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势力视角下平台大数据杀熟的价格歧视机理

大数据杀熟问题近年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大数据杀熟治理的政策文件。然而,诸多法规相互交叉、竞合,给监管执行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大数据杀熟愈演愈烈,导致了消费者群体与涉事平台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和治理大数据杀熟,本文深入分析了垄断势力视角下平台大数据杀熟的价格歧视机理。通过分析,揭示了大数据杀熟的经济逻辑为(:1)垄断势力是形成大数据杀熟的源泉(;2)大数据杀熟本质是不公平的高价价格歧视。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大数据杀熟的本质、认识误区和治理思路进行了分析,指出大数据杀熟治理的关键是反垄断和防欺诈。总之,本研究通过对大数据杀熟垄断势力下价格歧视机理的分析,厘清了大数据杀熟与价格歧视和精准营销的区别,从而为正确认识大数据杀熟和有效抑制大数据杀熟提供参考。

平台大数据“杀熟”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路径优化

平台大数据杀熟会对市场其他经营者产生排挤效应、剥削效应、抑制创新,有可能落入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差别待遇行为。然而,大数据“杀熟”面临着“犯众怒而无规制”的状况,尤其表现在差别待遇的违法性构成要件认定困难、监管机构难以突破算法“黑箱”进行规制,以及消费者基于信息劣势难以有效举证等问题,亟待厘清。基于此,当前应首先明确适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要件;其次,构建吹哨人与守门人制度,并利用高科技手段推动反垄断穿透式监管;最后,立足消费者利益视角,建立以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倒置、专门申诉渠道为核心的行为救济机制。

论大数据背景下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由“大数据杀熟”引发的思考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杀熟”给个人生活造成多方面困扰。个人信息自决权是有效规避“杀熟”的手段之一。有别于隐私权,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内涵体现为自主自决,是积极控制之权利,其保护对象是具有可识别性和关联性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自决权是一项具体的人格权,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所承载人格利益的特殊性。传统意义上的具体人格权体系的构造及其内容无法涵盖民事主体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利益。合理设置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规范构造,要从权利义务主体、客体范围、权利义务内容三个方面开展。从比较法角度观察,反省我国创设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必要性,能够实现个人信息全面且高度的保护。此外,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创设在我国已具备现实性、客观性及坚实的法律基础,但明确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的法律地位,仍然是亟待完成的一项时代课题。

大数据“杀熟”如何破?基于政府-消费者协同监管的演化博弈

电商市场频频被披露隐性存在的大数据“杀熟”现象,暴露出电商市场存在平台道德风险问题的隐患。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建立电商平台“杀熟”定价行为及用户消费渠道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惩罚力度对平台道德风险问题的规避具有决定性作用,当政府惩罚力度足够大时,系统稳定于(网络消费,公平定价)的理想情形;但如果政府惩罚力度不足,消费者的公平关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电商平台的定价策略,系统均衡结果将趋向于(网络消费,“杀熟”定价)或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电商市场陷入平台大数据“杀熟”的困境。那么,电商市场应如何破除大数据“杀熟”所造成的信任危机?基于此,建立政府和消费者协同监管机制下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得到:社会收益与监督成本是影响消费者监督策略的关键因素,社会收益与监督成本的差值越大,消费者选择“积极监督”行为的演化速度越快;而且,当政府惩罚力度不足时,消费者监督带来的舆论压力和声誉损失可以有效约束平台的“杀熟”行为,倒逼平台进行“公平定价”。研究结果对电商市场大数据“杀熟”行为监管机制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

大数据时代网络安全保障技术探究

网络安全保障技术是指通过对网络结构、系统、管理等有效介入管理,从而保障数据信息获取、传输和保存安全性的技术,是维护整个网络系统稳定的关键。文章简要阐述大数据时代网络安全的特征,并对目前存在的用户安全意识淡薄、系统漏洞问题、计算机病毒和黑客攻击等网络安全隐患进行说明,重点介绍一些网络安全保障技术。

