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明体达用”的政治思想及实践

胡瑗“明体达用”既是宋学精神的体现,也是治国施政的纲领,具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内涵。胡瑗“明体达用”以“仁义礼乐”为政治原则,以“大中之道”为政治策略,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成为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学术资源和理论基础,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实践,影响并推动了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运动。

文本、历史与精神特质:论《诗大序》“缘情说”的必然性

单纯从“缘情”与“言志”两个维度看待《诗大序》,属于后世的理论视角,难以接近其真正内涵,故要以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及文本为根据,依赖内在精神与历史背景的流变,参照现有“情”“志”理论框架,发掘《诗大序》的“诗”学特质。《诗大序》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诗”教传统,以阐发普遍原则为主流,但《礼记》等礼乐文本的记载表明先秦礼乐学说以自然情感为理论基础,是为个体原则的萌芽。追溯至历史深处,西周的礼乐依附于天命、习俗规范等外在力量,而春秋时期孔子以“仁”重新释礼,将个体心理原则作为礼乐的依据,实现了从他律到自律的转换,故“缘情”成为礼乐文化与“诗”学未来的必然方向。

基于辑佚的苏轼《论语说》研究——苏轼“海南三书”论之二

今传苏轼《论语说》为后人辑佚所得。苏轼的《论语》解读,多对孔子思想的格言式表达作了较细的剖析,体现了自己亲仁好仁而不违仁的基本思想、因循孔子兴礼乐行中庸的主张,在不乡原非中庸时选择狂狷,并在说《诗》时以无思无为为“思无邪”的至境,以口手相应的平易表达为辞达的至境。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孔子仁学与“《诗》可以群”

"《诗》可以群"源于礼乐合群的历史实践。孔子以"仁"为本体,对以"礼"为核心的群体关系进行提升和超越,将外在的规范和秩序内化。又以"仁"为内核对《诗》进行意义的建构,将"思无邪"作为《诗》的本体。《诗》所承载的观念、价值形态转化为本然无邪的情感,在感性的审美交流中实现道德的提升,将人们纳入一定的社会和政治体系之中,具有社会整合和政治统御的功能,这就是孔子"《诗》可以群"的本质。同时,"《诗》可以群"将《诗》作为文化价值权威进行言说,是孔子理论建构的创造性方式,成为后世儒家学说发展的经典路径。

论《论语》中的“君子”

《论语》是孔子的言行录,更是儒家的经典之作,它最能反映孔子的思想。实际上我们更可以将它看成是孔子的一本教材,是对弟子的传道、授业和解惑。这本教材涉及面广,几乎包括人生的各个方面:政治、思想、为人处事、择友等。为了能将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形成一个系统来研究,我们挑选了其中的一个高频词"君子"作为研究的主线,通过它来探求孔子的学说。

孔、孟、荀社会福祉思想及其比较研究

孔子的社会福祉思想主要有:“大同”理想,以德以礼、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重民、爱民、富民、教民的主张,有教无类,重视环保等。孟子的社会福祉思想主要有:“民贵”学说,主张“仁政必自经界始”,“舍生取义”,使“义”成为道德规范、政治规范及价值判断的尺度,使所有人在“义”面前平等等,养老育幼及教育环保等。荀子承认物欲的合理性,主张对民生福祉要加强管理,提出“制礼义以分之”,“名分使群”,养民、重民、爱民,政平民安,隆礼重法、天下为一。孔、孟、荀三者的社会福祉思想各有特点,为当今提供了重要启示。

孔、孟“乐”理念比较研究

本文对孔子和孟子的"乐"理念的各自特点及其异同之处进行了初步分析和评价。作者认为,孔子的"乐"理念具有明显的泛伦理化倾向。他所关注和注重的,乃是"乐"的社会教化、社会整合的伦理调节功能。孔子视"礼""仁"为"乐"之魂魄,视"至善"为"乐"之归宿和极致。"乐"的艺术审美特质被淡化和边缘化。孟子对孔子"乐"理念的最大修正,在于他将其"民本"的政治诉求贯彻于其"乐"理念之中,诉诸"与民同乐"的政治氛围,从而将"乐"理念平等化、平民化、感性化,扬弃了孔子对"乐"的种种宗法等级束缚,破除了对"乐"的雅俗之别的偏见,从而使"乐"理念向其平等的、感性的审美氛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孔子泛伦理化的"乐"理念相比较,孟子的"乐"理念则具有泛政治化的理论倾向。

孔子的乐论

根据词源学,"乐"形成于鼓发出的声音。鼓有振奋情绪的作用,音乐之"乐"由此引申为快乐之"乐"。孔子爱好音乐并对之有精深的研究,他将西周的礼乐传统与自己的仁学思想结合起来。他提出内在情感的协调和道德境界的修成最终有赖于乐教,将伦理道德引入审美的议题。

儒家礼乐文明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重构了礼乐文明,并且提升了它的内在价值;礼乐文明是具有宗教性、终极性的人文精神;礼乐文明涉及政治正义和社会治理的智慧;礼乐文明中蕴涵着生态的智慧;礼乐文明以道德理性为根据,有助于养成君子人格;礼乐文明中包含艺术和美学精神;礼乐文明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以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

礼乐及仁:孔子美学思想的发展

孔子的美学概而言之就是礼乐美学。从美学角度研究礼乐,它的核心是美与善的关系。孔子在中国美学史上最早奠定了礼乐相亲、善美相成的基本美学原则,这一原则成为儒家美学的核心。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他所要复的礼即为周礼,其核心是宗法制,宗法制的核心是继承制。礼乐美学的最终目标是仁,仁即是美,美即是仁。孔子的礼乐美学思想中有许多内容是具有创造性的,为其后几千年中国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基本的美学原则。

孔子的正义论

孔子正义论是一种关于社会正义的学说,其整体的问题结构是:仁→利→知→义→智→礼→乐。孔子提出了礼有"损益",即关于制度规范之变动的思想,认为决定着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乃是正义原则。正义原则实质上是作为良知直觉(知)的正义感的原则化。孔子的正义原则实际上有两条准则:正当性、适宜性(地宜性、时宜性)。孔子认为,社会制度规范及其正义问题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问题;作为大本大源,仁爱不仅因差等之爱而导致利益冲突,而且由一体之仁而保障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制度规范的建构还需工具理性(智)的参与。孔子正义论的最终目标是社会和谐,即"乐"。

儒家思想与礼乐文明

《论语·先进》篇记录了孔子所向往的礼乐之治。礼源于上古时代的祭祀与习俗,用于规范行为、区别是非;乐则用于协调秩序、促进和谐、陶冶情操,即"用乐之和弥补礼之分"。"礼乐"不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之欢,而是引领人心向善。孔子在文化上继承并超越了周公的制礼作乐,提出仁政思想以及"仁"和"礼"的治国原则。在礼与乐的关系中,儒家认为,礼为德之端,乐为德之华。礼的根本在乐和诗,礼要靠乐和诗来风行天下,"美善合一"是孔子所推崇礼乐文明的最高境界。礼乐文明就是"乐至则无怨,礼至则无争"。儒家仁政思想的实行途径就是在"礼乐"中达到的"仁道"和在人间实现的"仁政",而仁政的实行必须是仁者和良法的结合,即仁政是由有仁心者去实践先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