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福格行为模型的社区主要不良心脏事件高危者的健康干预

目的探讨基于福格行为模型的健康干预对社区主要不良心脏事件高危者生活方式、用药依从性及院前延迟行为意向的影响。方法将不良心脏事件高危者按照社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66人。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管理,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依据福格行为模型从动机、能力和提示3个关键要素进行健康干预6个月并随访3个月。在干预前、干预后和随访后对两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院前延迟行为意向、用药依从性进行评价。结果对照组60人、干预组57人完成干预及随访。干预及随访后,干预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用药依从性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院前延迟行为意向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基于福格行为模型的健康干预有利于提高社区不良心脏事件高危者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和用药依从性,降低院前延迟行为意向。

分级诊疗背景下上呼吸道感染儿童的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背景推进分级诊疗是解决儿科医疗资源不合理利用的关键,但目前尚缺乏儿童分级诊疗执行现状的相关研究。目的总结上呼吸道感染儿童的就医行为,包括就诊次数和就诊机构,并探讨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诊的主要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19年3—7月、2022年2—7月分别在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科门诊及同一行政区的天河区石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儿童家长进行2次问卷调查。按照调查时间将研究对象分为2019年组(n=419)和2022年组(n=307)。本研究以安德森模型为理论指导,自行设计上呼吸道感染儿童的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上呼吸道感染儿童基层首诊的影响因素。结果2019年组的419例儿童,第1次(首诊)、第2次、第3/4次就诊者分别为301例(71.84%)、87例(20.76%)、31例(7.40%),首诊、第2次、第3/4次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比例分别为47.49%、27.12%、16.13%;2022年组的307例儿童,第1次、第2次、第3次就诊者分别为219例(71.34%)、72例(23.45%)、16例(5.21%),首诊、第2次、第3/4次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比例分别为41.04%、39.77%、43.7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最近的医疗机构不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OR=0.220,95%CI(0.147,1.056),P<0.001]、父母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OR=0.584,95%CI(0.365,0.936),P=0.025]、家长评估疾病严重程度较轻、一般[OR(95%CI)=0.399(0.207,0.768)、0.388(0.226,0.665),P=0.006、0.001]、儿童年龄3岁以下相比7~13岁[OR=0.537,95%CI(0.309,0.930),P=0.027]时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诊的可能性较低;家长对分级诊疗认知比较了解[OR=2.139,95%CI(1.284,3.564),P=0.003]及家长对分级诊疗态度比较赞同[OR=2.841,95%CI(1.937,5.779),P=0.004]时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诊的可能性更高。结论儿童上呼吸道感染的多次就诊现象较普遍,基层就诊比例较低。家长的文化程度、分级诊疗的认知及态度、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儿童年龄及最近的医疗机构是上呼吸道感染儿童基层首诊的影响因素。加强儿童常见病和分级诊疗制度的宣传教育、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可及性并完善其儿科诊疗条件是促进儿童常见病基层诊治的可能途径。

基于老年人就医行为的医养结合模式政策支持研究

以老年人就医行为为切入点检视当前医养结合模式构建中的政策支持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医养结合模式建构与老年人就医行为之间存在张力,具体表现为医养结合模式“长期收益”的设计理念与老年人就医“短视”的认知行为间,“资源下沉”的分配机制与老年人“人心上浮”的使用行为间,“市场化”的发展方向与老年人“相对保守”的消费偏好间存在系统性矛盾。政策悬浮是产生张力的来源,表现在医养结合政策宣导不足使老年人的健康自主性未能充分发挥,政策激励不够使老年人就医成本无法社会化分担,政策执行扭曲无法改变由上至下的医疗资源分配逻辑,政策配套缺位忽视了家庭照料者的刚性需求。张力的弥合之道在于,构建以居家社区为主的普惠式医养结合模式,打通医养结合在部门间、场景间和制度间的衔接障碍,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能力,催动老年人形成“以健康为中心”的医养结合理念。

