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治理中行刑反向衔接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轻罪案件数量不断攀升,轻罪治理实质化不可忽视。轻罪治理不仅关联到司法机关,同样涉及到行政机关,因为轻罪治理并非一味地从宽处罚,罚当其罪是轻罪治理实现刑事司法现代化的根基。因此,行刑反向衔接属于联通行为人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桥梁。然而,行刑反向衔接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行政机关该罚不罚、检察机关对行刑反向衔接的动力不足、检察意见精准度不够等问题。基于此,有必要以体系化视角实现轻罪治理、深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以及定期开展联席会议等方式化解以行刑反向衔接实现轻罪治理实质化的堵点与难点。

《海上交通安全法》框架下主观过错归责原则——以一起肇事逃逸案为例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了“过错推定”归责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相关法律责任中对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管理人等管理主体,以及船长或责任船员等责任主体进行处罚。以一起肇事逃逸案为例,通过分析“主观过错”的归责原则和含义,对多个违法行为主体的主观过错进行探讨,进一步明确船舶违法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并给出对策建议,以提升海事行政执法的规范性和统一性。

中国古代“出礼入刑”传统之赓续与创新

“出礼入刑”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结晶。随着我国古代礼法关系经历了礼刑并用、礼刑互斥、礼法合一、隆礼重法这四个历史阶段,“出礼入刑”法律传统得以形成、发展并巩固。“出礼入刑”并不是机械地要求礼和法在适用上完全对应,而是强调礼和法是有差异的统一。礼和法可以相互为用,但礼是法的指导与渊源,任何法律制度都要以礼的精神作为支撑,使礼的规范法律化。“出礼入刑”法律传统揭示了礼和法的互动关系,它是中国古代一个长期的社会现象,并对古代治国理政的模式、法律制度的基调、法典编纂的风格以及审判决狱的思维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与重大命题之下,应当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积极借鉴“出礼入刑”法律传统中的有益成分,实现礼法关系的现实转化,探索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社会治理新方式。

非法采矿罪的法教义学展开

非法采矿罪是对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安全价值的破坏行为。非法采矿罪行政违法性的判断体现为一般性行政违法的判断和犯罪构成要件层面行政违法的判断。一般性行政违法是前置性出罪规定,同时具有出罪指引和规范指引的司法功能。犯罪构成要件层面行政违法判断的主要内容为行为人是否取得采矿行政许可。非法采矿罪主体处罚的边界,要综合行为人的出资情况、行为人行为时的名义、在无证采矿中的作用等客观要素,并结合行为人对无证采矿的罪过进行判断。非法采矿罪对经济价值的破坏应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框架内进行教义学诠释,对环境价值的破坏应当从造成生态维持功能损坏方面进行判断,对安全价值的破坏宜以抽象危险犯的形式予以设定。非法采矿罪判处的刑事罚金数额应当结合行政罚款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以否定性评价的性质差异为前提,以处罚内容的同质性为纽带,兼顾实现可能性,体现对非法采矿行为的刑事否定评价。非法采矿刑事罚金与民事赔偿金的实现方式,应依民事赔偿金的私益和公益性质进行类型化处理。

金融监管处罚中主观过错要件之研究

我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首度全面修订的重大成果之一,是确立了行政处罚的过错归责原则。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过错要件,对于金融监管处罚的立法设计和执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依照公法上的责任主义原理,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其应受法律非难的不端心态,也是其应受行政处罚的独立要件。我国实定法中的过错条款,既采用过错推定模式,又容许例外归责事由。基于行政法治原理、金融市场规律、监管成本负荷等角度考量,金融监管处罚应以过错推定责任为基本原则,以其他归责事由为必要补充。在金融监管执法中正确适用过错条款,需注意下列问题:一是要遵循“归责-定性-量罚”的过错考察路径;二是要运用注意义务分析法、行业惯例比照法、成本收益测算法等过错判断方法;三是在金融违法双罚制下,应对金融机构及其自然人成员的过错状况和行政责任进行相对独立的认定。

按日计罚中“拒不改正”的认定标准与适用方法

拒不改正作为按日计罚的关键构成要件,其认定标准在实践中并未达成统一。相比于客观结果标准,主客观相结合标准具有范围限定、精细灵活、利益平衡、过罚相当的优势。根据文义解释,拒不改正之“拒”有极强的主观意味,“不改正”则承载着客观内容,二者相互渗透。拒不改正主客观相结合标准的具体适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通过行为与结果、主观与客观的融贯,以层次化的认定体系细化成立拒不改正的正向认定标准;另一方面,区分排污者、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不成立拒不改正情形的认定,能够补强反向排除规则。

