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act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n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Behavioral Guidelines Regarding COVID-19 and on Their Trust in Local Officials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SCCT)guides responses of corporations in crises.We tested how COVID-19 related 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ffect trust in mayors and the acceptance of behavioral measures.A total of 561 participants(53%female)with a mean age of 50 years took part in an online experiment in which we systematically manipulated the mayor's 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y(deny crisis,diminish role in crisis,rebuild relationship after taking responsibility,bolster reputation,no response)and pre-crisis reputation(good past crisis management,bad past crisis management).Age,gender,and education served as covariates.We also tested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personal concern regarding the COVID-19 pandemic,as well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ol convictions.In our preregistered analysis,we found that 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participants'ratings of behavioral measures,but they affected participants'trust in the mayor.The deny crisis strategy resulted in the most unfavorable ratings,while the effects of the other strategies were moderated by the mayor's precrisis reputation.Additional exploratory analyses showed that individual concern and trust were important predictors for the acceptance of behavioral measures.Even though we did not find any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n behavioral measures,our results support SCCT's utility in guid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y during a pandemic.

汉代循吏治政生态考察——以《汉书·循吏传》为中心

汉代循吏多出自宣帝朝,循吏建树地方善政,与其所处“自然—社会—政治”三位一体的治政生态息息相关。汉宣帝时期天灾较少,偃武修文的政策促使环境优化,为地方善政奠定基础。循吏富民治平,化民以礼,移风易俗,使民众回归理性,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以为善政核心。汉宣帝选贤任能,给予地方官久任制、自治权,并严格监察,奖励务实,惩罚伪诈,成为实现地方善政的关键与保障。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代如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借鉴,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正确选人用人,理顺央地关系,循吏善政启示良多。

治广以狭与人地相宜:晚清南疆二道政区变迁及基层职官的选任

清代收复新疆后,南疆地区的喀什噶尔道和阿克苏道于光绪八年建置,是新疆建省的重要准备,也是清朝国家政治制度在边疆地区不断深化的具体表现。其后以“量地置邑”及“治广以狭”为基本理念进行的政区增置和调整,则是政区设置对边防危机与治理困境的反应,突出表现了政区设置对巩固边防、完善基层治理的作用,并奠定了现今南疆地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在政区设置的同时进行政区分等,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套较为成熟的职官选任体系。为最大限度地使地方社会治理“人地相宜”,作为新设政区,南疆二道虽有明确的缺分等第,却并未照章办理。政区分等与职官选拔基本背离,成为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全国州县“停部选”的先声。

基于营造尺复原的土家族土司建筑断代与营造系统类型探索

土家族土司建筑采取既非官式、也非民居的地方做法,对于历史文献不足、建筑型制系统暂未明晰的地方建筑来说,断代面临难题。通过营造尺复原,建立营造尺序列,据此推断相关建筑年代,探讨土家族土司建筑年代一种判定方法的应用。针对本地区不同营造尺并行现象,提出在官式与民居建筑之外存在另一类地方高级建筑,或可称之为“地方官式建筑”,分属不同营造系统。这一探索有助于深化地域建筑断代研究、厘清我国传统建筑营造体系类型。

营造尺系——度制变迁之于乡土建筑的历时性线索探讨

文章首先阐述了营造尺作为传统营造工具的科研意义,指出其尺值变化带来的营造用尺的共时性特征和历时性变迁。然后,基于我国营造尺系的官方背景和乡土习俗,论述了南、北方营造尺使用的历史特征和源流变迁,指出南方尺系的稳定性区域特色,以及北方尺系对官方制度因素等的密切响应。在此基础上,分辨了吴越尺系、闽尺系、淮尺系、赣尺系、粤尺、鲁尺、晋冀尺等的共时性使用情况,以及唐宋明清以来官尺的历史遗留及影响。最后阐明尺系研究对乡土建筑区划和谱系探讨的参考所在。

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改革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

2013年中组部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对地方官员经济政绩考核从重视增长速度转向重视增质提效。通过区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形式,运用双重差分方法从经济政绩考核变化视角实证检验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经济政绩考核变化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并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资源配置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是经济政绩考核变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区层面,经济政绩考核变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在东部地区、上级官员经济增速政绩诉求较低地区以及主政官员任期3年以上和学历较高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行业层面,经济政绩考核变化更有助于抑制传统行业和低技术行业过度投资,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却在新兴行业和高技术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宋代重建越州学宫始末考

绍兴自唐代始设立官学,至五代废,仅有司庙祭先圣而已。北宋初期,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主要是重视科举而非教育,地方官学仍未受到真正重视,越州官学也是名存实亡。后虽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修复越州官学,但学宫狭小且处于喧闹之地,严重影响教学和人才的培养。北宋中期,师从胡瑗的越州监簿吴孜毅然捐献自己的宅第作为越州学宫,这在当时释、道兴盛,而地方官学尚未真正得到重视的大背景下,确实可称为惊世骇俗之举。吴孜的远见卓识和崇高品德不仅深受人们赞赏,且对引领社会风气,提倡重教尚学带来了深远影响。