分级诊疗背景下多病共存患者就医机构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近年来,国内针对多病共存患者在分级诊疗背景下就医机构选择行为的研究较少,研究多病共存患者的就医机构选择行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的以分级诊疗为视角,分析多病共存患者就医机构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和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提供研究参考。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2019-06-01至2020-01-01在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医疗联合体(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和上海市杨浦区定海、延吉、长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多病共存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设问卷对其进行调查,收集多病共存患者的一般资料,了解其对分级诊疗政策的认知情况及实际遵守情况、在不同疾病控制状况下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诊的意愿,以及其选择就诊医疗机构时考虑的因素等。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多病共存患者此次因病就医是否选择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诊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发放11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7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7.45%。1072例多病共存患者中,老年(≥60岁)多病共存患者占85.07%(912/1072)。624例(58.21%)患者表示知晓分级诊疗制度;940例(87.69%)患者表示愿意遵循分级诊疗制度所提倡的就医理念;368例(34.33%)患者表示对“1+1+1”组合签约模式非常了解;964例(89.93%)患者表示已经参加了“1+1+1”组合签约项目,但其中44例(4.56%)患者此次因病就医过程中选择至非签约医疗机构就诊;愿意在疾病稳定期或者疾病轻度控制不佳时选择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诊的患者分别占86.57%(928/1072)和85.82%(920/1072)。多病共存患者选择就诊医疗机构时考虑的因素按平均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列依次为医疗可及性(5.50分)、医疗技术水平(5.13分)、就医满意度(3.74分)、医疗保障情况(3.60分)、医疗费用支出(2.93分)和其他因素(2.24分)。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医疗保障情况是多病共存患者此次因病就医是否选择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诊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老年人是多病共存的高发群体,也是选择基层首诊的主要人群。相较于区域医疗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及性高,这也是实现多病共存患者基层首诊的有利因素。因此,加快医疗联合体建设步伐,推动各项优质资源共享和下沉基层,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及能力,有利于实现分级诊疗制度所倡导的基层首诊。

滇东南地区新生儿院前延迟就医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滇东南地区新生儿院前延迟就医状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纳入2018年10月—2020年9月期间滇东南地区某二甲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患儿252例,采用病例回顾性分析方法,通过描述性分析、多元Logistic回归等方法分析新生儿院前延迟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新生儿发生院前延迟就医共187例(74.2%),1天内就诊率为25.8%,3天内就诊率为62.3%,7天内就诊率为88.5%,平均延迟就医天数为(4.01±3.78)天。母孕期产检不规律(OR=3.725,95%CI:1.278~10.861)、新生儿住院日龄不同(新生儿日龄>7天OR=4.050,95%CI:1.767~9.283)、识别症状的类型不同(喂养OR=6.709,95%CI:1.637~27.499;新生儿特有症状OR=19.038,95%CI:5.540~65.418;感染迹象OR=12.244,95%CI:3.487~42.996)、就医前是否自行采取措施(未自行采取措施OR=0.282,95%CI:0.126~0.631)是影响新生儿院前延迟就医的因素。结论滇东南地区新生儿存在院前就医延迟现象。应加强欠发达地区母孕期保健意识、提高家长对新生儿异常症状的认知、改善家长的求医行为,以降低新生儿院前延迟就医的发生。

广州市居民就医意向及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广州市居民的就医意向和社区卫生服务利用情况,探讨影响居民就医和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主要因素,为引导居民建立正确的就医模式、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效率提供依据。方法选择对广州市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海珠区为调查单位,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先抽取海珠区8个住宅小区,再按照随机抽样原则选取调查对象共451人。于2013年2—4月,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居民基本信息、就医意向及其影响因素、社区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及影响因素等。结果本次共发放问卷451份,回收有效问卷435份,有效回收率为96.5%。在一般患病情况下,有221人(占50.8%)选择去市级以上大医院治疗,有110人(占25.3%)选择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治疗,选择自我治疗和私人诊所治疗的分别为73人(占16.8%)和31人(占7.1%)。不同年龄段、自感健康状况居民的就医意向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居民的就医意向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影响就医意向的前五位因素分别为:医疗技术水平(79.1%)、医疗费用(73.1%)、医院声誉(64.4%)、医疗环境(61.6%)及医疗设备的先进性(60.7%)。435名社区居民中,利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有207人(占47.6%),未利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有228人(占52.4%)。在利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207名居民中,选择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的原因前三位分别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比较便利(79.7%)、小病或慢性病不需要去大医院(63.8%)、检查治疗的费用较低(53.1%)。在未利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228名居民中,不选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的原因前三位分别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低(49.6%)、医疗设备落后(43.0%)、自身业已形成的就医习惯引导他们直接选择其他的医疗机构(37.7%)。结论广州市居民利用社区卫生服务的就医观念尚未普及,社区卫生服务的有效利用率不足。转变居民的就医观念、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系统、提高基层医疗的技术和设备水平是提高居民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率的有效途径。

