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壳理论框架下指向宾语的形容词状语研究

汉语中有一种在句法上修饰谓语动词、在语义上指向宾语的形容词状语,其句式可表示为NP1+A+VP+NP2。本文运用最简方案的VP壳理论,提出关于此类状语修饰语派生机制的假设,认为这类句式中的状语修饰语处于动词的补语位,在谓语动词加接到轻动词时与动词一起移位。这种分析可以解释指向宾语的形容词状语所受的各种语义和句法限制。

形容词带宾语现象与“兼类说”

对于带宾语后形容词的词性问题,语法学界基本倾向于形动兼类说,但这些形容词并非都符合人们心目中的动词标准。双音节形容词通常可以直接带宾语,对《新编现代汉语形容词词典》中所有双音节形容词考察的结果表明,其中115个双音节形容词可以直接带宾语,一半以上《现代汉语词典》已经列出了它们的动词义项,尚有接近半数的还未获得动词义项,这与形容词自身的语义特征和使用频率等因素有紧密的联系。

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带宾语结构研究

心理形容词是形容词的一个次类,它们从形式到语义上都与普通形容词有区别,一个明显差异是汉语中存在大量心理形容词带宾语的现象。心理形容词虽然与心理动词在语法分布上有交叉,但其所带宾语充当的论元角色和意向力的方向均不相同。以此为基础,《语法讲义》关于谓词小类的划分可以进一步细化。

动词“有”和形容词性宾语

"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动词。大量事实表明,"有"能带形容词性宾语,且这些形容词性宾语是有规律、成系统的。在"有+形容词性宾语"结构中,"有"基本上是一个形式动词。

试论汉英肤觉形容词义位衍生现象的共性与差异

通过引申和比喻扩展词义是语言系统高度发展的特征之一。以汉英肤觉形容词为切入点,运用词汇语义逻辑理论,发现两种语言在义位衍生机制方面存在共性,即引申、比喻义位的衍生分别遵循“以属指名”和“以名指属”的语义逻辑机制。通过对比还发现,英语作为形态语言,衍生的义位明显多于汉语,而汉语衍生义位的透明度和理据性更高。

从跨语言角度看现代汉语“形容词+了/着+宾语”的性质

本文据前人对“形容词+了/着”格式的构词分析,指出它们在前加形容词的时候,因为不造成新的词位,那么就是原词的变体,词性也就不发生改变;并结合跨语言对比研究,指出汉语中的“形容词+了/着+宾语”语法格式与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形容词不变格形式带宾语是具有相同的句法功能,只是因为语言类型的差异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语法手段,进而我们指出“了/着”另外的一种功能:是潜在的句法功能的标记,是形容词后加宾语的必要条件。

“形容词+宾语”构式义研究

表致使义的形容词由于受到典型述宾结构的强势类推和语言经济原则的制约,获得了动词的动态义,形成"形容词+宾语"构式。这一构式表示通过某种动作行为使受事宾语发生变化,具有原形容词所指的性状。这与原型述宾结构的构式义,即述语对宾语具有一定的支配性是相吻合的。

动态形容词谓语句中的量变与质变及其对句法结构的影响

“质”和“量”是客观世界的两种基本现象,形容词体现质与量的统一,动态形容词谓语句“NP+A+X”(X为体标记)则是质变与量变的语言表征。认知语法中的认知参照关系是基于人类基本经验和普遍认知能力的,是动态形容词谓语句质变与量变概念化的理论基础。含有不同体标记的动态形容词谓语句质变与量变的概念化有差异,这种差异可为动态形容词谓语句与程度副词及时间补语不同的兼容度提供认知理据。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分布与认知研究——形容词作宾语的现象分析

形容词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类,也是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对它的研究却不是那么深入,很多问题还有待于继续挖掘与思索。文章在这样大的时代研究背景下,试图通过对现代汉语"动+形"结构的分析,力求找出动词与形容词的一般分布规律并利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阐释与描写形容词作宾语的一般规律。希望通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阐述能激起更多的同行去深究与探索。形容词作宾语不是汉语语法复杂无规律的表现,这一点也正说明了汉语表达方式的灵活与丰富。

形容词带真宾语的动因分析

现代汉语语法著作。一般都认为“凡受‘很’修饰而不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形容词。”“确定形容词的两项标准（受“很”修饰和不能带宾语）必须兼备。”（朱德熙1982）然而，在我们汉语的语言事实中，却又存在着诸如“端叮三态度”“方便群众”这类形容词带真宾语的现象，因此语法学者们就不得不对这一语占现象进行讨论研究。

形容词带宾语与创新原则

形容词带宾语现象体现了语言发展变化中的创新原则，具体表现在非范畴化、动态化、突显三个方面。创新是语言发展变化中的永恒主题。

现代汉语形容词作主宾语的统计分析及其规律特点

从对作主宾语的形容词的统计结果来看,能作主语的形容词一定可以用作宾语,但能作宾语的形容词大都不能用作主语,二者存在蕴含关系;形容词作主宾语以双音节性质形容词为主,"是"字句是形容词作宾语句的典型句式;用作主宾语的形容词其内部结构以联合式为主,附加式最少;形容词作主宾语存在着阶段上的不平衡性。

