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路面磨损颗粒的检测方法、污染现状和环境行为研究进展

轮胎路面磨损颗粒(TRWPs)是微塑料(MPs)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轮胎与路面摩擦产生,其广泛存在于各种环境介质中,且排放量逐年增加。TRWPs在环境中的迁移与转化过程复杂,容易吸附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对环境及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胁。TRWPs的检测方法繁多,目前多采用聚合物热解法检测TRWPs的解聚单体,以完成TRWPs的定量分析。TRWPs及其浸出物在水体、大气和土壤等环境介质中有广泛检出,通过食物链和呼吸等途径对生物和人体造成风险,TRWPs表面吸附的有毒物质会影响其毒性效应。TRWPs的生态毒理效应研究多集中在水生环境,缺乏对陆地生态系统的研究,在未来可以优化检测和分析方法,拓宽TRWPs在环境中的行为研究,以更好地控制和评估TRWPs的环境风险。

从领域到属性:亲环境行为测量的问题及建议

已有研究开发了大量的亲环境行为测量工具,涉及量表、个体行为范式和群体博弈范式,其中大多数测量工具是基于行为领域设计,节约、出行、垃圾处理、消费和公域行为是5个最常被提及的领域。现有依据行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测量方式存在标准化程度低及测量结果推广性受限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缺少对行为属性这一行为决定性特征的关注。未来研究应基于行为属性选用和开发标准化测量工具,并选取多种真实行为作为效标进行效度检验。

纳米塑料颗粒的形成及对环境效应的研究进展

【目的】探讨粒径小于1μm的纳米塑料颗粒在环境中引发的环境效应。【研究现状】对纳米塑料颗粒与污染物的联合毒性效应及毒性机制进行系统概述;总结纳米塑料颗粒的来源、形成途径,对动、植物等造成的危害,与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结论与展望】对纳米塑料颗粒的行为效应研究主要聚焦于海洋,而对淡水、土壤和大气等生态系统的纳米塑料颗粒污染研究较少;纳米塑料颗粒在自然环境中难降解,应加强对纳米塑料颗粒的精准识别,尤其是对老化产物的分析与精准检测及与其他污染物之间的作用关系。

工作能量研究综述及在玩兴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方法验证了工作能量测量问卷在中国情境下同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玩兴氛围对工作能量、员工创新作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了玩兴氛围对工作能量的作用等。研究表明,将玩与工作相结合的氛围有助于激发员工工作能量,一旦员工富有积极能量,员工的积极状态就能拓展员工瞬时思维,进而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创新行为。

景边型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功能复合特征探讨

受风景名胜区影响,大量的游客涌入景边型传统村落,公共空间使用者变得多样化,但受土地资源约束,公共空间规模无法大幅增长,景边型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功能与土地之间矛盾突出,导致村落公共空间无法满足现在村落公共空间的使用,功能复合为其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结合工程案例,介绍了公共空间的功能复合,在同一公共空间提供多种功能,能有效地满足多元人群的使用需求。梳理了点、线、面公共空间特征,以指明未来公共空间功能设计的方向。

基于ENVI-met微气候模拟的城市森林游憩活动策划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居民对户外游憩活动的要求不断提高。而微气候则是影响居民游憩舒适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重点关注城市森林中微气候和环境行为的关系,通过网络文本分析法提取了场地气候类型相同的城市森林的环境行为,运用ENVI-met对城市森林微气候条件进行模拟,并依据不同环境行为对应的代谢当量对研究区域热舒适度进行模拟。旨在为城市森林的游憩活动策划提供理论指引和方法参考。

北京市杨梅竹斜街人流量和环境行为研究

近年来,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发展方向转变为城市更新,而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并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是民众关注的重点。杨梅竹斜街作为北京市大栅栏街区的一部分,既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又面临空间功能退化、设施老化等问题。为助力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发展,分析了杨梅竹斜街的人流特征、空间使用模式与环境要素的互动关系,从而提出了微更新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杨梅竹斜街的人流量呈现明显的时空特征,其对慢行出行友好,反映了街道空间环境的设计在支持慢行交通方面的有效性;以步行和自行车为主的慢行交通方式占据主导地位,与街道的物理形态和交通设施相吻合,展示了街道环境对行为模式的引导作用;从使用者需求出发,提出的更新策略改善了该街道的空间设计和管理。通过引入更具活力的公共空间微更新策略,来平衡历史文化保护与现代功能需求的冲突。