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门诊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门诊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择四川省米易县、河北省邢台县、江苏省滨海县作为调查地区,按收入水平进行分层后,在四川省米易县选择6个乡镇、在河北省邢台县选择6个乡镇、在江苏省滨海县选择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择4~6个行政村,由村委干部协助获得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为调查对象。于2013年7—8月,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开展入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的基本情况、患病后的门诊就医行为、家庭情况等。3个县共获得有效问卷453份,其中米易县209份、邢台县166份、滨海县78份。结果 453人中,患病后治疗方式为自我治疗、先自我治疗再就医、直接就医、不治疗的人数分别为15人（占3.3%）、230人（占50.8%）、136人（占30.0%）、72人（占15.9%）;首诊机构为私人诊所、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级及以上医院的人数分别为47人（占10.7%）、107人（占24.4%）、163人（占37.2%）、121人（占27.7%）。米易县、邢台县、滨海县人群的治疗方式、首诊机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婚姻状况、与户主关系、学历、健康自评情况、人均住房面积、人均耕地、人均资产、家庭年人均支出、医疗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门诊例均费用、门诊费用主要支付方式、从家到最近医疗机构距离、从家到最近医疗机构时间的患者患病后的治疗方式、首诊机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门诊就医行为呈现就医趋高性的特点,影响其患病后门诊就医行为的主要因素有患者的基本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医疗经济负担及机构可及性。

广州市儿童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广州市儿童的就医行为,探讨影响儿童就医行为的因素,以期引导儿童家长建立正确的就医模式。方法根据广州市行政区划图,将广州市分为3个区域,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在3个区域中各抽取1个区/县级市,最终选取了海珠区、白云区、从化区,在这3个区内的儿童主要聚集地(公园或学校门口)采用偶遇式方法抽取儿童家长作为调查对象。于2014年4—6月,采用自行设计的《广州市儿童就医行为现状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儿童的基本情况、患一般疾病后处理方式及其影响因素、最近一次患病后选择就诊的医疗机构及其影响因素等。发放问卷1 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205份,有效回收率为80.3%。结果对于"发现儿童患病后一般的处理方式",有689人(占57.2%)选择先观察病情再决定,有417人(占34.6%)选择立即就医,有87人(占7.2%)选择到药店买药治疗,有12人(占1.0%)选择有时间再带儿童就医。不同年龄、从家到最近医疗点时间的儿童患病后,家长选择的处理方式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最近一次儿童患病后,家长首选市级及以上儿童专科医院就诊的有424人(占35.2%),首选基层医院的有374人(占31.0%),首选三甲综合性医院的有208人(占17.3%),首选区级妇幼保健院的有199人(占16.5%)。有无医保、从家到最近医疗点时间不同的儿童患病后,家长首选的医疗机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影响儿童家长选择首诊机构的前5位因素依次为:离家近或交通便利(56.8%,684/1 205)、医疗水平高(51.6%,622/1 205)、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好(44.5%,536/1 205)、费用适宜(33.0%,398/1 205)、医疗设备好(29.0%,349/1 205)。结论儿童患病后半数以上的家长会先观察病情再就诊,儿童年龄和从家到最近医疗点的时间可能是儿童患病后家长处理方式的影响因素;儿童患病后家长首诊倾向于儿童专科医院,有无医保和从家到最近医疗点的时间可能是家长选择首诊机构的影响因素;离家近或交通方便、医疗水平高是家长选择首诊机构的重要考虑因素。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用下的城乡居民就医行为

卫生体系和卫生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患者的就医行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包括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旨在通过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保证居民合理就医。本文将回顾卫生制度和就医行为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综述每一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对城乡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包括影响程度、路径方式等,比较就医行为对不同政策的敏感程度,并指出各项制度调整的方向。

居民就医行为研究进展

居民就医行为是我国卫生政策及医疗改革成效的重要体现。对居民就医行为模式、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文献综述,为强化居民就医行为,引导居民合理就医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北京市石景山区居民就医行为和购药模式调查

目的了解北京市石景山区居民对疾病的态度和患病后诊疗的情况,分析影响诊疗情况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学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结果居民患病后首先采取自行买药治疗比例最高,占62.15%(266人);到医院看病和不采取措施分别占32.48%和5.37%。选择在居住地附近药店购药的居民占74.30%;选择在医院买药的有16.12%。结论调查人群患常见急性疾病后就医比例较低,自行购药治疗者占多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人口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

北京市石景山区流动人口传染病就医情况

目的了解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居住的流动人口对传染病的认知和态度及就医的方式、习惯和环境等情况,使健康教育工作做到有的放矢。方法整群抽样,面对面一对一的问卷调查。结果3.1%的人患病后不采取措施等待自愈、24.09%的人自我治疗、71.9%的人患病后虽去就医,但其中19.4%的人到基层卫生机构和私人诊所进行治疗。只有在疾病严重时,才会去高层级医疗机构。结论流动人口是社区的弱势人群,应得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注,尽早出台相关政策,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使他们的利益和健康得到保护。