“be+形容词+of+宾语”结构的探索

首先分析"be+形容词+of+宾语"结构的语法意义并指出该结构所表示的一种动作或情态关系以及该结构相当于此中形容词的同义及物动词,然后就所收集的两百余个常用于此结构的形容词进行一次梳理,主要根据含义近似性或关联性以及结构特点把它们归纳成十大类,最后指出该结构在刻画人物的外貌衣着、描述人物的行为举止、描绘事物的状况、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表达人物的情感等五个方面的句法功能,以便帮助英语工作者和学习者理解、记忆、掌握和使用这种语法结构。

也谈形容词能否带宾语

形容词能否带宾语一直是语法学界的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从句法层面来看,层次分析法中动语宾语的成对出现是不可能允许形容词带宾语的;从语义层面看,经常用作形容词的词带了宾语以后明显地具有了动词的语义特征;从语法特征的角度来看,这些词带了宾语以后失去了形容词的语法特征,而具备了动词的语法特点。所以,形容词不能带宾语,带了宾语后便是动词。

关于动词、形容词作主语、宾语问题

动词、形容词作主语、宾语,《暂拟系统》称之为“名物化”,《提要系统》又取消了“名物化”的提法,文章解释了这种语法现象,并分析列举了这种现象的存在条件。

关于形容词带宾语问题

(一) 现代汉语形容词能不能带宾语?这个问题语言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大部分语法书认为形容词不能带宾语,一带上宾语就变为动词了;而且认为,能否带宾语是区别动词和形容词的重要根据。我们认为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主张形容词不能带宾语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宾语是对动词说的,它是动词的支配成分或连带成分。这是一种从西洋语法理论中吸收来的观点。这个观点对于印欧语的语法来说,当然是可以的。但把这种观点应用于汉语,那就有点儿削足适履了。语法是有民族特点的。汉语语法和印欧语的语法虽都有动词、形容词、宾语等,但这些术语的内涵,特别是表现形式,并不完全一致。印欧语的形容词跟动词差别很大,它是不能作谓语的;但汉语的形容词跟动词比较接近,它能作谓语。印欧语的形容词不能作谓语,当然根本说不上带宾语的问题,而汉语的形容词能作谓语,也就有带宾语的潜在可能性。 讨论汉语形容词能不能带宾语,最重要的是要从汉语的事实出发。从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来看,形容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带宾语的,但在一定条件下,有些形容词还是可以带宾语的。比如,在“我高他一个头”、“她红着脸说”、“他硬着心肠把孩子扔了”这三个句子里,“高”、“红”、“硬”的后边都带有宾语,这大概没有争论的。然而“

基于DWDS语料库的德语味觉形容词及其隐喻机制研究

以德语味觉形容词作为研究对象,从其本义和隐喻用法对süß,sauer,bitter,salzig,scharf五个德语味觉形容词进行分析。基于Lakoff的隐喻理论并结合语例,研究发现:1)德语味觉形容词作本义时具有味觉指向性、品质性、主体性、标准参照性、相对性的语义特征;2)味觉形容词在作隐喻用法时,除味觉指向性外,其他特点均保留,且增加了情感性的特征。此外,味觉形容词作隐喻用法时,可以根据其情感性的特征,与特定动词搭配,表达人的情感及心理状态。

关于形容词的宾语

一 1.1形容词作谓语,通常是对主语作静态的描写,表明主语的特点、状态和性质,这类谓语即形容词谓语。 由于有些形容词与不及物动词性质相似,因此,当这些形容词作谓语时,后面可以(不是必须)带上名词性成分。这时形容词和后面的名词性成分之间的关系,从结构上看,跟不及物动词和它的宾语的关系十分接近。我们把这些名词性成分称为形容词的宾语。

同义形容词在英语学习词典中的对比研究

基于词典学视角,对三部英语学习词典中一组表示“巨大”的六个同义形容词(huge、enormous、massive、vast、tremendous及immense)的释义和例证进行对比分析。调查显示,英语词典在释义静态描写中未能突显同义形容词之间的内部语义结构差异,在例证动态描写中也表现出了搭配、句法、语体等功能不同程度的差别、不足与缺失,不利于外语学习者全面准确地掌握同义形容词的语言特征。这些研究发现能为词典编纂实践提供一些启示和指导意义。

浅析维吾尔语形动词作形容词时的带宾现象——基于生成语法理论

动词在语言学习中占有重要地位。维吾尔语中存在一种特殊的动词形式,即形动词,它兼具形容词和动词的语法特征。在维吾尔语教学实践中,形动词的双重角色——既可作动词又能充当形容词——给学生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特别是在形动词作为形容词又携带宾语时,其“一身二任”的特性更显复杂。本文旨在通过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探讨维吾尔语形动词作为形容词却能带宾语的现象。通过深入研究,帮助维吾尔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维吾尔语形动词。Verb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language learning. Uyghur language possesses a unique verb form, namely the verbal adjective, which exhibits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adjectives and verbs. In Uyghur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the dual role of verbal adjectives—functioning as both verbs and adjectives—poses comprehension challenges for students, particularly when verbal adjectives, acting as adjectives, also carry objects, rendering their “dual-duty” nature even more intricate. This paper aims to delve into the phenomenon of Uyghur verbal adjectives serving as adjectives yet carrying objects through Chomsky's Generative Grammar theory. Through thorough research, we hope to assist Uyghur language learners in better comprehending and mastering Uyghur verbal adjec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