调数字时代刑事诉讼中技术运用和人权保障的关系,兼顾法律修改的前瞻性与稳妥性,平衡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基本原则层面,应当确立合法原则,要求目的、程序与手段的合法性;通过确认比例原则,协调目的、手段与后果之间的关系;依据区分处理原则对对象、场景、行为方式与监管方式加以区分处理。在制度规范层面,应强化对数字侦查取证的控制,推动数字检察法律监督工作,规范智慧审判,确保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数字化改革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从这三个层面出发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能使刑事诉讼的数字化转型在法治轨道内得以实现。

论宪法规范力

“法律上的宪法”在德国一度被认为只不过是对现实权力的规范表达,宪法学作为一门规范科学的价值也因此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指出,法律上的宪法与政治和社会现实之间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宪法既受现实条件的制约,又规范和塑造着政治和社会现实。宪法规范力的作用发挥,受制于现实条件的影响、宪法对社会变化的适应性、人们对宪法的尊崇意志、宪法内容以及宪法实践。紧急状态是检验宪法规范力的关键时刻,然而《德国基本法》并未做好准备以接受对其规范力的检验。原因之一是,从“人们对宪法的尊崇意志”这个宪法规范力赖以发挥作用的最可靠的保障来看,《德国基本法》只是有限地扎根于普遍意识并得到其支持;原因之二是,包括自由原则等在内的宪法内容受到了深刻的质疑;原因之三是,《德国基本法》缺少关于紧急状态权的规定。宪法规范力能否得到有效发挥,取决于宪法规范力及其基本前提是否得到恪守和强化。

意大利知识产权法典化的立法实践及启示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掀起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历史性重塑。应产业需求,意大利在2005年正式推出《意大利工业产权法典》,通过专门法典针对性提升知识产权制度治理效能。时逢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势能轮番冲击经济社会的原有法制保障,《意大利工业产权法典》适时修正,调整完善规范内容并加深与欧盟指令的协调一致性。意大利知识产权规范体系枝繁叶茂之时其根系也愈发庞杂,呈现为实体规范分植于《意大利民法典》《意大利版权保护法》《意大利工业产权法典》三部位阶、内容相异的法律。由此搭建成的知识产权规范体系颇具特色,但也需进一步关联厘清以明晰内部根系主次。意大利立法实践拓宽了我国知识产权规范考量维度,从名目、效力、法律意旨处为我国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建设提供启发意义。

论德国基本法中的一体化宪法规范

一体化宪法规范是宪法中规定国家与国际组织、国家机关与国际组织、公民与国际组织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与传统宪法规范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国家机关之间、国家与国内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同,一体化宪法规范规定区域一体化问题,调整国家与区域一体化国际组织关系。德国基本法中的一体化宪法规范包括调整国家与欧盟关系的原则性规范,规定欧洲公民身份和欧洲公民权利的规范,以及联邦与各州参与欧盟事务的规范。与传统宪法规范调整国内法律关系不同,一体化规范调整国家、国家机关以及公民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对宪法规范的传统概念构成一定的冲击。

北极法律问题:适用海洋法基本原则的基础性思考

北极的法律问题现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对北极地区战略部署和关注的重要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以海洋法视角关注北极地区法律问题成为可能,但首先亟须解决适用海洋法的基础性法律问题,即北极地区法律体系是否适用海洋法基本原则的合理性思考。本文在阐述海洋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分析了北极法律体系对便利国际交通原则、公平利用海洋资源原则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三大海洋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可行性,从而为从海洋法视角下解决北极的海洋法问题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依据。

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的重构——以海权为中心

在反思我国现有海洋法律体系的基础上,指出海洋法律体系的构建必须着眼未来,运用评价法学的法伦理原则和理性主义的建构思路加以阐发,建立以维护和发展海权为核心的,以海洋基本法主要内容的,国家和地方海洋法律法规相结合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相衔接的多层次、立体化的现代法律体系。

时运渐具、时机未成:《海洋基本法》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制定《海洋基本法》的呼声渐隆。综合各方面情况而言,《海洋基本法》的立法内容尚未形成共识,改进现行海洋法体系并不必然需要《海洋基本法》,提高海洋法律意识及促进海洋法律研究与《海洋基本法》亦无直接关系,而且,制定《海洋基本法》并非世界海洋法发展潮流。因此,《海洋基本法》立法时机难言成熟。

海洋基本法的立法定位与体系结构

进入新时代以来,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被列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部署,依法治海势在必行。我国应尽快制定出台海洋基本法,在立法原则上应体现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激励海洋发展、保障海洋安全、实施海洋综合管理,在立法框架上主要由确立海洋基本法在海洋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明确我国海洋主权范围、建立海洋开发利用许可与激励机制、设置海洋综合管理机构、保障海洋安全、维护海洋权益、和平解决海洋纠纷及法律责任和附则组成。发挥该法与其他海洋单行法的协调配套作用,在激励海洋高质量发展、加强海洋综合管理职能、增强海洋法的域外效力、切实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等方面起到法治保障作用。

凯尔逊的“纯粹法”理论研究

本文主要是介绍和评述凯尔逊的“纯粹法”理论。首先,作者解释了“纯”的含义,以及凯尔逊提出“纯粹法”理论的目的。其次,对凯尔逊关于法律的概念、法律规范的形式结构、法律规则的体系等重要思想进行了介绍。再次,对凯尔逊思想中的公理化的倾向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凯尔逊的命令性规范的逻辑的思想。最后,对凯尔逊的思想进行了简短的评述。

