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论乾嘉之际诗人的诗心与诗歌

乾嘉之际是清代历史的 转折期，时世的盛与衰在悄然消长，专制统治的松与紧在 微妙张弛。生活在此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诗人们感受着、承担着时代、社会沧桑暗换所带给他 们的种种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同时以中国士人经千年积淀而成的执著寻找、确立着自己的 人生位置与价值，在不得不平凡的生活中对抗为外力所强加的平庸，并以此塑造了乾嘉之 际的诗歌面貌。

从御选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转变

康熙在《御选古文渊鉴》中提出了"辞义精纯"、"归于古雅"的文章标准,但在实际选评中,更注重文章的经济实用性,注意吸收前人的意见,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乾隆时期的《钦定四书文》、《御选唐宋文醇》以及《皇清文颖》等集,集中体现了清廷"清真雅正"的文章思想,与《古文渊鉴》相比,在规范性的要求上大大加强,体现了清代文化统治的强化。

《岭南群雅》编者刘彬华生平考略

《岭南群雅》的编者刘彬华是广东著名诗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于道光九年(1829)。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举,嘉庆六年(1801)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旋即绝意仕进,先后讲席越华、端溪两书院凡二十余年。喜吟咏,常参与诗坛雅集,可惜其别集《玉壶山房诗文钞》早已亡佚。他还常以乡绅代表的身份热心操办各种善事,曾主持道光《广东通志》总纂及嘉庆《阳春县志》、道光《阳山县志》和《永安县志》等县志的补修纂辑工作,并主编了两部清中叶广东诗歌总集的代表之作《岭南群雅》、《岭南四家诗钞》,推动了广东诗歌的创作及传播。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早期侨批业运营的几个问题——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的记载为中心

吧达维亚华人公馆的档案资料记载了19世纪中叶侨批局出现之前侨批业营运的情况,包括早期水客、经营方式、经营过程的信用保证、侨批纠纷的解决、经营过程中不可预见情况的处理等。在1787年到1846年这段时间里,水客作为一种行业,从事侨批递寄,制度上已经相当成熟。侨批局设立以后,水客在早期侨批业运营过程中建立的制度,诸如发展总分局的网络、收款后出具单据、兼营金融或者商贸业、利用汇水差价和商贸业获得利润等等,几乎都为批局所继承。

明清河南三教堂盛衰的历史考察

三教堂是儒释道三教和合文化思想的载体,是神明奉祀场所。由明到清,三教堂经历了由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转变。在清代前期,三教并重的宗教文化政策推动下,河南三教堂多达590余处,居于全国之首,成为中国宗教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亮点,它以圣像合一、祀孔子于佛寺道观的形式向基层社会渗透,对于民众教化、增强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到乾隆时期,由于这种模式与清政府尊孔思想主张相悖,遂两次下令禁止,使其从发展顶峰跌落下来,但它并没有从此消失,而是禁而不止,持续发酵。它的盛衰嬗变进程,是国家意志与民间信仰之间冲突与调和的缩影,彰显着民间信仰的智慧与生机活力。

清代徽州经学家互动的微观图景——以程瑶田礼学交游为中心

程瑶田是著名的清代礼学家,其交游范围十分广阔,是清中期学界的一个缩影。梳理他与当时其他经学家的交往事迹,可以看到程瑶田的学术本于同门戴震所传授,而并非以往公认的传自江永;又在客居京城时受到有治三礼之学风气的扬州学人的熏沐。通过考察程瑶田的金石之交,可见他的金石学也是为其经学研究服务的,因此金石学并不是程氏的主要研究方向。

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

本文对全清296年历史分作文化演变、文化自信和文化纠结三个板块进行论述。其一,就清朝兴盛衰亡的文化演变做出简要分析和简明阐述;其二,从文化史视野肯定清朝在版图、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历史功绩——阐析盛清时对1400万平方公里版图,尤其是对满、蒙、疆、藏、台地域,实行长期有效稳定巩固的管辖,论析清朝民族与宗教管理的经验与教训,剖析清朝文化政策的成败得失。其三,论述清朝内在的文化纠结,其主要表现是:未对八旗制度进行深入有效的改革,未对满汉权益做出根本性政策调整,未对海洋文化短板给以足够的重视。清朝之结局:于外,败在外敌海上侵入;于内,失在民族关系纠结;于心,衰在制度运转失灵——导致大清帝国的覆亡。清朝历史的殷鉴,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全球化潮流的必然。

嘉庆八、九年间浙江截米案探析

嘉庆八、九年间浙江发生截米案,案件发生的两个原因是徽、浙两地缺米的现实和运米过程中商人的利益之争。同时,在缺米问题的背后,徽商与浙商的竞争与垄断才是案件的本质所在。案件发生后,不同阶层基于自己的立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论乾嘉“访碑”活动与清中期金石学的嬗变

清代乾嘉时期的访碑活动轨迹不同于清初。受到清廷的积极引导,乾嘉时期金石学研究特为兴盛,访碑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这一时期访碑群体大多亦官亦学,因此古碑的保护与利用更为突出、访碑的地域范围和物质范畴更为广阔、访碑活动的相关著录亦远盛前代,这些都为金石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乾嘉时期的访碑活动更加重视“碑”的物质空间及物质形态。这一方面使得清中后期金石学研究超越了单纯的文本考据,从“以金石证经史”扩展至“以金石为史”的层次;一方面使得清中后金石学研究更加注重碑刻的“艺术性”,影响所及至于书画鉴藏,并为乾嘉之后的碑学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准备。由此,艺术鉴赏和艺术史研究被更深层地带入金石学研究的范畴。

雍乾之际的在任守制与政策调整

丁忧官员离任守制本是国家之法令纲常,但这一规定的实施情况会因时因地而有所变化。雍正年间,官员在任守制的情况多有发生;乾隆即位伊始,即针对这种情况发布严禁在任守制的命令。这种政策转变的背后,是雍正帝"移孝作忠"和乾隆帝"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两种理念相互冲突的结果,同时也与雍正年间丁忧官员在任守制情况的泛滥有关。通过在任守制禁令的实施,乾隆帝在整饬吏治、弘扬孝道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展现了乾隆初政的新气象。雍乾之际在任守制政策的不同境遇,为我们展现了雍乾变局新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