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投资目标公司对赌是否已成为“空中楼阁”——兼评《九民纪要》第5条之可履行性

《公司法》第142条规定了公司回购股权的几种特殊情况,这一规定现已成为投资者与目标公司对赌时实际履行的一道鸿沟。从"海富案"到"华工案",法院对于投资人直接与公司对赌的裁判思路一直在变化。2019年11月8日,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统一了裁判思路,肯定了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合同有效性"。但实施相关条款还要考虑"实际可履行性"。《九民纪要》颁布后,从最高院到地方法院均贯彻落实这一裁判思路,在肯定对赌条款"有效性"的同时,因投资目标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不满足《公司法》规定减资的法定条件,不具备"履行性",而驳回投资人请求公司回购股权的诉请。这无疑使得投资人与投资目标公司对赌成为空中楼阁。然而,投资方和投资标的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在签订合同时已达成意思自治,在目标公司未达成对赌约定时却可以通过不配合召开股东会等方式而阻止回购义务履行,有违民法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

对赌协议法律问题研究

对赌协议广泛应用于投资领域,但我国对其法律规制不足,对此可借鉴国外为对赌协议的适用提供法律空间,改善融资环境、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公司并购对赌协议中参与主体的刑事法律风险分析

近年来,对赌协议条款在我国公司并购中得到广泛应用。对赌协议条款设置的初衷是保护并购方的合法利益,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被并购方一味追求获得高估值,对标的公司的未来业绩过度自信,很可能不切实际地对具体业绩目标做出过高的承诺,甚至通过非法手段要求中介机构协助提供便利。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的刑事风险类型主要有受贿罪、失职罪、行贿罪、合同诈骗罪、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提供虚假证明及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等风险。针对这些风险,从司法部门来看,应加大对刑事法律责任的处罚力度;从证券监管部门来看,应当大力宣传对赌协议所暴露的刑事法律风险;从并购参与主体来看,应当树立法律风险意识,重视学习和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对法律的了解程度。研究内容对规范公司并购行为和降低上市公司并购法律风险具有一定理论指导意义。

对赌纠纷裁判路径探究:性质、履行规则与诉讼构造

《九民纪要》确立了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回归到合同理论的判断上、协议的履行依附于公司法规范的二分观点。对赌协议与射幸合同、附条件合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将其性质定位于条款附条件合同更为妥当。对赌条款在诉讼中履行规则的不同进路表明对赌纠纷案件在法律适用中性质认定模糊、裁判标准并未统一。对赌纠纷案件诉讼体系构造较为复杂。对赌纠纷诉讼主体与对赌主体高度吻合;对赌纠纷案由划分混乱,是裁判标准无法获得统一的症结所在;对赌纠纷以合同法规范为请求权基础,尽管其抗辩事由种类繁多,但是均难以为对赌的裁判提供合理支持。

V企业业绩承诺失败成因及对母公司绩效影响

随着并购活动的兴起,业绩承诺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近年来,虽然业绩承诺能够规避企业的并购风险,但失败的例子却屡见不鲜。有些被并购企业在业绩承诺失败后发生拒绝补偿等行为,也表明业绩承诺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文章以X企业对赌并购V企业为例,分析业绩承诺失败的原因,探讨业绩承诺失败后对母公司的影响,并提出建议,以尽量避免发生业绩承诺失败的情况。

商事活动中对赌协议的效力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对赌协议本身是否有效基本不存在争议,但对赌协议的有效对象的认定分为"只与股东对赌有效"和"与公司对赌亦有效"两派观点。前者认为"与公司对赌"违反投资领域风险共担原则,存在不可避免的风险而无效, 后者认为"与公司对赌"体现了商事法律领域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具有积极作用而有效。对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与公司对赌有效"规则,具体实施时须注意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区分具体情形分别对待,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

论战略投资者

2020年的再融资新规中明确了战略投资者的定位与角色,这一界定对于企业各个阶段都是适用的。由此,本文首先基于股东资源视角,分析公司各个成长阶段对战略性资源的不同需求,揭示了“战略投资者”的角色定位。接着,本文以案例方式呈现了战略投资者的行为,即股东资源投入、全面治理参与等,从而诠释了战略投资者概念的具体含义和作用。不仅如此,本文还对权益融资市场中的对赌协议进行反思,建议通过创新金融工具、规范投资行为等方式,引导战略投资者回归其“战略合作伙伴”的基本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