基于大数据的APT威胁检测方法

在分析APT(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攻击特点及手段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大数据关联技术的APT检测方法。该方法通过分布式采集数据,利用各攻击阶段特征选取元素实现整个攻击链的检测。关注攻击对设备及网络功能的影响,将检测的重心从对攻击的检测转换到对设备及网络各种属性是否正常运作的检测上。同时参考APT攻击在现有网络中发挥作用的步骤及实施方法,构建基于攻击链扩展的多面体检测模型。

论算法个性化定价的解构与规制——祛魅大数据杀熟

算法个性化定价的监管实践与理论分析未能遵循规制对策与问题相匹配的规制原理。该原理要求注意算法个性化定价与算法合谋定价、欺诈定价、歧视定价、个性化推荐的区别。同时基于危害性差异我们也应将算法个性化定价进一步分为三类:超高价格、超低价格和一般价格。超高价格或超低价格场景下的算法个性化定价危害可借助既有的法律框架得以消减。虽然一般价格场景下的算法个性化定价既没有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不会排除或限制竞争,但会从分配不公平和程序不公平两个角度诱发消费者不信任,动摇数字市场经济秩序。政府、经营者和消费者应以信任受损机理为基本遵循,合力共筑消费者信任,以实现创新发展和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动态平衡。

互联网平台数据垄断法律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互联网平台的兴起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海量数据蕴藏的衍生价值更使数据成为了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数据处理的技术门槛、数据寡头跨领域的商业模式以及用户规模产生的网络效应使互联网平台经济天生就带有“垄断基因”。互联网平台的数据竞争行为逐渐背离了传统的价格理论,并产生了新型的居间关系。大型互联网平台利用数据获取和处理的优势地位,在市场中实施强制不兼容、市场挤出、大数据杀熟和用户隐私侵权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并减损了消费者福利,高筑数据壁垒,导致行业创新受阻。对此,应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数据垄断监管体系,推动惩罚性赔偿与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促进数据开放与数据共享,防止数据寡头滥用优势地位,及时规制数据垄断,实现平台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大数据杀熟”行为法律规制问题探究——以胡红芳诉携程案为例

“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本质是电商经营者运用数据信息分析技术进行“一级价格歧视”,以掠夺全部消费者剩余的行为,其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现行法对于“大数据杀熟”行为均有规制,但在法条中存在对“大数据杀熟”行为定性不明、不同法律规范间相互冲突、消费者举证责任难度大以及经营者赔偿力度小等问题,导致该行为在实践中难以得到有效遏制。针对上述法律条文中有关“大数据杀熟”行为具体规定的不足,应该分别从信息收集、用户画像、区别定价三个阶段进行完善。

中国大数据分析研究的特点与潜在机会

随着大数据分析越来越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所重视,对中国场景下大数据分析的研究也非常火热。文章分析了中国大数据分析研究中研究数据、方法、范式、意义和内容等方面的特点。在中国大数据分析的广泛实践与大量应用中,数据开放与共享、大数据“杀熟”现象、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热点问题在实践中变得日益突出,这些都成为值得学者们深入探讨的宝贵研究机会。

从“杀熟”看大数据的法律边界

大数据"杀熟"的现象表面虽然涉嫌价格歧视,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实质上却是网络平台对于用户数据的过度利用所引发的结果。以"杀熟"事件为视角,深入"杀熟"背后的数据收集问题与互联网企业的现行运作模式,发现企业的强制索权、给用户画像等行为严重侵犯了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用户隐私权等。为此,需从立法、技术、企业自身等层面提出应对机制为企业合法合理利用用户数据划定法律边界,让用户的基本权利在波诡云谲的大数据时代得到最坚实的保障。

算法在市场竞争中的应用与法律难题——从大数据杀熟谈起

随着算法在市场中的应用逐渐扩大与深入,算法导致的价格共谋、数据垄断、算法作恶等问题开始渐渐显露,在算法社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法律能发挥多大效用需要继续探讨。