从水师到水警:安徽长淮水上警察的源起与演变

近代长淮水警是在清末时期淮河水师基础上改组所建,并在北洋政府时期正式形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进一步发展。从淮河水师到长淮水警经历了较大演变,具体体现为组织建制的系统化,工作职能的专业化,以及制度创设的规范化。纵观其演变,可窥见地方机构因政治局势动荡而瞬息万变,是政局变动之表现与产物。其演变过程亦反映出地方与中央、官兵民之间因利益纠葛和权力归属等问题存在严重的矛盾与冲突。囿于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政局动荡和多重矛盾等因素的交织,长淮水警虽呈现警政的近代化建设,但终未彻底实现转变。

中国的干部成长:海外学界视角下的地方官员升迁与激励机制

随着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海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党政体制运行过程中的具体制度,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机制成为核心议题之一。基于党领导下的“组织—行为—制度”理论分析框架,审视和归纳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地方官员晋升中的组织、行为和制度三个维度,将有助于理解这一相互作用的激励体系。组织维度看,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组织结构为地方官员追求政治晋升提供了行动空间;行为维度看,政治晋升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双重作用,为地方官员提供了行为动机和工作动力;制度维度看,干部任命制度、干部考核制度以及晋升锦标赛体制,均为政治晋升激励效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制度保障。从中国政治现实出发,地方官员存在谋求政治晋升以外的工作动力,这种工作动力产生于中国特色的组织培养选拔模式,表现为自发推动组织发展的政治忠诚。当前研究需要在构建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体系下,进一步探究激发地方官员促进地方发展的动力机制。

元代地方六房与《元典章》编纂体例

“房”作为正式的行政建制始于唐代,至北宋,在中央尚书省六部与地方州府六曹之间实现了对应关系。元代,在元朝中央政务运作逐渐形成“六部化”的发展趋势和文书流转逐步形成严格规则的形势下,地方路总管府为确保文书高效、稳定流转,维系地方治理,开始以六房建制划分吏员职事。但各地路总管府六房的设置并没有定规,有的地方根据自身需要对六房进行了裁并改革。这一治理实践经验顺应了元朝行政、司法运作的新需要,符合元代以降社会发展趋势,最终为明清所继承。《元典章》所辑文书取材于路总管府,其采取六部编纂体例是受路总管府下六房建制的影响。

清代税关差官探析

入关之初,清沿袭明制,税关差官由户、工二部派出。康雍时期,清廷一度将关税交予地方官监收。乾隆以降,税关差官制度逐渐完善,税关官员的派遣大体有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为中央各部院派出的税差,由户部向皇帝题请更换;第二类为内务府包衣专管的税差;第三类为地方官、福州将军兼管的税差。在税关差官构建的过程中,清统治者并不是简单地沿袭明代制度,除户、工二部外,八旗内务府和福州将军也有派遣和管理税关差官的权力,从而确立了具有清代特色的税关制度。

论明代的钱粮考课与地方施政实态

钱粮考课作为官员政绩考核与财政管理的结合,是维系国家财政运行的重要制度设计。明代,钱粮考课在定位上经历了两次重要调整,一是洪武中后期,随着国家赋税征收政策从开源转向守成,钱粮考课目的逐渐从追求赋税总量增长向不亏原额的“赋役完欠”转变。二是明中叶以来,因地方逋赋和财政压力,中央改变了明初抚民与钱粮并重的政绩认定原则,逐渐将钱粮完欠置于地方政绩考核的中心地位。通过户部介入、编订钱粮完解册薄和扩大参罚范围等措施,强化钱粮考课力度,形成地方省—道—府—州—县一体参罚模式。在考课标准上,形成一种既部分妥协于地方征收实际,又区分于财政分配内轻重缓急的变动标准。在明代后期专于催科的考课体制下,地方施政压力主要来自于钱粮完欠,地方官员的职责以及施政重心呈现“财政化”倾向。

南宋苏州士绅的家族和活动——以范成大为核心

以范成大为代表的南宋苏州士绅家族,在地方上往往并不享有特权,且随着时间迁移逐渐走向衰落。影响这些家族兴衰的因素包括核心领袖名望才能、家族人数、科举仕途、文学家风等。南宋苏州的地方建筑工程由地方官主持,士绅们普遍参与,但往往局限于作文纪事的程度。士绅们的才学、对本土的了解以及与官员之间的私人关系,成了他们能否参与这些工程的主要考虑因素。南宋苏州方志工程无论是由官员领导还是由士绅发起,都是官员与士绅合作的成果。仅就南宋苏州而言,地方官与士绅之间保持着浅层次的合作关系,这主要源于政治环境的剧变,促使士绅更积极地参与地方事务。

