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ld Seals Bestowed tothe Dalai and the Bainq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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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一个命题:国家课程的实践命运——以“校长对国家课程的地位赋予”为例

研究国家课程,不仅要研究国家课程本身(课程方案、课程标准、教材等),而且要研究国家课程的“实践命运”,审视国家课程在学校中究竟得到怎样的实施、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倘若实施效果不佳乃至较差则究竟是何原因等。笔者近三十年前曾提出“课程的实践命运”这一命题(其确切表达即为“国家课程的实践命运”),并对影响国家课程实践命运的教师因素与学生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现在重提这一命题,认为影响国家课程实践命运的学校内部因素主要有三个,即作为课程实施主体的校长、作为课程施教主体的教师及作为课程学习主体的学生;其影响分别体现为校长对国家课程的“地位赋予”、教师对国家课程的“内容重组”、学生对国家课程的“文化反应”。在三十年前探讨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作为课程实施主体的校长,指出不论在“积极”的意义上,还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校长都对国家课程在本校课程系统中的实际地位进行着事实上的“赋予”。这是我们认识、审视及反思国家课程实施乃至国家课程本身时不可忽略的一个基本常识。这意味着,国家课程在学校中安身立命并非易事,国家课程在学校中的地位充满不确定性,对于国家课程本身需要边实施、边反思。

辽朝赐剑印现象探析——兼论辽朝便宜之权

辽朝统治者时有赐予臣子剑印的举动,这一举动通常会与便宜之权的授予联系在一起。赐剑印与赐旗鼓等为辽朝统治者授予臣下便宜之权所借助的主要形式,而御赐的剑印与旗鼓等可以视为臣子拥有便宜之权的凭证,便宜之权的授予对象一般为领军大将或镇守一方的地方官员。不过,辽朝便宜之权亦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一般仅适用于军事或民事,并以军事为主,而臣子行使该项权力时不得超出适用范围。辽朝便宜之权既受到唐宋五代时期便宜之权的影响,也对金朝便宜之权的授予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便宜之权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故辽朝统治者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会考虑授予。

乌尔第三王朝御赐印章与国家治理

乌尔第三王朝御赐印章是目前已知这一时期规格最高的印章,伴生于舒勒吉强化王权的改革之中,最初作为委任状少量颁发给亲信以加强对地方的监督管辖。在舒辛时期御赐印章的使用臻于完善,部分持有者甚至可以代表国王处置王室物资,行使类似钦差的权力。至伊比辛时期,随着王权衰落及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御赐印章呈泛化使用之势。通过对乌尔第三王朝御赐印章的颁发和使用情况的统计,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能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王权形态及政治体制运行提供新的微观视角。

唐代初赐功臣名号研究

功臣名号是功臣制度的一部分,但正式的功臣名号出现在具体哪一时段,一直有很大争议。梳理唐高祖朝功臣表彰情况和唐僖宗朝的功臣名号,可以明确“王言等于官方认定”和“功臣名号是特定荣誉称号”两个标准,由此断定唐高祖时期的“太原元谋”等不是正式的功臣名号。由于唐玄宗掌权前后剧烈变动的功臣政策,“唐元功臣”也并未成为真正意义的功臣名号。初赐功臣名号的时间当以唐代宗所颁赐“宝应功臣”为始。颁赐功臣名号的目的是表彰和宣传护持君父的“正义之举”,并形成独特的历史记忆。

辽朝耶律俨考

耶律俨本姓李,辽朝汉人,以主持编修《皇朝实录》而知名。辽道宗咸雍年间,他进士及第后仕宦升迁迅速。耶律俨曾3次出使北宋,寿昌五年(1099),他作为泛使副使出使北宋调停宋夏争端,暂时阻止了北宋的开边政策,维持了宋、辽和夏3方的平衡,回朝后拜参知政事,升任宰相并赐国姓。辽道宗死后,他与耶律阿思同为顾命大臣。后世虽对耶律俨的评价多为负面,然其在辽朝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

唐代的清明改火、赐新火习俗及其文化、政治意蕴

在沿袭前代的基础上,唐人将清明改火、取新火习俗进一步发扬光大,并衍生出赐新火仪式,风靡一时,蔚为大观。这些蕴含着则天顺气、辞旧迎新、君恩臣报等文化内涵和政治意蕴的节俗活动,既丰富了唐人的节日文化生活,增添了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又契合了唐人特别是统治者的精神、心理需求及现实政治需要,一定程度上维系和巩固了统治秩序,对唐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多孔氧化铝支撑体制备工艺的研究

本文研究了多孔氧化铝支撑体的制备工艺对其性能的影响 ,发现原料粉体的粒度、物料的成型方法、坯体的干燥环境及坯体的焙烧制度对支撑体的性能有重要影响。在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本实验所采用的各种工艺条件 。

论迁徙自由权

迁徙自由权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宪法自由权 ,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 ,正是因为迁徙自由权具有宪法权利属性 ,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中都有关于迁徙自由权的保障与限制性规定。根据当代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 ,在我国恢复宪法迁徙自由权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应当提出确立宪法迁徙自由权的修宪建议。

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

诸葛亮秉政时,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为了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诸葛亮竭尽全力北伐,其目的不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并受近似天子规格的九锡之礼。一旦条件成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极有可能易代更祚,登上帝位。