消费者保护视角下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平台经济蓬勃兴起,极大地颠覆了传统的交易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衍生出一些新问题,例如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大数据"杀熟"现象。在电商平台飞速发展与大数据算法日臻成熟的背景下,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浏览记录、偏好等往往成为大数据分析的依据。而传统的法律体系难以进行有效规制,2019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电子商务法》也未对该问题进行充分探索。亟须从明确现有法律的规定和构建多主体的监管两个角度进行完善。

“大数据杀熟”行为政府治理路径探讨

“大数据杀熟”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相对于传统商业“杀熟”行为,“大数据杀熟”行为更隐蔽,消费者维权更艰难。这种利用算法应用技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严重违背商业伦理,不仅关乎消费者个人权益,更会影响公共利益,仅凭市场调节难以纠正,需要通过法律进行救济。政府应在遵循辅助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算法应用技术备案、建立“政府-社会”合作规制等制度,用新制度规制新技术,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治理“大数据杀熟”行为过程中的作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大数据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预警防控机制——以“杀猪盘”诈骗犯罪为例

大数据时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案数量在各类网络犯罪中占首位,尤其是"杀猪盘"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当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预警防控面临着犯罪技术化与警务技术人才匮乏、犯罪多元化与预警防控体系单一、犯罪复杂化与行业监管措施缺位等困境。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警防控机制,从专业化的大数据警务人才培养、多元化预警防控的体系化建设、法律与行业规范的制度化完善三个方面入手,实现事前预警监测、事中紧急处置,重点治理以"杀猪盘"作为典型代表的网络诈骗犯罪。

大数据背景下“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侦查对策研究

现如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杀猪盘”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升级版本,已经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对社会的稳定以及人民的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利用大数据技术扩大情报来源,综合情报信息进行整合分析研判,同时加强信息资源的互联互享,完善侦查合作机制,建立以数据为先导的防范预警机制,实现精准打击和科学预防,遏制“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频发的犯罪势头。

“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从个人信息保护到算法规制

透过“大数据杀熟”的定性之争,可以看出“个人信息数据收集—形成用户个人数字画像—算法区别定价”是“大数据杀熟”的根本逻辑。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杀熟平台的经营者通过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和滥用算法实现“大数据杀熟”。从个人信息保护和算法规制两个角度出发,将“大数据杀熟”划分为收集个人信息的事前阶段、处理个人信息的算法决策阶段和事后阶段,通过事前落实知情同意规则,事中加强个性化推荐设置、明确算法处理时使用的个人信息,事后举证责任倒置、明确“重大影响”和“不合理”的含义以及纳入公益诉讼来完善“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路径。

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近年来,大数据“杀熟”现象屡见不鲜,其本质属于一种经营者出于逐利本性而对交易相对人实施的违背反垄断法的价格歧视行为,亟待用反垄断法进行规制。我国传统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在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时不太适用,使得这一领域的反垄断执法面临挑战,个人诉讼效果也不尽理想。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创新反垄断分析框架,提升大数据“杀熟”领域的反垄断执法水平和个人诉讼效果,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实现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

大数据算法杀熟问题研究与对策分析

快速发展的数字化经济在形成虚实交融、人机交互、智能便捷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亦产生大数据算法杀熟的现象,折射出信息不对称、价格损失难证明、行为主体推诿、法律法规模糊滞后、数据技术应用不规范、技术发展与伦理失衡等问题。对此,可从数据资源、用户及互联网平台三个角度提出对策:辩证审慎地看待大数据算法技术的发展,推动数据应用与权益保护等方案出台;用户提高数据隐私权益意识;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并加强自律和管理。

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协同治理研究——基于电商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三方演化博弈分析

大数据“杀熟”极具隐蔽性,政府单一监管难以奏效,从协同治理视角研究其治理方式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借鉴日常活动理论,分析企业“杀熟”行为。基于演化博弈方法,构建电商平台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三方博弈模型,分析各参与方的策略演化路径以及影响其演化的因素,并进行数值模拟仿真。研究表明:政府积极监管和消费者维权是推进平台正常定价的关键因素;协同治理过程中,通过提高惩罚和赔偿的额度可有效抑制企业“杀熟”定价的动机,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降低维权成本、设立合适的奖励制度提高消费者维权意愿,弥补政府监管不足。