宋代监察权威的生成机理及价值意蕴

宋代自上而下形成了中央台谏、外台监司、州级通判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垂直领导监察体制。宋代监察权在运作中呈现出能够有效制衡行政、司法权的权威性特质。宋代监察权威首先源自监察官自身所具备的优秀监察品质;其次,其内生于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官”所担负的维护封建“纲纪”的庄严使命;再次,宋代监察官铨选、回避制,从制度上保障了监察权威;最后,宋代监察官是“天下公议”化身的政治话语,从舆论上强化了监察权威的合理性、正当性。宋代监察权威在彰善瘅恶、澄清吏治、整肃“纲纪”、关注民瘼、保持政治清明等方面均起着扛鼎作用,其不仅能够为当代监察权威的构建提供丰富的镜鉴和启迪,甚或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近代边疆地区的城市变迁与国家建设——以西双版纳景洪为例

外在形制不突出的景洪作为西双版纳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当地贵族与平民二分的社会结构、居住格局和婚姻形式,以及土地公有,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相互契合。民国时期西双版纳土流并置的政治格局催生了景洪新旧两城并存的城市建设样态。政治体系改革的不彻底直接影响了国家建设的效果,进而导致景洪新旧两城转型与建设双输的格局。清末至民国景洪城形制与转型的历程,不仅为历史上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研究提供了思路,也为理解政治体系转型背景下国家建设与城市发展提供了帮助。

“文翁化蜀”的教育措施及影响

汉景帝后期,文翁担任蜀郡太守,见当地民风落后,就制定出一套培养人才的计划,其一是选派有才之士赴长安向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其二是在该地修建学校。他的这套人才培养计划得到了有效的实行,并且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汉武帝下令让全国都向文翁学习,从此处可以看出文翁的成绩显著。文翁石室是第一所地方郡学,文翁石室是中国历史上办学时间最长的学校。地方政府十分看重石室的办学与教学情况,文翁石室有较强的师资力量,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也重视实际锻炼。择优录取的原则展现了教育公平的方针。

南宋地方官咨政与基层治理——以地方民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南宋地方民用基础建设中存在着地方财政拮据、地方官对基层情况不熟悉等问题,咨政则是地方官应对地方建设中民用基础建设难题的有效途径。地方官对民间人士的咨政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地方官获取民意,而且有助于应对来自基层建设中的挑战。通过对水利、桥梁、学校、祠庙等方面的咨政,地方官进一步拓宽信息渠道,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因此,南宋地方官咨政对基层治理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地方官了解当地突出的政务问题,能在施政的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民间力量支持,使地方施政更加符合民意,对于社会舆情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边疆与内地一体发展的微观视角:清前期地方官员群体与滇东南区域社会治理

清前期滇东南正式纳入大一统政治一体发展进程,经济社会得到较大发展。此与任职滇东南的官员群体的具体治理行为有着较大关系。根据地方文献记载,清前期任职滇东南的官员群体具有一些基本的特点,如主要来自于内地各省,尤以江南地区为多;由于相似的教育背景,因而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家国情怀。他们在任职期间,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兴办学校传播儒学文化,重视社会教化、改良风俗,稳定边疆社会。通过具体的治理行为,传导了“国家在场”的观念,使得滇东南边疆民族的对内文化认同乃至国家认同进一步增强,对于边疆与内地之间以儒学文化为轴心纽带的凝聚、最终实现经由“中国认同”延伸到对边内一体实质发展的不懈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吏弊防治:明代官方告示与基层吏役治理

在明代,吏役之害十分严重。吏役在理办文书、处理刑名、征比钱粮和行使牌票过程中,多有贪赃不法行径。为了约束吏役行为,防范吏役之害,地方官员在莅任之初往往会颁布一些禁约告示,以明立堂规,严肃法纪。在任职期间,地方官员在处理各项事宜时,也多在发布的施政告示中告诫吏役不要违法犯罪。这些告示将官与民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吏役的劝谕、告诫和惩治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宜夸大。官员以颁发告示为通行故套,吏役则将紧要告示隐匿不贴,这种假意振刷、虚应故事的现象仍大量存在。因此,对官员以告示方式治理社会、整饬吏役的实施效果,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存在的问题也应予以充分的认识。

国家视域与边疆治理研究——以清代云南水利为中心

清代云南水利发展达到传统农业社会的顶峰,与上至帝王下至地方官绅高度重视云南水利发展密不可分。总体上看,清代各朝皇帝都一如既往地重视云南水利发展,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地方官员和士绅对云南水利认识更为深刻,并针对不同情形提出因地制宜的水利发展策略。正是在社会各阶层所形成的重视水利发展的意识,奠定了云南水利发展基础,为清代治理云南夯实根基,为云南深度内地化创造了积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