基于环境行为学的乡村公共空间设计研究--以富民冷饭桥村为例

在乡村建设背景下,优化乡村公共空间以满足村民的行为需求和心理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从环境行为学的角度出发,以富民县冷饭桥村为例,分析乡村公共空间的环境特征及其与村民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识别乡村公共空间中的问题,并从行为需求、艺术需求和人体工程学等多个维度提出具体的设计策略。以期通过改善乡村公共空间的质量,促进村民的社交互动,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并为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中央环保督察下地方环境治理逻辑及路径续造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是我国环保工作中的创新之举,为国家生态环境的改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策略的选择遵从“发展论”和“还原论”为原则的提升定向型和预防定向型环境治理逻辑,仍需从明确“以人为本”的环境治理价值目标、创新环境治理制度设计与技术、形成互动交流的环境治理文化、加强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强化环境监测和信息公开等方面来实现地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政策引导、产品供给与城乡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绿色消费是居民个人践行“双碳”目标的主要路径。基于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914份居民问卷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阐释政策引导、产品供给、环境意识对城乡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具体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政策引导、市场产品供给及居民环境意识对城乡居民绿色消费行为均具有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产品供给与环境意识在政策引导和城乡居民绿色消费行为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政策引导能够通过改善市场绿色产品供给和提高居民环境意识两条路径促进居民参与绿色消费,两条中介路径系数强度相近;此外,环境意识在产品供给和城乡居民绿色消费行为之间还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即当居民环境意识较高时,产品供给对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得以显著增强。因此,为促进城乡居民绿色消费增长,应从定期审查更新、扩大覆盖领域、加大资金补贴、增进公众参与等方面完善绿色政策引导;从品牌化营销、多样化流通渠道、高性价比服务等方面强化绿色产品市场建设;并通过广泛宣传教育与知识培训等手段提高居民环境意识。

社会资本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数据,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三个维度构建了社会资本变量,分析其对个体环境行为和团体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发现,社会资本对环境行为存在直接影响,也存在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具体来说,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个体环境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团体环境行为具有直接作用。行为态度与环境态度在相关过程中呈现出了中介效应。效能感变量在社会规范及社会信任与环境态度的关系中均存在负向调节效应。

泥河湾盆地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期人类的适应行为

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期(1.25-0.7 MaBP)是晚新生代最重要的气候变化时段之一。该时期大陆内部干旱化加剧,北半球冬季温度迅速下降,动植物群发生变化,对古人类的环境适应能力提出新的挑战。泥河湾盆地发育我国北方第四纪典型的河湖相沉积体系,其间富集众多早-中更新世旧石器时代遗址,是探讨更新世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行为的关键区域。本文选取盆地内岑家湾台地飞梁、麻地沟、岑家湾和东谷坨等重要遗址,通过多指标的统计分析,解读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期古人类的适应策略。研究结果显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古人类获取石器原料的途径,不同遗址利用者对不同原料的选择和利用主要和遗址距离原料的远近有直接关系,而针对不同原料类型采取的差异化开发策略,预示着古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尽管锤击法是古人类常用的剥片技术,但是砸击技术可能与本地原料质量具有更直接的关系;作为锤击法的有效补充,砸击技术的运用或许与古人类的认知水平提高存在关联。石核和石片的特征表明,该时期古人类对石核开发利用程度显著提高,剥片技术多样化,灵活性增强,展示了计划性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对优质燧石原料的青睐一直是古人类制作石器的主要策略,该时期修理类产品不仅种类增多,加工方式多样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加工精细的小型刮削器、钻、尖状器、凹缺器、齿状器和多边修理工具等产品增多指示对多种功能的适应,暗示古人类对区域生态景观多元化的积极响应。古人类灵活的技术多样化策略可能与其认知水平的提高存在关联,而气候与环境波动造成的生存压力等多方面叠加因素,可能共同作用于古人类的认知行为上,促使人类调整技术,适应多变的区域环境。本研究对探讨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古人类生存行为演化与环境关系、人类对东亚高纬度半干旱区适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环保服装购买意愿与行为差距的影响因素

本文旨在探讨消费者环保服装购买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差距。基于414名消费者的问卷调查数据,扩展了计划行为理论,在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感知行为控制的基础上引入环境知识,并考察了感知审美风险和环保服装可得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环境知识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正向影响购买意愿;感知审美风险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环保服装可得性则有正向调节作用。这些发现为环保服装企业提供了策略参考,可提升环境知识、减少审美风险感知、提高产品可得性,以促进购买意愿向行为的转化,推动可持续时尚发展。

磺胺类药物水环境行为及水生生物毒性研究进展

磺胺类药物(SAs)在水环境中普遍存在,大部分SAs以母体分子或代谢产物形式排放到环境中,地表水、地下水、海水甚至饮用水中都能检测到低浓度的SAs。因SAs排放量大、环境假性持久性强等特点,其对水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潜在风险。针对SAs在水环境中的归趋问题,总结了SAs在水环境中吸附、迁移、转化、降解、生物富集等典型行为规律,进一步分析SAs对水生植物、水生动物及水生微生物产生的毒性效应。结果表明:SAs在水环境中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环境介质表面的吸附特性与规律,而对SAs依赖水动力条件的迁移转化和生物富集规律研究较少;SAs在环境介质表面的吸附主要以阳离子交换和分子结合的形式发生,吸附质表面的电荷密度是决定吸附量的重要因素;SAs在水环境中广泛存在,虽然浓度水平较低,但对水生生物造成的负面影响会产生潜在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干预水生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造成水生动物的特征性畸形,干扰水中微生物的群落结构与功能,最终会对整个水环境及其循环造成宏观的影响。未来应加强SAs在水环境中衰减过程的浓度和贡献率研究以及对水生生物毒性标准化测试,以期深入研究SAs生态毒理学、解决SAs污染问题。