我国渔业行刑衔接的现实困境与机制重构

渔业违法犯罪规制主要有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种手段,行刑衔接直接影响打击渔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成果。渔业行刑衔接制度已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当前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协同性不足,制度规范难以接轨实践,证据标准与移送程序存在漏洞,协同执法保障不足,造成渔业执法部门与刑事司法部门在具体实践中存在障碍。为突破渔业行刑衔接的现实困境,保证渔业犯罪案件处理结果的有效性、公正性,应在完善渔业基础性法律的前提下,克服部门法褊狭,明晰证据认定标准和移送程序,并建立完善的配套保障制度。

法秩序统一视角下虚开案件行刑认定冲突与协调

虚开案件的违法行为以虚开行为和非法抵扣行为为核心,受税法和刑法的共同规制。实践中一些虚开案件在刑事司法中因抵扣行为未使国家税款受损不构成犯罪,而在行政执法中被认定为偷税,引发行刑认定冲突。税收违法行为的共通本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法益是虚开案件行刑认定的联结纽带。偷税罚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均以保护国家税款利益为共同法益,只是刑法在逃税罪之外,对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违法手段作特殊评价,而税法包含在偷税罚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偷税罚具有相同的构成要件要素,均可涵摄非法抵扣行为和国家税款损失结果。因此,两法域对非法抵扣行为造成的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的认定应保持一致,综合增值税全链条作实质判断,禁止形式推定,从而区分“脱税罚”和“秩序罚”,以实现过罚相当。

行政法治视域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

在行政法治视域下,构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是完善行政责任归责体系、促进行刑衔接的必然要求,具有贯彻保障人权理念与完善行政处罚理论的正当性。确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分为“行政违法性+有责性”两个阶层,明晰行政处罚权的启动准则,有助于指引行政处罚的具体实施,确保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公平与公正。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实践立场与解释进路

从我国《刑法》和相关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可以抽象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范定性,为帮助行为正犯化。本罪在规制对象上,兼有普通帮助行为和中立帮助行为两类;在构成要件行为类型上,本罪构成要件行为仍然属于狭义共犯中的帮助行为。在帮信罪的认定中,应回归行为无价值二元论的基本立场,从主客观两方面着手,以共犯从属性说为限制处罚范围的工具,以主观明知为认定重点,以行为对他人网络犯罪行为的促进为不法结果,从而限缩犯罪圈。在适用上,确定行为人行为时主观明知的程度,运用《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分流而制;明确本罪的兜底性质,以成立共犯为原则,成立本罪为补充,以达到规范适用罪刑均衡的目的。

我国药品犯罪的立法转型及其教义学分析

我国药品犯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独立、从属、相对独立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药品犯罪的条文作了修改,使假药、劣药的认定标准相对独立,并增设了“提供假(劣)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和“药品监管渎职罪”,实现了刑行的有序衔接,完善了药品安全管理的规范体系。对于假药、劣药的教义学分析与认定,既要体现刑事违法的独立价值,也要参照前置性的《药品管理法》而作出实质性的理解,还须准确界定提供假(劣)药罪中的提供行为;且妨害药品管理罪所侵犯的,应当是有主次之分的双重法益。

关于不予行政处罚在消防执法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无责任能力不罚”“轻微不罚”“首违不罚”“主观无过错不罚”四种不予处罚类型共同构成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框架下的不予行政处罚制度,除“无责任能力不罚”外,其他三种不予处罚类型普遍存在语义模糊、判断标准不明确、主观恣意性强等问题,消防机构体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时代背景和大量消防技术规范的客观存在,又给不予行政处罚制度在消防执法领域的恰当运用增加了难度。通过文献分析法、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逐一对后三种不予行政处罚情形在消防执法中的适用进行探讨,以期实现新《行政处罚法》的立法本意在消防执法领域的恰当运用。

知识产权侵权引入惩罚性赔偿之辩

我国知识产权单行立法、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中的某些侵权赔偿制度体现了一定的惩罚性,但严格说来我国还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驱力是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基础。引入惩罚性赔偿可以有效地改变民事赔偿数额偏低的状况,还可以替代民事制裁、弥补刑事惩罚的不足、挤压过于强势的行政责任等。

