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再检讨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初步构建起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实现了证明标准的层次化和多元化。但这一体系仍然较为粗糙,在规范层面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实践应用效果亦不理想。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规范的未来完善,应摒弃“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明确特殊情形下证明标准的降低,同时丰富和细化证明标准体系的层次。在实践层面,应准确把握各证明标准的内涵,避免相互混淆;落实法官心证公开,强化证明标准适用上的说理;同时,应重视程序性事实证明标准的适用。此外,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的缺位现象应尽快改变,以最终实现证明标准立法与司法解释的统一。

运用间接证据定案的排除合理怀疑探析

经过多年理论和实践探索,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和外延已逐渐明确。排除合理怀疑是主观的、综合的,已没有以证据、逻辑和经验法则为根据的怀疑,不是排除对案件基本事实无关的细节怀疑。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不宜区分案件事实,也不宜区分诉讼阶段,而是应区分关键问题和非关键问题以及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仅对定罪事实的关键问题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另外,定罪事实和从重量刑事实有疑点时应秉持疑罪从无原则,从轻量刑事实应秉持疑罪从轻原则。在运用间接证据定案中排除合理怀疑还应包含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标准。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一方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所要达到的真实程度,它有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之分。与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中的"内心确信无疑"不同,中国法确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近年来对这一证明标准作出了较为精细的解释,并将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这一证明标准中来。对普通案件以及死刑案件中所要适用的证明标准作出适当的解读,是证据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正当防卫的证明难题及其破解——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程序向度

正当防卫之司法冷遇,在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影响下似乎逐步走向缓解,为了避免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成为“昙花一现”的实践风潮,需要在正当防卫理论上实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积极对话。近期认定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中,控方均主动承担了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就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样态而言,这的确是更加合理的选择。囿于犯罪论体系的先天不足、主观性事实的证明难度以及对书面证言的依赖,正当防卫之证明绝非易事,需要探索足以长期、有效助力于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证明模式。有效兼顾经验法则与证据规则、指引实体要件之程序推进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即是可能之选择,在正当防卫的证明过程中,需要注重经验法则与“概括”的合理运用,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明而非强求“印证”,并容纳产生合理怀疑的多元化形式。

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明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构建,立法论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实现刑事证明标准,首先要明确刑事证明标准应该以法律真实说为理论基础;其次,证明标准就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最后,关于具体适用问题,一方面需要强调《刑事诉讼法》第53条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指所有的案件事实与量刑事实,而是指定罪事实和从重处罚事实。另一方面则要强调排除合理怀疑旨在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还未完全建立,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外部和内部保障制度。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塑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采客用观证明标准,但目前在理论上和操作上都呈现出诸多困境,通过比较分析,用“法律真实”来界定证明标准的性质比较合适,在此指导之下,并兼顾我国目前的立法、司法实际状况,对证明标准进行了全新表述,将其分为理想的选择——“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现实的选择——“确定无疑”证明标准,理想的证明标准应遵循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兼顾的基本思路,从多角度、多层次、体现诉讼阶段性来构建一个系统化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标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视角下,检察机关在办案中需要转变以往的办案思路,厘清调查核实阶段的诉讼性质,结合环境诉讼的特殊要求,按照“基本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根据办案预期的层级特征,构建“三步递进调查”的办案模式。在调查取证方面采取相应的标准,尤其是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案件,要以审判中心的庭审实质化为目标,实现从法律监督角色到起诉人角色的平衡和过渡,更加有效地保护环境公益。

明知毒品的推定风险与证据证明

事实推定有着诸多弊端,存在造成冤假错案的风险,在刑事诉讼中不应轻易进行事实推定。只有在全案的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已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时,才能认定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明知的。

排除合理怀疑历史由来的研究评述

随着我国新修的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之中,国内学者对排除合理怀疑进行的历史研究日渐增多,并且主要集中在从宗教神学、认识哲学和庭审模式三种视角进行研究。然而这三种视角却并不能完全揭示出排除合理怀疑的独特之处,而陪审团裁判是英美法系司法审判的一大特色,结合英美法系独具特色的陪审团裁判传统来研究排除合理怀疑的发展历史,揭示排除合理怀疑与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的差异不失为一种全新的视角。

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适用研究

《民诉法解释》第109条将五类特殊待证事实的证明标准提高至“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由于对其内涵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司法实践中常存在民事、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混同以及证明标准层次性体现不足的问题。为更好地提升诉讼的效率性与公正性,可以考虑对民事、刑事诉讼证明度标准进行界定,进一步明确民刑证明标准在证明区间内的层次差异。同时,认识到坚持“怀疑”合理性,坚持民刑证明标准相区别,强化案例指导,防范自由裁量权滥用等民事诉讼层次化证明体系的优化路径,对于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未来设计也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语境和路径

"排除合理怀疑"不仅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中也应当拥有一席之地。长久以来,在"客观真实"的影响下,我国三大诉讼法一体采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存在许多问题,行政诉讼应确立包括"排除合理怀疑"在内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但是,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标准绝非易事,僵化的"客观真实"、嵌入性司法、行政诉讼的独特负担以及当前行政法治化的方向都为该标准的适用增添了复杂因素。对此,有必要在探索其适用路径的过程中,确立动态开放的结构,并引入保障基本权利和引导行政运作的思维方式。

刑事审判的道德慰藉功能:起源、演进及式微——评《合理怀疑的起源——刑事审判的神学根基》

惠特曼教授所著《合理怀疑的起源——刑事审判的神学根基》根据丰富的古典文献尤其是中世纪的神学文献,阐明前现代社会的刑事审判具有很强的道德慰藉功能。合理怀疑就是其中之一,它旨在消解裁判者在作出有罪判决时的道德焦虑。惠特曼教授指出,如今"排除合理怀疑"被用于现代社会刑事审判的证明标准必然带来尴尬和令人困惑不解,美国应向欧陆国家学习,建立更适合发现真相的机制,同时主张事实裁判者重温被遗忘的古老信条,将审判视为一份"道德决定",谨慎适用怀疑程序,不仅要保护无辜者不被错误定罪,还要保护有罪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