蟒衣考源兼谈明宫廷演剧的武将装扮

《脉望馆钞本古今杂剧》中的“穿关”是研究明代宫廷演剧的重要材料。作者考察这些“穿关”时发现：尽管剧本描绘的武将往往是“披甲戴铠”的“武扮”，但武将的“穿关”却主要采用蟒衣等“文扮”。通过对蟒衣渊源和形制的考察，作者认为明宫廷演剧中武将的蟒衣装扮，主要和明代的赐蟒及宦官演剧有关。

媒体建构: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 以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自杀事件报道为例

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发生后,报道运用媒体设计的方法与多种修辞手段,从故事叙事模式、话语结构与话语策略上,赋予自杀行动正面而又积极的社会意义,是为了提高公众对国家共同价值和民族危机的认同,以便动员民众、共同御侮。媒体对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这种建构是当时社会赋予媒体的使命,体现了自杀行动者个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双向建构的循环关系是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结果。

关于权数与赋权方法分类的探讨

本文在提出了权数的三种分类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权数的分类体系。随后又依据按性质划分的权数方案以及赋权数据的来源,将各种确定权数的方法进行了归类与分类,并将它们予以整合而组成了一套完整的权数分类与赋权方法分类的对应关系体系。

从赠与视角看构建部颁税法规则审议机制——以财税[2001]28号、财税[2011]82号等为例

实务中,税收构成要件的认定贯穿于税法评价始终。税法评价旨在税企争论双方论辩中达成共识,其争辩借助并基于部颁税法规则。部颁税法规则一事一议,针对复杂的交易形式,提供交易定性的判定规则,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税法评价基于民法规则,与民商法具有内在协调性,而税法规则的缺陷在于罔顾民商法规则。于政策层面,国家财税主管机关应专设规范性文件审议机构,以提升部颁税法规则的法学素养,增进其法学品行,打通其与部门法特别是民商法规则的隔阂。随着时间推移,该类机构或可逐渐独立于国家财税主管机关,形成类似税务仲裁或税务法庭之类的机构。

民法典视域下的夫妻约定财产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功能定位是通过约定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用。约定财产制的外延主要考察其与法定财产制、夫妻赠与的关系。如果将本属于法定财产制的内容进行约定,实际上仍然是法定财产制而非约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并不导致财产所有权在夫妻之间发生变动,这是区分约定财产制与夫妻赠与的重要标志。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方面,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没有差异。当夫妻不能证明债权人知晓夫妻采取约定财产制时,应该推定夫妻之间适用法定财产制,进而确定个人债务的责任财产。如果一方因此为配偶的个人债务承担了清偿责任,那么法律应该赋予其向对方追偿的权利。

明中央与西南土司关系:以赐服制为中心的考察

明政府利用赐服制对西南土司的管理方法有两种,其一通过赏赐与土司首领品级相当的朝服、公服,旨在通过统一外在形象达到政治一统的目的;其二景泰、正德年以后,在品官制服之外赏赐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希望通过额外赐服达到弥补明廷财政拮据的目的。这虽与朱元璋在明初确立的对西南夷"怀德"的安抚政策表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明统治者对西南夷的统治政策和明初已有了本质区别。

法律语境下的林业外部性研究

将林业外部性分为营林生产的正外部性和采伐、加工生产的负外部性，并从法律经济学视角进行了解释和论述。认为营林生产的正外部性具有不得不“赠予”的性质，一般情况下无需内在化；采伐、加工生产的负外部性是采伐、加工生产过程对相邻方权利的一种侵害，是一种客观故意，政府应重视侵害程度并采取容忍、赔偿、禁止等。不同措施。

山东省碳排放经济效率评价分析

论文依据2005～2009年的山东省17地市碳排放量数据对山东省不同地区的碳排放经济效率进行实证分析,运用OWA算子赋权方法对不同年份进行权重分配,并结TOPSIS评估方法对各地区碳排放经济效率进行了系统的评价。得出结论:东部沿海地区,像东营、烟台、威海、青岛等地的碳排放经济效率普遍高于山东省内陆地区,时间权重修正后的结论与传统上的TOPSIS综合评价结果十分一致,进一步验证了评价的有效性,并根据评价结果对山东省不同地区提高碳排放经济效率提出了一些建议。

御书赏赐的文治气象——宋太宗与唐宋御书政治文化的传承和转型

在宋初文治复兴的语境下,宋太宗不断以御书赏赐来传达崇文的政治理念。其御书赏赐的方式由最初效仿和取法唐代到突破唐代的既有模式,逐步建立自己的风格。在飞白书赏赐时,太宗将"当代"的御书故事与唐代的御书典故对应,这透露出他试图复兴由唐代的御书文化所代表的盛世意象的政治意图;而随着宋太宗与词臣们频繁地进行诗词酬唱,他创造性地用御草书诗赏赐翰林学士和两制词臣,这在后人的追念中成了宋初文治昌盛的象征。此外,宋太宗还选择抄录经史故事和儒家经典这些颇有劝谏意义的内容规鉴和引导群臣,并赏赐御书历子给地方官员不断强化皇权与地方的联系。可以说,宋太宗御书赏赐是宋代文化的一个新旧相兼的政治文化传统。

可信赢得、信任给与和信任博弈

信任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一种和谐力量,也是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将"经济人"市场求利行为与"道德人"理性选择的矛盾互动,渗透在双向互动的信任关系中,通过被信任者的可信、信任者的相信和彼此信任关系的博弈,探讨信任问题及其深层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