湖北某地区农村患者就医行为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湖北某地区不同层级医疗机构患者就医行为进行调查,了解该地区农村患者首诊与转诊的医疗机构选择意向及当地农民对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想法与期望,重点描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当地农民就医行为产生的影响,分析其原因,并针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建设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民对合作医疗保健制度的认知缺陷与对策

建立和完善以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健康保障制度已被确立为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战略重点。但受主客观条件限制,不少农民对合作医疗保健制度的优越性认识不足,因而严重削弱了其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文章从预付保障金、定点就诊和转诊、资金的不平均使用、适宜技术、监督管理制度、服务态度、保健成本及健康收益等方面分析了农民对合作医疗的偏见或错误看法及其成因,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合作医疗宣传教育措施,以消除这些认知缺陷。

湖北省城乡基层医疗机构患者寻医行为现状比较

目的:调查湖北省城乡基层医疗机构患者寻医行为的现状,科学分析患者寻医行为的特点,为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改革措施提供依据。方法:应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城乡居民寻医行为进行调查,对城乡基层医疗机构的患者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对城乡基层医疗机构的患者寻医现状的差异进行检验或卡方分析。结果:湖北基层医疗机构医保覆盖率高,患者首诊选择基层的比例较高(城市73.5%,农村91.1%);患者对医疗保健知识的关注积极性不高,城市患者要显著高于农村患者(x2=32.69,P<0.01),获得途径均主要为电视;患者首先自我治疗的比例较高(城市61.5%,农村44.1%),城市显著高于农村(x2=10.96,P<0.01);农村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要高于城市患者,两组不满意的原因都是觉得基层医疗机构技术低和设备差;农村患者的服药依从性(x2=8.02,P<0.05)和行为控制依从性(x2=5.54,P=0.02)都显著高于城市患者。结论:应改善患者获得医疗保健知识的渠道,提高基层医生的健康教育力度;依据基层医疗机构患者特点和疾病特点,引导患者作出合理医疗决策;规范治疗方案,提高患者遵医行为。

济南市区和城乡结合部居民就医行为比较分析

目的:调查济南市不同地段社区居民就医行为现状及城市与城乡结合部的差距,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调查济南市4个社区共500人就医行为。结果:济南市区和城乡结合部居民就医行为无明显差异。结论:整合资源,构建有效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规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收费制度,促进居民良性就医行为形成。

临床医务人员选择性就医行为分析

目的研究临床医务人员选择性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对894名临床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依据疾病严重程度,归纳出临床医务人员"是否就医"的6个个人影响因素和"就医机构选择"的7个医院影响因素。结论临床医务人员就医行为受个人因素和医院因素影响,对医疗体制改革和社会群体就医行为具有指导意义。

医学社会学视野下的高校教师疾病处理行为研究

高校教师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和"单位人"的角色结合,其疾病处理行为具有就医与自我治疗相结合的特点,并出现收缩正式就医行为、扩张经验性自我治疗行为的变化趋势。高校教师疾病处理行为主要有被动就医、病情引导、自我保健三种模式,行为模式的选择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扮演的社会角色、获得的社会支持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个人经济收入水平、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认知、高校体制的内在压力以及社会医疗保障的外在支持是影响高校教师疾病处理行为的主要因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就医行为研究——基于江苏省农户样本数据的调查

利用对江苏省三个地区333位农民的调研数据,对新农合制度下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就医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高的农民比家庭收入低的农民,就诊概率要显著低;各收入组的门诊样本很大比例倾向于选择村卫生室就诊,因为距离近,方便;各收入组的住院样本很大比例额倾向于选择县级医疗机构,因为治疗效果好。建议:加强村卫生室建设,提高卫生服务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保健防病意识;提高新农合医疗报销比例,降低农民自负比例;加快新农合与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进度,加大对贫困农民医疗救助的力度和救助范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农民就医行为分析——来自贵州省贵阳市M村的调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农民建立了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障网络,这将会对农民看病行为产生影响。调查显示,该项制度促进了参保农民的积极就医行为,但就医次数并无明显增加,对不同经济收入人群的就医行为影响也不同。同时也揭示该项制度对解决农民疾病风险能力有限,不能完全符合农村居民就医的主观需求,需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和进行补偿结构设计,并完善农村医疗服务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