刑法中“行政处罚”入罪要素的立法运用和限缩解释

刑法中的"行政处罚"属于非典型的入罪要素,在刑事政策指导下,充当了扩大犯罪圈的"马前卒"。无论是法律拟制、刑法保障功能的论点,抑或是新的犯罪形态之论,都无法充分论证"行政处罚"作为入罪要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刑罚轻缓化基本理念,在刑事立法层面上,应遵循行政处罚措施穷尽的基本原则,即以行为人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已用尽为刑法立法指导原则;在刑事司法层面上,行政处罚作为非典型的入罪要素不能单独完成行刑案件的界分,而应回归到个罪的罪质和罪量这一传统入罪标准,对刑事规范中"行政处罚"要素从刑法解释学上作限缩解释。

犯罪定义新表述

传统的犯罪定义是 :“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 :①将“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作为犯罪定义的组成部分不准确 ,也不宜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 ;②“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异性的特点 ,它主要是立法者的犯罪标准 ,而公民和司法人员只能服从刑法 ;③判断是否犯罪的标准只能是刑事违法性。笔者对犯罪定义的新表述是 :“犯罪是符合刑法规定的应当承担 (负 )刑事责任的行为。

我国内幕交易案件特征与监管缺陷——基于1998至2016年执法案件的思考

该研究采集了1998至2016年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内幕交易案件的所有处罚公告和法院判决,从内幕交易主体、内幕信息的界定、内幕交易的行政处罚、追究责任类型以及监管部门的执法效率这五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内幕交易案件的主要特征及监管机制存在的漏洞。近年来,我国内幕交易案件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公司内幕人员"是案发的主要群体,"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实施的案件数目剧增,并购重组是内幕交易的"重灾区"。但是,内幕交易发现概率低,执法周期长,总体处罚力度偏低,并且主要以行政处罚为主,刑事处罚较少,民事责任追究极少。因此,应尽快完善内幕交易相关的法律制度,同时加大发现的概率以及惩戒的力度。

一事不再罚理论的再认识——试从哲学层面上分析

“一事不再罚”在操作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麻烦 ,表明其深层理论之单薄。从另一层面揭示了一事不再罚的若干理念、规则和运作过程 ,从哲理和适用实践的结合中对一事不再罚中的“事”、“罚”、“事与罚之关系”、“不”等进行了认真分析 ,在哲理分析过程中 ,尽可能结合规则与案例。

《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及相关问题思考

《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实施以来,对我国档案主管部门依法治档,提高档案行政职权运行规范化水平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论文在介绍和评析《档案行政处罚暂行规定》的基础上,阐述其实践价值,为“十四五”期间修订该规定提出建议。

软暴力的刑事法律意涵和刑事政策调控——以滋扰性软暴力为基点的分析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践表明,软暴力违法犯罪的认定,是一个具有较大政策调节空间的法律适用活动。软暴力分为胁迫性软暴力与滋扰性软暴力两种基本的类型,专项斗争的司法惩治重点是滋扰性软暴力。刑法立法原意和既有司法规则以惩治胁迫性软暴力为限,使滋扰性软暴力被评价为犯罪手段的司法判断普遍受阻。因而,将滋扰性软暴力认定为违法行为,成为法律政策适用的底线目标。无法定性为犯罪手段的滋扰性软暴力,部分依法可以认定为违法行为,部分没有充分的依据认定为违法行为。依据立法规定、既有司法规则和执法规则,能够以刑法评价的,基本是胁迫性软暴力;被认定为违法的,滋扰性软暴力占据主体。对软暴力认定标准的刑事政策调控,表现出适度降低的倾向;降低软暴力认定标准的政策冲动,同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衡。滋扰性软暴力由黑恶势力实施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是政策调控的底线。只有符合规定的前置条件,滋扰性软暴力才能被认定为违法犯罪手段。

论行政处罚主观过错归责原则——《行政处罚法》(修订二审稿)第31条评析

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二审稿)新增“主观过错归责原则”作为认定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处罚法定及过罚相当原则,体现出我国人权保障、法律授权的明确性以及域外立法趋势。行政处罚的责任形态有故意、过失和推定责任。鉴于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承接性,可参照刑法之故意或过失规定。故意可采用“未必故意、意图、明知”之三分法理论,过失则无须区分认识过识和无认识过失。欠缺对规范效力的理解及违法性错误认识,无法阻却行政违法的构成,主观过错责任原则的阻却事由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状态下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