宪法环境基本国策对环境法法典化困境的纾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环境基本国策条款,即宪法环境基本国策,具有客观法秩序性质,是环境法法典化和体系化的最高位阶逻辑主线。“生态文明”时代环境法法典化面临范畴性困境、解法典困境和规范性困境。基本国策的宪法教义学可以发挥环境法典编纂的目标引导、边界控制和内容形成等功能。导向型宪法环境基本国策可以促进环境法典的体系融贯性与价值融贯性,协调环境法典的规范拘束力与结构开放性,并对“适度法典化”模式进行动态优化。要素型宪法环境基本国策可以对环境法典总则和分则进行规范指引,既可以课予国家公权力机关“共同但有区别”的环境保护义务,又可以通过反射性利益及其主观化来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益。长远观之,应加强法典化与体系化思维导向下的“面向宪法的环境法”研究转型,妥适处理环境法法典与行政基本法典等其他部门法典的内、外部结构关系。

论当代西方天主教新自然法理论

新自然法理论是当代西方天主教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伦理学思潮之一。新自然法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其关于实践理性的第一原则、基本人类善、道德第一原则和居间原则(责任模式或实践理性的基本要求)以及道德规范等方面。新自然法理论是建立在阿奎那的自然法学说之上的,是对阿奎那有关观念的重新解读与具体的阐发。

人的尊严规范地位的反思与检讨--基于德国宪法学说和司法实践的分析

人的尊严是当代法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尊重与保护人的尊严也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我国已然认识到人的尊严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了建构以人的尊严为价值基础的法治秩序的自觉,但存在语境隔阂、经验缺位与视角局限等问题。以德国宪法学说与典型司法判决中关于人的尊严的论述为切入点,通过对其概念内涵、规范性质与法律适用等争议的梳理,有针对性地提出以社会承认理论确定人的尊严概念的规范内涵,赋予其基本权利性质,矫正人的尊严保护的绝对性,既有助于使其在我国法秩序中获得优先性保障,又不至于排除其他价值。只有建构具有开放性、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的人的尊严体系,才能对宪法秩序的维护、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共同体的发展提供指引,实现对人的尊严的全面尊重与完整保护。

行政规划法视野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研究

不确定概念研究总体上逐渐引人重视,不过研究还仅仅局限在对整体理论的构造上,对部门法中的不确定概念研究不足,行政规划中的不确定概念就更少有人关注。不确定概念在规划理论中应为思考前提,其与一般意义上的不确定概念在模糊性和实践性上有共通之处,其理论特殊性在于更高的应用概率与更明显的层级性;其与法律构成要件也具有特殊关系,即特殊的法律规范结构才是理论个性的生长土壤。

板块构造学说与地壳发展的基本规律

本文通过分析板块构造学说诞生的过程及其基本原理,进而运用板块构造学说解释地壳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全球海陆演化的基本模式。

论基础规范中的谜题

凯尔森的基础规范理论在政治、法律、道德等社会科学领域引发持续的关注热潮。文章将对该理论中的若干重要谜题进行讨论,包括:基础规范作为实现从"是"到"应当"的范畴转换工具、基础规范作为非实证的预设和假说、基础规范作为界定法律秩序和识别规范成员资格的标尺,基础规范作为自然法或准法律实证主义的产物。以研究基础规范理论承担的重要任务和需要完善之处。

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仍然存在很大缺陷,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是实现权利的本质内涵的需要,是满足国家正当性存在并实现其价值的需要,是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的需要。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需要在宪法中增加规定权利救济请求权,将其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健全有关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的普通法律体系,全面落实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在宪法中增加对私人间普通法律未提供救济的公民基本权利纠纷的救济规定;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应有作用;在宪法中确立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的界限和原则,以此来减少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所存在的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可能性。

论法治思维的基点及其基本准则

法治思维,作为一种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维模式,其逻辑起点是治理活动(包括公权力的运行和广大民众的守法),它具有治理、合法、公平正义与责任等特征。我国当代的法治思维,应立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基点上进行,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引,并应遵循党的思想路线这一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法治思维才有可能不偏离方向,才能得出正确的思维结果,才能更好地为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目标服务。

法律是行为的规范之再思考——从法律基本特征理论的革新谈起

法律基本特征理论对于一国法学和法制的发展影响深远。当前我国的法律基本特征理论还未摆脱传统“王法”解释的思路,与中国法治社会的发展目标很不适应。为此必须予以重新定位,建立起一套体现时代精神的、符合中国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发展方向的新的法律特征说。现代法律作为行为规范所包含的三层含义:法律只针对行为而不问主体、不干涉思想、不规定结果,这些判断、结论在当今的中国具有现实意义。

凯尔森论法的效力与实效

法的效力是法的生命之所在,也是各法学流派之间分歧的主战场。凯尔森开创的纯粹法学对于法的效力与实效的区分,秉承了其新康德主义代表的特色,延续着实证主义对于应然与实然的两分,将法的效力与实效放在不同层面来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法效力基础的追问最能体现凯尔森的新康德主义特征,"先天范畴"在康德哲学里体现为一系列的知性纯粹概念,这些范畴构成一个从低到高、层次井然的严密系统,即"先验逻辑"系统。凯尔森借鉴了康德哲学的这一构想,将"基础规范"引入其法效力体系。

论海洋法基础规范的历史流变与启示

国际海洋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规则体系,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即凯尔森(Kelsen)理论视野中的"基础规范"也几经流变。起初,海洋是长期奉行"丛林法则"的法外之地。经过大航海以及17世纪初格劳秀斯(Grotius)"海洋自由论"的提出,以航海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海洋自由成为海洋国家的共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后,海洋法的基础规范进入海洋自由、沿海国主权、海洋全球治理三者并存时期。海洋法基本规范的历史流变决定了海洋秩序的变迁,同时也对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