道阻且长,“行”者将“治”:公共事务的行为治理之道

行为治理是将行为科学洞见应用于公共治理场域而发展出的治理新模式。行为治理关注政府、组织和公民三类核心治理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及行为规律,并分析治理主体互动关系的元素特征如何影响主体行为,同时更全面地考虑环境因素对微观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汇聚为集体行动并产生更广泛治理结果的机制。行为治理呼吁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强调“助推”和“助力”两大行为工具的内部融通,重视行为工具与传统工具的外部联动。行为治理脱胎于行为公共管理和行为公共政策,更强调各主体间的互动性,更重视环境的复杂性,更主张治理工具在内外部及各层次上的融会贯通。行为治理紧扣治理主体的行为要素,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库和工具箱。

户外休闲活动中的具身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对于提升公众环境素养,涵育亲环境行为,促进环境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知识传递型环境教育已取得一定效果,但拓展空间有限,“身心合一”的参与式环境教育方兴未艾。以户外休闲活动为例,讨论公众在自然环境中参与活动对培育其亲环境行为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户外休闲活动既能直接促进公众的亲环境行为,也通过增进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结以及环境关心、环境知识等间接提升其亲环境行为,且环境情感的中介作用大于环境知识的中介作用。活态展示和具身体验带来的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结有助于环境关心与环境友好行为的转化。户外休闲活动中的具身体验和环境感知构成了具身性环境教育的动态统一体,具身环境教育以其沉浸性、交互性和生成性激发公众亲环境行为。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河流中抗生素与内分泌干扰物研究热点分析

抗生素与内分泌干扰物是近些年全球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基于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河流中抗生素与内分泌干扰物环境行为的研究动态,使用CiteSpace和VOSviewer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结果表明:2000—2022年共发表该研究领域相关文献2085篇,包括399篇中文和1686篇英文文献,年发文量呈上升趋势且在过去5年迅速增长。英文文献涉及全球96个国家和2022所研究机构,中国和美国的国际表现力较为突出,发文量分别为773和251篇,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发文量位居第一且与国内外机构合作紧密。发文的期刊以环境科学类为主,多学科交叉融合,其中中英文期刊分别以《环境科学》和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发文量最多。关键词聚类与时区图谱表明,该领域当前以区域性研究为主,双酚A、壬基酚、有机氯农药等内分泌干扰物与四环素类、磺胺类、喹诺酮类等抗生素在河流中的污染特征研究较为广泛,而针对激素类内分泌干扰物的研究仍不充分,污染物在河流中的迁移、转化、去除等机理研究是当前主要方向。突现词结果表明,过去20年该领域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早期研究以分析方法和河流中赋存特征等污染调查为主,中期研究以探究污染物的运移归趋为主,近年来研究由生态风险评估转向河流水生态健康管理服务,发展符合区域特征的污染物管控策略与去除技术是当前热点和未来趋势。此外,由抗生素污染衍生的耐药性问题引起全球关注,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产生和传播机制及生态与健康风险也是当前热点和未来关注的重点。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研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国家公园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了大批游客,但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为游客提供精神、娱乐等非物质利益是促使游客履行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因素。以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为前因变量,以地方依恋和游客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构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模型,实证研究发现:(1)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是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前因变量;(2)地方依恋与游客满意度分别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3)地方依恋与游客满意度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如何激发团队环保行为? 环保服务型领导的作用

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探讨环保服务型领导对团队环保行为的影响。118份团队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环保服务型领导正向影响团队环保行为;团队自然敬畏情感在上述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团队集体主义取向正向调节环保服务型领导与团队自然敬畏情感的关系,也正向调节环保服务型领导经由团队自然敬畏情感对团队环保行为的间接效应。本研究揭示了团队环保行为的诱发机制,这对环保行为理论与环保管理实践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环保公益广告诉求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受众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影响

为探讨广告受众与不同诉求类型的公益广告之间能否形成有效匹配,通过情景启动法操纵180名被试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采用3(广告诉求:理性、感性、无)×2(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高、低)被试间实验设计,探究环保公益广告诉求和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影响。结果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观看理性和感性环保公益广告均能显著提升其亲环境行为意向,而高社会经济地位者仅在公域亲环境行为意向这一维度上发现了感性环保公益广告的显著提升效果。研究结果从公益广告诉求类型出发,引入大众传媒的作用,为促进人们的亲环境行为提供了新的应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